Rising of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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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of Tang Dynasty – The Tang dynasty, with its capital at Chang’an (present-day Xi’an), which at the time was the most populous city in the world,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high point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 golden age of cosmopolitan culture.

说唐之一 八柱国家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多久呢?如果要追溯它的源头,恐怕是再怎么久也不够吧,但是,至少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好象久远得过分了吗?其实不然。
中国的历史,走到东汉的末年,走过动荡的三国,走过短命的西晋,开始是悄悄的,然后是惊人的,忽然滑入近乎毁灭的深渊。
异族入侵,晋室南迁,民族仇杀流出的鲜血灌满了历史的长河。有一个悲伤的片断在我的印象中十分深刻,是一个叫做冉魏的小国。这个国家开国,同时也是亡国的君主冉闵,本是一个汉人,但被胡人石氏收养,石氏在中原建立了胡人的国家后赵,冉闵是后赵的一员大将。后来石氏内乱,冉闵趁机夺得皇帝的尊位,宫廷政变之时,他向都城的国人宣布:凡是支持他的就进城来,反对他的就出城去。一夜之间,所有的汉人全部进城,所有的胡人全部离去。冉闵的手下告诉他:这样就没办法了。于是冉闵下令杀尽胡人。这个命令虽然残酷,却得到了中原汉族的积极响应,大家并不是仅仅听命,而是自发地开始了屠杀。胡人也顽强地杀回来,他们就在中原大地上这样杀个没完。后来,没有过多久,冉魏在胡人的反攻下灭亡了,所有的大臣全部自杀殉国,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其他那个朝代有那么多“有骨气”的臣子。其实他们所有的,应该不是“骨气”,而是“仇恨”和“绝望”啊!
胡人也在彼此残杀。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符坚在这里吞下兵败亡国的苦果。令人感叹的是,符坚并不是一个“昏君”或“暴君”,恰恰相反,他非常能干也十分宽宏。符坚的宰相王猛曾不只一次告戒他当心被他亡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他却认为他的宽大处理会让这些人归顺的。事实却是,在淝水之战最关键的时刻,符坚被这些人“无情”地背叛了。
所以,当强大的鲜卑族进入中原后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期而稳定的朝代北魏而北魏道武帝攻江南的刘宋时,在一次艰巨的攻城战中,他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守城的将领:
攻打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北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西门的是某某族人,攻打东门的是某某族人,总之都不是我们鲜卑人,你就算能全杀光,对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听说尸体一直堆到和城墙一样高,这个城池,依旧没有攻克。
残忍吗?然而这就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真实,可怕的真实。
然后,彼此都杀得连自己都害怕了的汉人和胡人开始了漫长反复而艰难痛苦的融合和和解。
所以那位把外族的尸体堆到城墙一样高的皇帝的孙子,史称孝文帝的,决定迁都洛阳,用最积极的政策,推动鲜卑的汉化。
北魏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唐的皇室就有很浓的鲜卑血统,唐的政策,也有很多是从北魏时开始的,比如,有名的经济政策“均田制”。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成功了,也失败了。
南迁洛阳的鲜卑人成功的汉化,留在北魏旧京城附近的鲜卑人却更加野蛮化,再加上从昔日的高位上衰落下来,形成一股强烈不满、愤怒和极具破坏力的势力。这也就是北魏末年致命的“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毁了北魏,在平叛过程中坐大的两个将军:高欢和宇文泰,一个占据中原洛阳,一个占据关中长安,形成东、西魏,以及,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分别篡位建立北齐、北周。
在“西魏-北周”,两晋南北朝最后一个强大的门阀贵族势力形成了,它是最晚一个、最没有过去的“根基”的一个,同时也是最有活力和最强大的一个,是谓“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西魏有名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这个制度把全国分成十二个军区,每个军区一位“大将军”总领,每两个军区又隶属一位“柱国将军”管辖,六个“柱国将军”加上统领一切的宇文泰和代表西魏皇室的一个亲王,便是关陇集团最上位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
“十二大将军”里有一个汉人,名字叫做杨忠,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杨坚,有一个孙子叫做杨广,如果还不清楚这两个名字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就只好说杨坚是隋文帝,杨广是隋炀帝了。
八柱国里有两个姓李的汉人,一个叫李景,他的重孙子便是李密,瓦岗李密。另外一个李虎,当然,不用说,他的孙子,便是李渊,重孙,就是李世民了。
还有一个应该提一提的人物,独孤信。李虎和杨忠,都曾经是独孤信的手下。独孤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宇文泰的儿子篡掉西魏做了北周皇帝,杨忠的儿子篡掉北周做了隋的皇帝,李虎的儿子么,差一点,他的孙子趁隋丧乱做了唐的皇帝。所以,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全部都被不同的三个朝代北周、隋、唐尊为皇后–也不知道是该让人羡慕,还是该让人感叹。
不过现在要提的,还不是那些有名的人物,而是一个不太有名的人–北周武帝宇文扈。
宇文扈是宇文泰的一个儿子,他的哥哥篡位建立北周后被权臣毒死,他被权臣扶植位傀儡,却用宫廷政变杀死权臣夺回皇位。说到宇文扈的夺位,大概能和后代有名的康熙“媲美”。据记载,宇文扈是一个表面看上去不吭声的老实人,几乎从来不对任何事发表意见,所以才被权臣看中。于是某次他请那位权臣帮他劝太后少喝酒,就在对方毫不怀疑地进宫以后,他和他的弟弟拿出暗藏的匕首刺死权臣,夺得大权。
如果仅仅是一个宫廷斗争的名人,那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提起他。宇文扈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本来处于弱势的北周强大起来,他最终完善了府兵制和胡汉合流的关陇集团的建设,他灭佛兴儒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他一举兼并了本来比北周强大得多的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周武帝英年早逝的话,很多人相信,统一中国的也许就是他而不是隋文帝杨坚了。
所以,周武帝,可以说是隋和唐最近的根。
还不仅于此。
武帝有一个同胞姐姐,这位公主嫁给窦毅为妻,生了一个很美的女儿,据说,是一个从三岁时头发就和身子一样长的美女。子女很少的武帝把这个外甥女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养在皇宫中,他宠爱这个女孩,和这个女孩对他的崇拜成正比。
这个女孩也非常聪慧。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武帝的皇后是突厥人,因为当时北周为了对付北齐,必须拉拢突厥。但武帝不喜欢他的皇后,于是窦家的小女孩对她舅舅说,舅舅应该勉强自己好好对待皇后,能得到突厥稳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统一天下。
后来,武帝早逝,他的帝国被他的亲家杨坚篡夺(杨坚的女儿是武帝的太子的正妻),窦氏这时回到家中,非常激动地说过一段话:如果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一定要为舅舅家里报仇!
这是被迷信的人们当作一种宿命似的故事,因为在这前后,窦家的小姐嫁给了当时的唐国公李渊,据说,窦夫人在她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中,最宠爱的就是次子。
可惜,窦夫人很早就因病逝世,死前她的一个记入史册的故事是劝说她的丈夫把家里养的名马献给隋炀帝,因为炀帝很喜欢马,而且炀帝是不看别人的才能而看别人的马屁功夫给人官做的。李渊当时不肯,后来窦夫人病逝,他有所感悟,照做了,果然得到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官位,从被闲置的状态爬起来,开始掌握一定兵权。
北周的影响就这样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到唐代,归总起来就是府兵制、关陇集团、抑佛尊儒和强盛的国家实力,其中的核心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关陇集团。
需要说明一点,从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而大量的普通小民是非常愚昧的,所以在当时来说,关陇集团以一种贵族集团的形式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够单纯地把这个集团想象成“腐朽的贵族”,它是非常有活力的新兴势力。
和沿袭自东汉的汉族士族及同样年代久远的胡人豪酋不同,关陇集团很“新”。它的第一代,离隋、唐都不远,而这第一代,大部分都有姓氏、血统、家谱极端可疑的微贱出身。因此它有活力。
同时,最激动人心的一点,是这个集团是胡汉合流的。民族矛盾,是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乱世的主要矛盾,造成了非常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残酷,很多人认为甚至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这个矛盾的解决,就是是这个时代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隋、唐两代都出身于关陇集团,不是巧合。北周靠改行周制的名义,以似乎是鲜卑化的外表,实现了鲜卑人实质上的汉化,这个策略是很高明的,而关陇集团里的“汉人”们,以杨、李两家为代表,大家都知道,都是十分可疑的汉人,是至少搀杂了大量鲜卑血统的“汉人”,正如关陇集团里的“胡人”,也是当初北魏的汉化政策下,搀杂了大量汉人血统的“胡人”。这一个过程,是北周宇文父子、北魏孝文帝、怀着“空想”的符坚甚至过去那些残酷彼此屠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
中国历史上两个伟大的时代,汉和唐,它们的一个巨大不同,那就是六国的融合过程主要是在汉时完成,而胡汉合流却是在唐甚至隋以前的北周就完成了。这也是为什么秦、汉时的统一战争,比隋、唐时的统一战争要残酷和困难得多的根本性原因。
北周在思想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最终确立了尊儒抑佛的政治思想。在思想发展上,两晋南北朝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佛教的传入。佛教不仅带来了中国之前思想史上很不发达的宗教思想,也带来了一系列印度思想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如精细的分析方法、心理学、音韵学、雕刻、艺术、医术等等。但同时佛教对中国政治也有很强烈的消极影响,这主要是佛教的宗教思想造成的。佛教宗教思想“低级”的部分,造成了大量“愚昧民众”的迷信活动,这浪费了人民的财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佛教思想“高级”部分,又造成了大量上层知识分子沉迷于一种虚无主义的玄想中,一心只去考虑什么彼岸啦、死后啦、超脱现实生活啦,大大破坏了上层建筑的结构。毕竟,佛教在根本上是一种宗教思想,它的最终目标不是现实生活而是一种所谓的“解脱”,那么,它就注定不能成为一种很好的政治思想,因为政治,是非常现实的东西。而汉族传统的儒家思想,却一开始就是完全从现世出发的,一心为政治服务的。夫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认为敬神敬鬼祭祀葬礼等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总之就是只考虑现世的问题,而把一些比较“虚”的问题搁置。因此儒家才更加适合作为统治的基础。但这一点,在两晋南北朝时是没有认识清楚的,总体而言,北方的政权多陷于迷信活动浪费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南方的政权则陷于“高妙”的空谈玄理而浪费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与北周同时期的南梁,汉族的政权,大量文化水平很高的士族们却把佛教当作国教,把汉族的儒家传统抛弃,并因之亡国。而北周敢于大胆地“灭佛”,把汉族的儒家思想奉为正统,这一点,不仅是有利于胡人汉化,也的确是有利于现实的政治和国家的强大的。北周的这种尊儒抑佛的措施,也的确是被唐朝的皇帝们继承了,终唐一代,一般来说,除了武则天,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他的皇帝(当然包括太宗)都是尊儒抑佛,并为佛教最后在宋朝完全中国化开了路的。
北周的府兵制也非常值得一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义务兵役制。这个制度大致就是这样:全国分若干军区(称为“府”),每个军区里有一批“兵户”,这些人平时都是普通的农民(不过有一定优惠政策,主要是免除赋税和徭役),农闲时在各地进行军事训练,如果遇到打仗的时候,就抽调出来组织成军队。这种军队的好处就是,没有雇佣兵的贪婪和好战,不容易产生骄兵悍将,士兵对国家更忠心,也有一定的“职业水平”,如果他们相信他们参加的战争是“正义”的话,战斗力往往很强。这种兵制正是唐初强大武力的基础,而后来,在武则天的时代,府兵制开始受到破坏,到玄宗李隆基的时候问题就非常严重了,而玄宗没有很好的解决,于是府兵制的破坏成为导致“安史之乱”及以后唐朝衰落的一个重大因素。
另外,北周时沿袭北魏的“均田制”,也是隋、唐初沿用的很重要的经济制度,大体可以理解为把田地分给小农以消除土地兼并的问题(当然实际上消除不了),并恢复发展因为战乱而被破坏的农业生产。
说唐,如果连北周都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没有一点印象的话,连关陇集团的发源都忽略了的话,是很难真正了解唐的历史的。
而中国的历史,在经过了破灭的三百年丧乱以后,便在北周的时候从绝望中走出,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无比灿烂光辉的未来。
沉醉于唐的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不仅仅是沉醉于它本身在历史上难以企及的辉煌,还应该有另外一个更激动我们的事实:当东汉结束的时候,当西晋败亡的时候,当五胡乱华的时候,正象是满清末年中国的境遇一样,黑暗和苦难和绝望似乎是无止境的了。但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唐——
煌煌大唐,如日中天!
我们期待的,也是将来的有一天,挥去近代中国沉重的暗影,再铸辉煌!

说唐之二 开皇大业

甲骨文里,“皇”是太阳神的本字。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晚唐诗人李商隐一句绝叹,成为大唐帝国末世的挽歌,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用太阳来比拟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时代:唐。
开启如中天骄阳的伟大事业,第一个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隋。
中国历史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循环,统一六国的是秦,结束南北朝分裂的是隋,可是,过去的问题都还在它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动荡,并最终毁灭了这两个短命的王朝。只有经过调整以后,汉、唐才享受到它们结出的甘美果实。然而,汉因秦制,唐因隋制,又有谁能忽视秦和隋的伟大呢?
外国人曾经编撰过一部《世界一百名人录》,里面入选的中国人中,有一位正是大隋的开国皇帝文帝杨坚,注意,里面并没有唐朝的皇帝。书的编撰者有他的理由:杨坚是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段政治社会形态的科举制度的创始人,也许他做皇帝并没有李世民成功,但他是先行者和开创者,他更伟大。
我们是不能不承认这位编撰者的话是有道理的。
开皇二十年,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出现了科举制度,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国家强大,对隋文的评价也远比秦的始皇帝要好,甚至一般的意见是,如果他不是选了一个糟得不能再糟的继承人,他也可以算一种“完美帝王”了。当然,另外还是希望他能再有学问一点,再宽宏大量一点,再听得进谏言一点,再不那么“惜仓廪而不惜百姓”一点,再……
隋文是靠篡位起家的。
篡位,这在今天看来是个可笑的名词,是死脑筋的古代人的道德观的产物。曹操本来是个英雄,东汉本来就是一副该死相,凭什么就用“篡位”这样卑污的名义套在他的身上?不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司马氏篡掉曹魏,很多人还是挺瞧不起司马一家子的。南北朝篡乱相继,一个篡一个,也是乱世特有的风景线吧。李氏父子还是隋的重臣呢,凭什么他们就可以不叫“篡位”?难道是后人势利吗?
后人确实“势利”,可也不完全是。
东汉也许真是该死的样子了,可它就是在当时的不少人心目中还没有完全死,曹操以“臣子”的身份取代它,人们总是要说“这是篡位”啊!司马氏更不必说。南北朝的篡乱相继,是残酷而且疯狂的,被人诟病也不希奇。唐无论如何,是等到隋朝确实没有什么指望了以后才兴兵的,这里不能不佩服李渊的忍性,不过是后话,暂不提。
隋文则的确是篡位起家。
杨坚是北周重臣,北周,前章讲到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朝代。北周武帝不用说是很了不起的帝王,但他的儿子周宣帝就不那么争气了。不过,周宣帝没当几年皇帝就得病而死,就算他再怎么不争气和胡闹,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使国家受到伤害,他死的时候,北周依旧是强大而了不起的。只是因为,周宣帝的儿子周静帝年纪太小,是一个只有九岁的小孩,于是作为这个小孩外公的杨坚就借着辅政的机会篡掉了北周,说一个“篡”字也不是随便说的。
何况杨坚甚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
杨氏的地位,全靠杨坚的父亲的战功,而杨坚,在他成为皇帝以前,长期都没有什么作为。如果说杨坚能坐稳皇位是靠的他的本事,至少他坐上皇位靠的是好运气。
“篡乱之易,自古无如隋文者也”。历史学家们共同的感慨,也不是随便感慨的。
这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杨坚的皇位很不稳固。首先,在关陇集团,算起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他父亲也只做到大将军,还不是一顶一的顶级人物。其次,杨坚在成为皇帝以前没什么功勋,只是运气比别人好一些罢了。这么一来,服气杨坚做皇帝的昔日的同僚很少,暗中怀有野心的反而很多。所以隋文在历史上留下的是刻薄猜忌的名声,杀掉的“老朋友”也不少,是不能全怪他的,他不能不猜忌,不能不刻薄,否则,早被人欺负到头上了。也因此,明明出身关陇集团,杨氏父子却一直致力于企图摆脱关陇集团的影响,隋炀后来很多为人诟病的政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结果给政权的稳固性带来很大的伤害。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隋炀之乱,实始于隋文”,也不是没根据的乱说。
其实就是科举制度,也是隋文帝在期望摆脱他的贵族同僚们的愿望下搞起来的。
然则总体来说,隋文是明智而很有能力的,他把平衡做得还不错,虽然在试图摆脱关陇集团,可他也没有走得极端,虽然有些“惜仓廪不惜百姓”,他也没有弄一大堆花样出来造成社会动荡。前章也讲到过,两晋南北朝最主要的矛盾,胡汉之分在北周是被解决了,民族融合已经完成了,所以隋朝无论在统一天下上,还是后来的文治武功上,都没有很大的障碍(这一点比秦幸福多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也造就了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盛世的开端,开皇已成–直到杨广的登基。
杨广一生,的而且确地做了很多“大业”。他也不是个笨蛋而是个极端聪明的人,怎么看他怎么该是个汉武之流的面相,怎么就弄到和秦二世一样的可怜地步了呢?这是某种社会的必然,但也是他个性的必然。
还是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隋炀的时代,虽然可能是有点多余。
杨广,其母独孤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悍的皇后。据说,当杨坚和他父亲的上司的女儿结婚的时候,两人曾一起发誓,除了自己的正妻,杨坚不能和其他任何女子生下小孩。后来杨坚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也曾骄傲地说:以前的君王的儿子们经常为了争夺皇位互相残杀,而他的几个儿子全是一母同胞,肯定会和睦相处–这当然只是个笑话。
独孤皇后在政治上对杨坚影响也不小,当杨坚篡位的时候,她起到了很关键的推动作用,当杨坚成为皇帝治理天下的时候,独孤甚至每天都在朝堂外等候她的丈夫,同时时刻对朝中的大小事务产生影响。杨坚对他这位妻子,应该是很深的感情和很深的畏惧和很深的不满兼具吧!男人,而且是在那个时代的男人,对不能再宠幸别的女人这件事,杨坚是不那么心甘情愿的。于是就有那么一次,皇帝对一个姓尉迟的宫女有了好感,皇后便命人杀死宫女,皇帝大怒,又无可奈何,居然一个人冲出家(宫)门,跑到荒山野外去生闷气,把大臣们吓个半死,做好做歹才把可怜的皇帝大人劝了回来。又有那么一次,文帝的重臣死了发妻,皇帝皇后要给他介绍一个续弦,他推辞了。不久,这位重臣的小妾怀孕,皇后知道后极不快,说了他一大堆坏话。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独孤皇后其实并不是“强悍”,而是“可怜”吧!正是所谓在那个男人主导的世界里,为了维护做为女人的个性和尊严,最后化身为鬼的可怜女子而已。
独孤也有四个儿子,她最喜欢的是诸子中聪明最露的次子杨广。
开皇八年,基本上稳定了国内的文帝发大军南征,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大军主帅,或曰,名义上的主帅,是文帝刚刚年满弱冠的次子杨广。战争进行地十分顺利,割据江南的南陈很快被灭,中国在经过三百年动乱后终于再次统一在一起。杨广于次役中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主帅,但他的表现仍为大家称道,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杨广显然是不满居于他那个看来个性平凡的长兄杨勇之下的,在这次战役中,他得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助力,就是军事才能杰出、深得文帝信任的杨素(杨素正是平南之役真正的主帅)。
照历史书的标准说法,杨广是靠虚伪的表现战胜他的哥哥夺取太子之位。首先,文帝喜欢节俭,独孤皇后则很在乎别人好色不好色。而杨勇生活奢华,和自己的正妻关系很差,却十分宠爱一个小妾。于是杨广故意让家里布置地十分简朴,甚至让琴弦积满灰尘以示其生活朴素。又装做不好女色,和自己的正妻萧氏感情极好的样子。这就很得文帝和独孤的欢心了。其次,杨广对手下也是“假惺惺”地示好,让人认为他是一个很照顾下属,能和手下同甘共苦的主子,比如说,出去打猎,下雨了,见很多人没带雨具,杨广也就不穿戴蓑衣斗笠。杨素全力支持杨广做太子,很带动了一批官员对杨广忠心。最后杨广向他母亲哭诉,说他哥哥要杀他,独孤皇后再转告文帝,终废杨勇而立杨广。
不过这里说一点闲话,杨广和他的正妻萧氏的感情倒确实很好,虽然杨广很好色。萧皇后是一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后,甚至可以用“中国的辛蒂瑞娜(就是灰姑娘啦)”来形容她哦。因为萧皇后,论身份本是南北朝梁的公主,梁是在衰落后自动向隋“皈依”的,因此在隋的地位也不低。而萧皇后,史载因为出生的时间不对,所以从小就被父亲抛弃了,在舅舅家长大。舅舅家很穷,她也就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后来文帝要在萧家这个望族给自己的次子选妃子,按当时的习惯,要萧家的女孩子们来做铜人,谁做成了就选谁。结果没一个人做得成,萧家这才想起还有个女儿在外面。后来当然就是萧皇后被接了回来做成了铜人,成为杨广的妻子–可惜,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从此王子公主在一起快乐生活”的童话啊!
做上太子后过了约两年,独孤皇后病逝。文帝死了老婆,大解放,立刻开始宠爱两个十分年轻的美女,结果就是自己的身体也搞垮掉,在废太子的第四个年头病死。人们相信,文帝死前,杨广露出好色的真面目,向他的年轻的继母之一献殷情,偏偏那位夫人很传统,不但不肯,反而去告了杨广一状。文帝气极,又想反悔了。紧急关头,杨素当机立断,纠集杨广的党人,截下文帝派去传招杨勇的使节,派人包围宫廷,把服侍文帝的宫人赶了出去,不久,就传出了文帝逝世的消息。而杨勇一家也在同一时间被杀光,坐上皇位,杨广再干掉自己的小弟弟,稳固了他的江山。
即位后,杨广做的事就太多了。他整顿了隋的官制,裁汰了大量冗官。他大肆营造洛阳,命名为东都,又修扬州,命名为江都,从此离开长安,十四年的皇帝生涯中,在京城长安待的日子还不到一年。他耀武突厥,四方游幸,排场极其豪华,对地方的供应要求十分苛刻。他决定修造大运河,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他征高丽,试图使当时中国附近这个唯一“不听话”的小国臣服。
所有这一切,最终使隋的基业摇动,人心离乱,天下纷扰。而杨广似乎对任何意见都听不进去,对他的手下大臣也和他父亲一样猜忌。于是,普通的民众起来造反了,高级的官僚也起来造反了,四方本来臣服的外族也蠢蠢欲动了。第一次征高丽,数十万大军大同江口惨败,长白山人王薄做“勿向辽东浪死歌”带动了天下的“群贼”纷起;第二次征高丽,在后方负责后勤的杨素之子杨玄感叛乱,响应之众,若不是杨玄感在战略上犯了个大错误,杨广大概就在辽东回不来了;第三次征高丽,带着后宫三千佳丽游行般同行的隋军被本来臣服的突厥忽然发兵围困于雁门关,好不容易解围回来,杨广拒绝了所有人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切,决定前往江都,长安和洛阳被交给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孙子镇守,因为杨广的太子早逝,他对其他的成年的儿子又十分不信任,不是逼死了,就是在软禁中。
隋朝的气数,到此在当时的人和后代的历史学家看来,是已经完全断绝。
有决定性的一系列背叛发生了,其中包括李氏父子的太原起兵。杨广则在江都醉生梦死,被思乡和日益不满的禁卫军在他最宠幸的大臣宇文兄弟率领造反杀死,包括他的儿子们。萧皇后用几块薄木板装殓了她的丈夫孩子。叛军后来被夏·窦建德所灭,窦建德和突厥交接,把萧皇后和杨广的一个遗腹孙子送到突厥去投靠嫁到突厥的隋义成公主。最后,在唐贞观四年灭东突厥后,六十多岁的萧皇后才得以返回中国。
后世有这样一个观点,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李世民和杨广是同一性质的人。他们都出身最高级的大官僚家族,都是比长兄耀眼聪明比长兄更得母亲宠爱的次子,都少年成名,都以军功起家并靠这个把长兄害死坐上皇位,都多才多艺,都……–唯一的区别就是,杨广在前李世民在后,杨广才是李世民终身最有意义的一个镜子。无论怎么样,每当大臣们提起隋炀帝,本来还在发脾气不肯听意见的李世民就没脾气了。这也是李渊一直不愿意把李世民立为太子的一个很具决定性的因素,李渊不愿意成为第二个隋文帝。
这没错,不过,就算本质是一样的,杨广和李世民也有其他很多的不同点,决定了他们一个是失败者,一个是成功者。
第一,杨广不懂军事,李世民是真正的军事天才。虽然同样以军功起家,但他们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杨广是开皇八年隋灭南陈统一中国的主帅,不过,只是名义上的主帅,实质上的主帅是杨素。而简单的一点,没有任何记载杨广在战场上提供过任何有意义的意见,也没有做出过任何有意义的决定。让他做主帅,那是因为象杨素这样的外人,如果立了统一天下那么大的战功,就问题严重了,因此一定要一个皇帝的儿子来做幌子。并且,南陈也是非常虚弱的,本来当时就是南方不如北方,战斗力根本不能比,再加上南陈也到了腐朽的末日。隋军与其说是在打仗,不如说在行军,哗啦哗啦就开进了江南,完全没有值得叙述的硬仗。而这,就是杨广的军功,想想其实蛮可怜的。这是个很不利的军功,它造成了如此多的错觉,最后造成了最大的不幸。隋文帝和大臣们以为杨广还真有什么战争上的本事,使他能成功解决杨勇成为新皇帝。最糟糕的是杨广自己也以为自己真的很能打,才那么得意洋洋地东征西讨,而事实却是他一点也不能打,把个军事决策弄得乱七八糟。干出种种白痴型的军事错误,诸如以为“只要人多就能胜”而完全忽略了人多后勤就会很紧张的问题,出战象游行居然把后宫美女全都带上,被围困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抱着小儿子傻哭。结果就是,这些不慎重开始的战争,没有取得好的战果,自然就成了对社会安定的大破坏。
相反,李世民是真正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毛(毛泽东哦^^)的《点评二十四史》里有一句话:李世民是最会打仗的皇帝。老毛的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就算治国有错误,老毛的军事水准那是一流的,他能这么说,就有很大的事实真实在里面。中国那么多皇帝,那么多“打天下”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在军事上要顶一个“最”字,可是不容易。其实考察唐初的战争史,李世民的军功是无庸置疑。这些战争,并不是他做幌子由别人代打,而是每一个关键的决定都是李世民自己做出的,甚至在大部分手下不能理解的情况下。最后证明,李世民是正确的,他取得一个个令人惊叹的战绩。而李世民的对手,也都是身经百战,能打能拼硬仗的角色。倒是当时相对软弱的江南,李世民并没有去亲自参与战斗。这些会在后续的章节里详细讲,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李世民确实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所以李世民做皇帝时也到处对外征服,甚至有不利的时候比如征高丽,但一则战胜的时候很多,于是战争反而对政治稳定有利,二则即使不利,也不会伤害太大。
第二,杨广很天真,李世民则有经验得多。
杨广是真的天真,而不象有不少人认为的那样“坏”。看看杨广的一生,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北周最强盛的时候度过的,青年时代,是在他父亲的羽翼下在新兴而强大的隋朝度过的,他看到的,只有成功,很少失败。他接触到的,是他们这么一批精英集团无往不胜的神话,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其实他们很脆弱,在真正愤怒的普通百姓面前。对杨广而言,他既然从来没有见识到过广大普通百姓的力量,他也就仅仅把那些人当作一群愚昧的“蚁民”而已。如果说杨广体验到了什么威胁感受到了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大臣们是不可以信任的”。他亲眼看到父亲凭运气欺负北周的孤儿寡妇登上了皇位,也亲眼看到父亲对昔日的同僚充满猜忌和怀疑,同时那些人也暗暗不服气他的父亲。于是这又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杨广听不进去臣子的意见,认为“人臣会来进谏,不过是沽名掉誉罢了”,这何其天真!杨广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营造东都洛阳,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政治上关陇集团的影响。这正使当时最有活力和力量的关陇集团开始密谋推翻隋朝,本来因为隋朝统一全国和强大,忠诚心是大大加强了的。第二次征高丽,杨玄感在东都洛阳背叛,叛乱平定后回到洛阳,杨广说了一句话“人民太多就要造反,应该多杀几个”,这被看作是残忍,但还不如说是他天真。当杨广说“人太多了”的时候,他想的,并不是大家认为的“普通民众”,而是那些“不可靠的大臣们”,杨玄感叛乱,只不过增强了他对大臣的不信任感而已。他是看不到下面的民众的。
其实杨广的“天真”,在他父亲身上也有所体现。史论隋文“惜仓廪而不惜百姓”,隋文也有忽视普通的“愚民”的倾向,虽然他搞的科举制最终消除了门阀贵族的统治。只不过,隋文老辣得多,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看到了西魏北周建立的种种,还能做得比较明智。
这一点,李世民当然看得更清楚。他最清楚的就是,隋朝亡了,关陇集团仍旧那么有活力,隋的兵士仍旧那么善战(并不象后代因为“文逸武嬉”亡国),隋的国库仍旧那么充实,可是隋依旧亡了,亡得很悲惨。所以,他很清醒地看到统治集团原来是如此脆弱,很清楚地看到致柔的“水”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这一个清醒的认识,当然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而且李世民也就能知道,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全能,实际上是差得远,隋文和隋炀都不喜欢谏言,而唐高和唐宗都不会忽视大臣的意见。当然,李渊没有李世民那么积极鼓励和争求大臣的意见。
另外还有一件事,前一点中李世民的军事天才对他能听谏言也有好的作用。他是真的能打,因此他也不象隋文隋炀那么害怕自己的大臣,后面会详细讲,在初唐的政治里,包括象李靖那么有名的名将,也无法想象他能在战场上夺取李世民的皇位。这里只提一个细节,史载,李世民在刚刚登基的时候,见大臣们都不敢说话,他问魏征为什么,魏征说“陛下让大家害怕”。原来是因为李世民的样子太“英武”,所以大臣们见了他除了磕头承旨外,哼都不敢多哼两声。结果李世民只好努力展开“微笑攻势”,让大家不要怕他。其实看唐朝流传下来的图画的话,李世民的外表还不如他老子李渊威风,倒有点男生女相的感觉(不要误会,不是长得娘娘腔,男生女相是福相哦,比如象老毛,就是相书里说的典型的有男生女相的特质。总之五官和面相是比较柔和的)。只不过,大部分大臣都是曾经随他出征过,他也保留了很强的军事统帅的气质,而他在战场是近似于神话的存在,这就养成了大臣们在他面前只有低头的份儿,包括本身也是名将的诸位。只有魏征这种少有的干老头,才敢顶他顶到底,而魏征这种人,却是不可能造反的。
第三,杨广没有毅力,李世民却是够忍。
记不清是谁了,好象是清朝某人,好象就是康熙还是乾隆?还是其他哪个历史学家?给李世民个性的评价是两个字:“忍酷”。
真是精彩的评价。
杨广其实也够“酷”,“残酷”的“酷”。他们两个一样,都毫不犹豫地杀了自己的同胞亲兄弟抢来皇位,一个有重大杀父嫌疑,一个逼父退位,在认为子女不适合做继承人时或妨碍到自己的政局时都毫不手软的废和囚。真的是够“酷”,“残酷”的“酷”。
可是,李世民还有另一个特性杨广就没有了,那就是“忍”。
杨广的早期生活很顺利,他一点辛苦不用,白白捡个大军功。和哥哥争位,大臣帮他,母亲帮他,父亲也很轻易就转移了心意把太子之位给了他。虽说最后隋文反悔,不过没关系,也没有花什么力气就解决了,杨素帮他把一切安排地好好的。这么轻松当上皇帝,杨广一则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二则也不知道挫折为何物。于是,当他把好事坏事都搞砸了以后,要自己去面对重大的挫折和责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是典型的“太幸福的孩子长不大”的例子。最后一次征高丽,杨广带了后宫三千佳丽张扬而行,却在雁门关被本来已经归顺的突厥突然发兵围困,好不容易,四方发兵来救了他们的皇帝,突厥也上当撤围。回到洛阳,当时很多人认为时局还是可以拯救的。虽然皇帝被围困,好歹大家都还愿意来救他,说明总体上大家还是愿意忠于隋朝的。就是李世民,后来那么积极劝他父亲造反的,当时他却是很积极地参加营救杨广的军队呢。只要人心没失,隋朝官员也有能力,兵也有战力,国库也充实,怎么会没办法收拾嘛!所以很多人建议杨广返回他做皇帝后几乎没回去过的长安,收拾起关陇人众的忠心,凭强兵富国,自然天下也就渐渐安静了,四方也就渐渐重新臣服了。而让史学家跌破眼镜,很多人认为难以想象的是,杨广在这时候却完全丧失了斗志,什么都不管,一个劲儿任性地去了并不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江都,把大好基业一股脑儿扔在身后,于是隋朝就只有等着灭亡了。有些看法是,在这时候,杨广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对他的大臣和他出身的关陇集团的不信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他在这一刻的松劲是太没有道理了。这个个性缺陷,对杨广也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句话,他还没有长大,不论他当时是否有五十多岁的年纪,而让一个小孩子来承担一个国家的重任,是太重。
至少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李世民的身上,也还有很强烈的不成熟的孩子气,不过他个性很好强,不服输这一点似乎已经养成了。不达目的不罢休,太原的故事很有说服力。另外,再提供一个细节:在进军长安的路上,唐军在一个叫张难堡的地方被阻拦,碰上下了好久雨无发进军,而另一方面也有流言说突厥破坏协定要进攻唐军老巢太原。大家都建议李渊先退兵,李世民却认为士气可鼓不可泄,遇到困难要咬着牙顶过去而不是退缩,所以反对退兵。本来这就很能说明李世民的个性的,不过他做的更绝。因为李渊耳朵根子比较软,被大家说说说就决定了退兵。等李世民知道的时候,军队已经开始往回走。李世民去找李建成,说服他同意李世民的意见。李建成同意了,但很能分清他们两兄弟的不同的,是李建成认为军令已下,无可挽回,也只好从众了。李世民却不管,最后终于一个人跑到他老爹哪儿去,不准他进去,他就在他老爹帐外大哭,非把李渊从床上吵起来听他说,最后还是把李渊给劝住了。当然,最后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在战场上,正因为李世民是真的自己在打艰苦的战争,软弱和松劲可不行,那只有往死路上走了。在权力争斗中,李世民也很不顺,他老子也很能吸取历史教训,其实是认死理了绝不把皇位传给他的,李建成也不是省油的灯。没毅力,不够忍光有酷,李世民早被干掉了。唐初武德(高祖的年号是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从个人亲情方面来说,对李世民是很糟糕的经历,但从培养一个皇帝的角度而言,却又有着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杨广的个性是孩子般的任性的话,那么,李世民的个性就是真正的“坚毅”。因此,李世民可以放弃自己的地位和脾气来听取大臣的反对意见,杨广在这点是十分固执已见的。而反过来,当困难来临,李世民可以坚持到底,杨广就会被困难打垮。
例子还是征高丽,当杨广在征高丽上失败了以后,他的令人失望的表现已经在前面说了。李世民也在晚年亲征高丽,并且同样受到挫折,可他的表现是完全不同,尽管当时也是他生命快要走到尽头,被人们认为“已经开始变昏庸”的时候。可是他做了三件事:一是坚持和退回来的士卒一样破衣敝裳,一直到回到长安才换了身上那件已经破得全是洞洞的皇袍;二是把俘虏的高丽人全部释放,让他们平安返回故乡;三是立刻改变战略,选用了当初大臣们建议的正确的方法,而这样,才能在他死了以后没多久,终于完成灭高丽的任务。高下可见啊!在这个时候,其实李世民一点也没有丧失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判断力和理智的。
杨广仍旧是个非常值得叙述的对象,不仅在他和李世民的比较中。
现在有一个倾向,我喜欢叫它“历史翻案风”,就是把过去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这其实也确实有助于我们来理解历史,比如提到隋炀帝,要承认他的“大业(大业,炀帝的年号)”并不是吹牛皮,他确实做了很多真正有用的事。
比如,裁汰冗官;比如,兴建洛阳;比如,试图削弱门阀贵族的势力;比如,修大运河;比如,耀武突厥;比如,征高丽。
裁汰冗官不用说,洛阳对唐朝也很重要,门阀贵族容易腐朽是肯定的,修大运河“利在千秋”,唐最终还不是要灭突厥、征高丽(注意,当时那个高丽的国土主要在现在中国东北境内,而不是朝鲜半岛上)。
不过,能把这么多有用的事都做到变成对国家的危害,小杨还真不是普通的“坏皇帝”。这也是,有社会必然的原因,也不排除他个人个性的缺陷的重要作用,不过也可以说小杨的个性缺陷也是社会造成的呢。
一切的好处、经验和成果,最后落给了李世民。我们也不必否认吧,任何人都是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才能继续往上的啊!
有的时候想,如果,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如果小杨的个性上的缺陷少一点,他更明智一点,更坚毅一点,又会有怎样一个历史呢?这样的话,我们知道的李世民,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李世民呢?或者,最大的可能就是一个和李靖那样的人齐名的“名将”吧!

说唐之三 末座少年

还在隋炀治世的一天,隋唐之际有名的预言家李淳风(预言武则天会做女皇帝的那个)出现在隋的东都洛阳。一时间访者如潮,在无数想知道自己未来的拜访者中,有三个人被记在了史册中。
这三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是结伴一起来找李淳风的,他们的名字如下:王珪、韦挺、杜淹。
李淳风笑着告诉他们:你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将来你们也会因为同一件事一起倒霉,不过没关系,因为最后你们又会一起位极人臣。
约十年后,他们果然因为同一件事而遭到流放的命运,虽然在这件事上,他们分别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在一起悲悲戚戚被押解上路的时刻,忽然,有人送来了五百两黄金,被赠送的对象,是和王珪、韦挺立场相反的杜淹……
李淳风的话,究竟是不是真有,或者他们三人在当时是不是相信,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倒是觉得三人中的王珪胆子可真不小,居然就那么大模大样地在朝廷的重心地带晃悠,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身份,可是正被通缉的要犯。
王珪的父亲,曾是隋文帝小儿子汉王杨谅的手下。文帝死后,杨谅不服他的二哥杨广登基,起兵造反,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于是王珪的父亲跟着一起倒霉,他是死掉了,王珪则从此成为通缉犯,亡命南山。
好在王珪这个人朋友很多,其中不乏有势力的,也不乏所谓“江湖上的朋友”,他在号为“长安大侠”的某人的主要帮助下,一点儿也不危险地在山中住着。后来,追捕的命令也慢慢松懈了,王珪更是无顾及地经常跑出山来瞎逛。毕竟,他最喜欢的,就是和一大群“朋友”交游。
韦挺、杜淹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
为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忙,也为了遵从母亲“你成天在外面交游,也把你的朋友们带回家来看看啊”的话,有一天,王珪请了很多人到他家做客。有个小插曲是当时王珪没什么钱,因为流亡了那么久,结果为了请这些朋友,他的妻子把蓄了很久的头发剪下来换钱。
朋友们来了,在这些彼此或熟悉或陌生的朋友中,有后来非常有名的初唐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王珪的母亲显然对他最要好的朋友的评价不如对这两位的评价高,当她见识到房、杜两位的风度学识后,非常开心地说“我的儿子有这样的朋友,他的未来就不用操心了”。而这一刻,王珪却发现他的妻子在注意其他的地方,他顺着妻子视线看去,看到的是末座最年轻的一个少年人。妻子说了一句很“过分”的话:
这里所有人的富贵,将来都在那少年身上。
这些话,在很久很久以后,被王家的后人告诉了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圣杜甫,并被记载在杜工部不朽的“诗史”中。
当时的王珪是感到哑然吧。妻子的话太可笑了,就是母亲的见识,应该没什么了不起才对,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几年过去,本来以为强盛无比的大隋竟然倒下了,努力在新朝谋求一席之地的王珪再一次见到了被他母亲看重的房、杜,更见到了被他妻子过誉的末座少年。这年刚刚满二十岁的少年已不会再坐末座,因为少年已以新帝次子的身份,成为地位远远凌驾他们之上的秦王,秦王李世民。房、杜也成了秦王府重要的幕僚。王珪却没有太在意这个变化,他更愿意和自己最好的朋友韦挺一起投靠更在秦王之上的人物–太子李建成。韦挺,和李建成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友。
这时候,杜淹还在洛阳,在与唐敌对的王世充手下任职。
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还是一对“好兄弟”。

李渊在七岁上死了父亲,他的母亲之前生的几个男孩相继夭折,他作为他父亲唯一活着的儿子,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和李氏家族族长的位置。
李渊的母亲,和有名的独孤皇后是亲姐妹。大概独孤家的女孩子都是那么地个性强,李渊的母亲也是以严格得严厉的个性闻名。而李渊,总起来看,还是算被教导成才了。
十七岁时,李渊那位伟大的姨夫成了不名誉的篡位者和极名誉的皇帝。李渊立刻以皇帝近亲的身份被选入宫廷成为侍卫。同时,他却又迎娶了应该是对新朝怀有不满甚至可以说仇恨的窦家小姐。
想来,以窦小姐的有名的“聪慧”,这种不满是不会表露出来的。而另一方面,窦小姐是极富盛名的美女和聪明女孩,是众多贵族公子追求的对象。她的父母因此立了个规矩,在一扇屏风的背后画两只孔雀,让人从正面射箭,如果能射中背后的孔雀眼睛,就是他们窦家的女婿。不用说,嘿咻嘿咻跑来射中了孔雀眼睛的人正是李渊。
李渊也是有名的“好色”的皇帝,这一点在他的美丽妻子在世的时候,看来到是很收敛,在做上皇帝以前,李渊一共有八个孩子,其中倒有五个是正妻窦夫人所生。
头两个是女儿,都是妾室生的,除了一个封号和一个丈夫的名讳,对这两位公主,所知实在太少。
开皇八年,正是隋文发军南怔的那一年,李渊也加入到南征的队伍中。和小说言家所形容的不同,其时也不过二十多岁的李渊只是个地位不高的中层军官,什么杨广派人来找亡陈美女孔贵妃时李渊居然敢违抗他的命令杀了孔氏的故事,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只是后来无聊的文人乱掰野史罢了。当然,尽管地位没那么高,李渊的雄心还是很强的。在同一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他为这个未来拥有悲剧性的命运的长子起的名字是“建成”。就是建功成业的“建成”啊!
然则李渊并没有在南征的战争中建成多大的功业,一方面是这一战役本来就没大什么大仗,另一方面就是隋文帝的心结问题。
前章已经讲述过隋文对原属关陇集团的旧同僚们始终戒心很重的原因,李渊也是关陇集团中顶级世家的族长。于是,尽管他是隋文帝宠爱的外甥,可就是得不到重要的职位。如果说作隋文外甥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隋文平白无故杀了不少关陇集团的贵族,却不忍心杀这个外甥。至于其他就说不上了,因此除了最后李渊在隋室丧乱中谋得比较有实权的职位外,之前,他一直都在四品的外任官上打转,处于不上不下的清闲位置。
隋文杀了很多旧日的同僚,隋炀对大臣的猜忌心更重,李渊不是个笨人,他对这些危险很清楚,故而年轻时代的雄心很快就消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隐藏起来了。喝酒,玩乐,对任何重大的政事不发表意见,李渊就是这么度过了他的青年和中年时代。
但是把李渊当作一个“庸才”是错误的,实际上,在他心里,并没有一刻放弃过年轻时代的理想吧,甚至诸如“姨夫可以做到的,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这样的心思,也未必不在他心里闪现过。窦夫人其实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怂恿她的丈夫保持雄心,或者说,野心。这和她是周武帝外甥女的身份有关,也和她高傲的性格里绝不能忍受一个真正碌碌无为的丈夫的骄傲有关。不过李渊谨慎得有时候太过的个性也就这么养成了,何况他也很清楚看到,随随便便篡位的话,就注定要象他的姨夫杨坚及表兄弟杨广那样和大臣的关系紧张,是非常危险的。
豪富但压抑的生活中,窦夫人给李渊生下第三个女儿,有名的“娘子军”之平阳昭公主。然则,如果看史书的话,是没有记载平阳公主的年龄和出生时间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平阳公主的排行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根据李氏兄弟的年龄差别,即李建成和李世民相差十岁,李世民和李玄霸同年,和李元吉差不到两岁,这样推断,平阳公主最大的可能就是李建成的妹妹,李世民的姐姐。自然也有人拿史书上的模糊做文章,把平阳公主设定为李世民的妹妹,不过这样的可能性确实要小很多。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也是个名人,他在隋朝是个大闲人。本来柴绍也不是没官职,他是太子千牛(也就是东宫侍卫的意思),可是隋炀帝的太子很早就死了,又没有立别的太子,柴绍也就清闲无比了。
按史书记载,开皇十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李渊最著名的儿子,也是他第二个儿子,后世被尊称为唐太宗的李世民,在本章开头的那位“末座少年”生于李家的武功县别馆,大约是在李渊转任的道路上。迷信的说法是,那天有两条“龙”(注意,古人说龙,实际上说的是蛇)在产房外游过,这被认作吉兆,也成为李世民童年少年时代被父母宠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史学家们却为李世民的出生时间困扰,本来这似乎是确定而没有疑问的。问题是李世民下面的弟弟,李渊的第三个儿子李玄霸,这个早夭的孩子,他的年龄推算回去,竟然也是开皇十八年!即使窦夫人在生下李世民以后两个月内在怀孕并在同一年生下李玄霸的话,无疑李世民的生日也必须在年首而非是十二月的年尾。难道是史书记载错误?很多历史学家是这样相信的,然而–
如果,我是说如果,还有另一个可能啊,那就是李世民和李玄霸是双生子诶!
中国的史书,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缘故,从来不正面直书有关孪生的问题,但确实有孪生子在历史的重要位置出现的,比如北齐高欢就确实有两个孪生的皇子,但史书从来不说他们究竟是谁和谁。
当然这已经是有点小说家的戏剧化的幻想了,实情是,就算李世民有孪生兄弟有如何。其实孪生也不过是很平常很正常的现象,以及孪生也并不等于两个人会相象,如果不是同卵孪生的话。还有,李玄霸一生下来身体就很差,在十六岁上就死了,对唐初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若说有一点影子,那就是唐朝建立后,在追封李玄霸王位时,李渊特意安排把李世民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已死的李玄霸作继承人。另外,比较有悲剧意味的,是大概正因为李玄霸生下来身体差,才有一个那么“威风”的名字,是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强壮起来的祝福吧,而这祝福却是很悲伤地无法实现。
然而,如果真的要说李氏兄弟中谁最符合现代传奇的套路的话,不是李世民,也不是李建成,当然更不是李玄霸,而是李渊的第四个儿子,那位有名的“大坏蛋”李元吉!
不知道为什么,李渊外貌威猛,窦夫人更是绝世美女,但他们的第四个儿子,却是一个据说生下来“面恶”的婴儿。好象那种丑陋的模样是不吉利的吧,窦夫人是一个个性非常骄傲的女性,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有这样重大的缺陷,虽然这完全不是这个无辜婴儿的错。窦夫人不肯养育她的小儿子,一个名字叫做陈善意的丫鬟把被抛弃的婴儿偷偷抚养起来,而后来还是得到了李渊的承认。这个不幸的孩子有了名字,李元吉。难道不觉得这个名字和李玄霸一样,都在以一个好名字试图冲淡实质上的不幸吗?
从后来的故事可以看出,李元吉其实非常骁勇,力气也很大,如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世民也以武功和力量不错出名的,被他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只有那位名为尉迟恭的猛将才能制住李元吉。
这让人不禁想起来那个很有名关于唐朝的传奇故事《说唐》,里面李氏兄弟的传奇人物李元霸,所谓的天生神力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第一条好汉”。他就是四子,生下来因为长得太丑,差点儿被李渊给砍了,幸好有祖母独孤老夫人救他。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的名字是李“元霸”,显然是偷的本来的三子李“玄霸”,而且他也是李世民的好兄弟,而非真正的李元吉那样,是李世民的死对头。
人和人不同,即使是同胞亲兄弟,就连为什么取名都不同。李世民的名字,也许要比他两个弟弟都还取得晚些。历史书上是这么说了一个很有迷信色彩的故事:因为窦夫人最宠次子,就总觉得不能随随便便起个名字了事,于是很长一段时间,李家的二公子没有正式的名字。到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白衣人来到李渊的官邸,把李渊奉承一番,说李渊是“贵人”,又说其有“贵子”。李渊便让他到后院看自己的次子,白衣人见到李家二公子后,连说这个小孩不简单,将来可以济世救民。李渊很吓,因为“济世救民”是有点皇帝式的事业,不是普通人可以干的,他想杀了白衣人灭口,谁知白衣人就那么不见了。李渊又觉得这个说法很吉利,或者是窦夫人非常喜欢这个说法,终于,他们给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取了“世民”这个名字。
这个故事被不迷信的今人以半真半假来处理。“济世救民”,可能真是窦夫人心中的一种期待,她在花了很长时间偶然想到这个名字以后,其中的期许是很重的。至于白衣人什么的,特别是忽然不见了之类,应该是吹牛的成分比较多。只有愚夫愚妇或小说家会真的感兴趣罢了。
当然,还是小说家的癖好作怪,想想被母亲宠爱的李世民,和被母亲抛弃的李元吉,他们彼此特别特别地看不顺眼的情形,比如在玄武门之变以前,长孙无忌和尉迟恭劝李世民的话就是“现在不是李建成的问题,而是李元吉会在害死你以后成为皇太弟,他还会接着再害死李建成自己做皇帝”,于是李世民大怒说“怎么能让这个小子得逞”。看吧看吧,真是现代很典型的肥皂剧题材呢!只是,一般肥皂剧应该是在道义上占了上风、也就是被母亲抛弃的那个成为主角,在不幸的人生里得到磨练,能够刻苦用功,最后在事业生活感情道德等等等等上超过被母亲宠坏的另一个反角。
历史,毕竟不是肥皂剧。
窦夫人的宠爱,应该注意到,不是所谓的“溺爱”的那种。其实,很骄傲很聪慧的她,大概是无法忍受自己教出一个二世祖才对。李世民从小受的教导,应该还是严格的。据说,李世民在书法上的造诣以及他对书法的强烈兴趣,就和他母亲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实际上,个性也是非常相似的一对母子吧。说来,窦夫人并不是那种标准的“好女人”,也是有相当冷酷的时候呢,但是确实又是聪明和能力出众。
从现存的零星记载来看,在当时,李家的兄弟们的活动应该主要是这样的:
李渊一直在外面到处转辗做官,他的儿子就分成了“在家”和“跟在身边”两种。
李建成是长子,主要留在老家主持家中事务和侍奉祖母,而史栽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交游广阔,和“博奕任侠之辈”颇多交往,仔细想想,应该是优点才对。不过既然是长子,又比弟弟们年长很多,李建成谨慎和不太活泼也是必然。再加上在外面历练的时候相对少得多,做上太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显得能力不强也不奇怪。
李玄霸身体不好,应该也不会到处跑,生活就是养病,不过听说在书法围棋上也颇有造诣,可惜就是死得太早了。
李元吉看来也是主要留在老家,他年纪小未必是主要的理由,不过从他的经历来看,是不太适合跟着他父亲游宦,更不提窦夫人(她似乎应该是一直跟在李渊身边)也不想见到他。史书上是说他从小个性就“猜鸷”,是有点“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味道吧,可也许也有一定的真实,因为他的童年看来算不上幸福。不幸的孩子脾气怪也是常有的。
呀,差点儿忘了。李渊还有一个儿子,只是不是窦夫人生的,而是妾万氏所生,是他的第五个儿子,本叫李稚诠,后来改叫李智云。是个几乎没有记载的小孩,死得也很早,也就是他的死,略有可说,后面会提到。
至于李世民,既然是时代主角和故事主角,那么记载相应就多一些。
取名事件以后,第一个有关的记录是个孤立的事件,就是李世民九岁的时候,好象得过一场重病,差一点儿死掉。李渊在一个寺院里祈福,就是诸如“如果能让我儿子活下来,我就捐多少多少钱重塑金身”一类。后来李世民病好以后,李渊确实造了一座佛像还愿,并刻石记载塑像的原因,那个碑流传了下来,所以这个记载也就流传了下来。这里比较值得玩味的是,李渊和李世民,骨子里其实是要抑佛的。但他们也不会象当初周武帝那样“灭佛”,而且,隋文帝是在尼姑庵长大,即位后改变武帝的政策大肆崇佛,对李渊和李世民也同样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李世民后来会接见玄奘并给他翻译经书的便利,尽管他的总体政策是抑佛尊儒。
接下来有前章提到过的,杨广在雁门关被围困时,李世民参加了前去营救的队伍,以及,后来在他父亲讨伐“盗贼”的战斗中参加战斗有所战绩的事。这里就要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因为所有有关的资料都不在手边,我这里完全凭记忆来写,年代若有失误处请原谅(不过应该没有记错)。
隋大业十年,皇帝杨广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和民间的怨声载道,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征高丽之役。这一次,杨广和以前两次一样,组织了近似游行队伍的华丽军团,甚至带上了他的后宫佳丽同行。本来在隋文之世已经被隋分裂并臣服于隋的东突厥心怀异志,尽管隋的宗室女子义成公主是突厥的可汗敦。当隋军走到雁门关附近,突厥大军忽然出现,把隋军逼入雁门关城内,并进而包围了雁门关。本质上并不会打仗的皇帝十分惊慌,抱着自己的幼子痛哭,在随驾大臣们的劝说下,皇帝采取了四个措施:一,宣布远征高丽的行动取消,并许诺不再远征;二,以重赏鼓励雁门关将士死守;三,利用雁门关外的河流漂出檄文,令天下兵马至雁门关救援;四,派人混出去,送信给义成公主,让她想办法骗突厥可汗退兵。
这些计策奏效了。而在四方云集的援军中,有一支由留守长安的云定兴将军(此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佞臣)率领的队伍里,有一位十六岁(虚岁十七岁)的少年,也就是李世民了。史书里说,云定兴的仓促集结起来的军队不多,李世民便向他建议,多设旌旗多张响鼓骗突厥人,做出一副大军到来的样子,这应该有一定作用。而且后世分析,李渊也曾经有一次,在边境上和突厥作战,手下的兵少,他也是虚张声势吓唬人,所以可以说是“家学渊博”。
值得一提的,是率领另一支援军的首领,此人姓王名世充,对唐初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他应该不陌生吧。王世充在前来救援的途中天天痛哭流涕,睡在草堆而不是床铺上表示他对皇帝的忠心。当突厥兵退后,皇帝反悔了,没有把曾经许诺的赏赐给死守和救援的将士们,但仍然大大赏赐了王世充,并因此对其信任有加,在最后决定去江都时把东都的军事大权交给了王世充。
无论李世民是否真的在雁门关一役中有所贡献,反正他肯定是没有得到赏赐的。看来这以后他就去了当时在做山西河东慰抚大使的父亲身边。之后,李渊在大业十三年成为太原留守,和号“厉山飞”的“盗贼”作战,“盗贼”的声势很大,不过终究还只是一群没有组织性的乌合之众,在开始的不利以后,李氏父子就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史书的说法是,刚开始,李渊以数千人与数万“盗贼”交战,暂时被包围,李世民即率领包括李家家奴(可以想象,在一个号称军事贵族的家庭里,家奴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军事方法来训练的)的一小队人冲进包围圈,“盗贼”们混乱了,两父子趁机一起发动攻势,剿灭了这股敌人。自然,真正的问题是,在当时,“盗贼”是剿也剿不完的。这里个人认为倒也不必用“镇压农民起义”这样的大义名分来过分苛责李氏父子,因为实在难以想象,以他们的立场,会在当时不遵从皇帝的命令来“剿匪”。实则隋末好些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都在另一个方面,恰恰是有名的清官和能吏,相反,确实有不少的“盗贼”并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当然也不能苛责他们)而带有盲目的破坏性。
至于篇首那个故事,因为老杜是有名的做事严谨的人,他记下的故事应该还是有一定真实性,所以也把它写了下来,只是不清楚发生的具体时间。
可以看出一点,李世民有很多时候是跟随李渊游宦。比如说他在四岁上得名,当时李渊就在做某州的刺史,而他就在李渊身边。九岁生病事件的碑文,也是在李渊另一个任职的州里发现的。当然更不用说,不跟在李渊身边,李世民不可能参加李渊讨伐“盗贼”的战斗。还有有名的太原起兵,李渊的家眷,包括建成几兄弟都在老家,而李世民却是唯一跟在他身边的亲人。
实际上,有很多人相信,至少在李世民势力逐渐坐大以前,李渊对李世民的感情比对李建成深。人都说“生恩不如养恩”,象李世民是李渊看着长大的,而长年在外游宦的他,不可能有太多时候直接抚育留在老家祖母身边的其他几个儿子。于是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产生:
支持李世民反对李渊、李建成的一派认为,李渊本来是更喜欢李世民,把建成立为太子是因为封建制度的关系。当李世民立了很多战功以后,李建成却很糊涂无能,于是李渊起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可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却靠讨好后宫嫔妃及得宠的佞臣迷惑了晚年糊涂耳朵软的李渊,再加上李渊很懒散,和积极进取的李世民政见也不合。这是导致李渊坚持不改立太子以及玄武门之变的原因。这一派人最多,特别是传统的史学家。
支持李世民也支持李渊反对李建成的一派认为,李渊本来是更喜欢李世民,也一直更喜欢李世民,但又被立长不立幼的封建制度束缚,再加上他太多谨慎的个性,一时没做决断,导致了玄武门之变。这一派人最少,好象有点太过标新立异,因为很难和大量史册的记载吻合。
即使不反对李世民但更加同情李渊特别是李建成的一派认为,李渊本来是更喜欢李世民,后来在感情上也是没有太大改变。但是,李渊明智地认识到隋亡的教训,他也明智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次子和杨广是如此惊人地相似。而李建成是个很好的太子,李渊完全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要废掉建成,他的清醒的政治头脑让他绝不能让李世民做太子,相反,他还要大力削弱李世民过分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对李渊的皇位、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甚至是对国家正常行政的危害。问题是,李渊心肠总比较软,是很有点舍不得重责李世民的,另外还是很欣赏和很需要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能,结果没有果断处理这个次子的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导致玄武门之变。这一派好象是现在比较多的“新派”历史学家的观点。而这一派观点形成的小说,也非常有趣,里面都会写到一个更任性的李世民和一个更睿智的李建成和一个悲哀的父亲李渊。
还有一派,好象是属于那种比较阶级论的。总之这三父子都不是好东西,每个人都又狡猾又贪婪又坏,彼此都阴谋相对,只不过是一个更狠的坏蛋干掉另外两个–哈哈!^^
至于具体的事实,还是写到武德年的后半段再说吧。
李世民年轻时代的爱好,能得到证实的有骑射、书法和围棋。据他自己说,年轻时是不太喜欢读书的,整天飞鹰斗狗,博奕交游,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来说,好象是贵族子弟的习惯。关陇集团,全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军事”二字,可不是乱加的。这个集团武风浓烈。李渊是靠射箭追到他的妻子,李世民的骑射之术更是非常有名。后面会提到,第一,他在唐军的骑兵兵种的发展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第二,李世民的弓箭是有名的长弓大箭,制度比其他弓箭大了一倍,射程极远,连善射的突厥人都“惊为神人”;第三,骑术也是,别的不提,“昭陵六骏”的名气大家都知道,爱马善骑马,才会让人花那么大心力来雕他的爱马嘛。
虽说李世民自己说“不爱读书”,书法和围棋却是非常风雅的爱好。李世民喜欢王羲之飘逸出神的书法,有关的故事太有名了,什么《兰亭序》的故事啊,什么他亲自为王羲之做传的故事啊,什么大臣以书法得到赏识的故事啊,其实刚当上秦王,李世民就开始叫人收集王羲之的字帖,而他自己的书法也说是很不错。李世民的书法据说很有名的“飞白”的写法。但有一点很好玩,这位以赫赫武功出名的帝王,无论是书法,还是他后来爱好的诗歌,都以“漂亮有余气骨不足”传世。好象据说很多名将,书法都是未必漂亮,但如戈如剑,锋芒逼人。而李世民的书法和他喜欢的书法却是圆润秀气,妩媚十足。其实所谓字如其人,应该是个误会吧,否则要说写的字有骨感,亡国的北宋徽宗的瘦金体就峥嵘嶙峋,可他的个性里又哪里看得出峥嵘嶙峋来?随便一提,李世民虽然以善战闻名,然他死后的谥号是“文”,后来才改作“文武圣皇帝”,而唐朝人一般以“文皇帝”来指代李世民。
至于围棋,老实说,最有名的故事就是《虬髯客传》那个虚构的小说里李世民和虬髯客下棋下嬴了的故事。以至于明末清初的明遗民笑笑什么什么的家伙大放厥词,说什么“小秦王胜枯棋几道”就得了天下,真是失败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胡说八道。不过我曾经看过的最精彩的讲这个故事的是:李世民和虬髯客开始下棋,虬髯客抢了黑子先下,他把几个黑子摆到四角上(下围棋边角容易做活,因此一般都是从角上开始下起),说“我以数子守四方(还记得汉高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吗)”。李世民便持一颗白子下在正中的“天元”位置,说“我以一子定中原”。于是虬髯客颓然叹息,知道自己远远地输给了李世民。
接下来,还必须再讲述另一家人的故事。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和所有的中国王朝一样,面临着来自北边草原民族的威胁。在这个时代,中国北边草原上有力量的游牧民族是突厥人。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其他时间不一样,突厥是从西方迁徙而来的(而其他很多有力量的游牧民族是从现在东北那个地方发源的,包括匈奴、鲜卑、柔然、蒙古、女真等等),现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突厥人,包括土耳其人(土耳其就是“突厥”的另一个音译),伊朗人,阿富汗人(热点哦^^)、车臣人等等。象中国新疆也有不少民族是突厥血统,老外经常把新疆不叫新疆叫“东突厥斯坦”就是这个原因。
哈哈,扯得有点远了。隋文帝的时候,突厥非常强大。这让文帝很头痛,他想着该怎么对付这个强大的对手呢?这时一个大臣站出来,向文帝献策,认为突厥作为游牧民族的强大行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内部不稳定,部落仇恨和争权夺利太激烈。这位大臣姓长孙名晟,他的意见就是靠反间计来分化强大的突厥。长孙晟的意见被采纳了,他也被任命为出使突厥的使节,暗里搞破坏活动。长孙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物,他来到突厥,很能讨突厥人喜欢,却在背后干了很多“坏事”,成功地挑拨了突厥两位可汗的关系,并最终使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然后,长孙晟把隋的义成公主送到东突厥和亲,率领隋军帮助东突厥打败西突厥。这样,西突厥没有能力再威胁隋朝,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也向隋臣服。
在为隋室取得这样一个对外的大成果的同时,长孙晟参与到文帝两子的皇位争夺中。长孙晟是站在杨广一方的,在仁寿四年(就是文帝死的那一年)那个嫌疑很重的夜晚,率领侍卫包围文帝寝宫的太子心腹中,就有长孙晟的身影。杨广即位后,长孙晟继续受到新帝的重用,不过,这时候他的年纪也不小了,终于在隋大业五年,也就是隋室最盛的时候,可以说是“幸福”地逝世。长孙晟的子女,在他死后都得到皇帝大量的赏赐,但也不是全部,至少有一双子女,被完全隔离在长孙家的幸福和荣誉之外了。
前章讲过,隋的前身是北周,北周大部分时间都和名为北齐的王朝共同割据中国北方,最后是北周战胜了北齐,统一长江以北。北齐的王室姓高,亡国后,一部分“顽固分子”被杀,另一部分则投降了北周。在投降的高姓家族中,有一个北齐的亲王乐安王,名字好象是叫高励,在北周和之后的隋任官。但高励晚年因事受到处罚,而他的子女也并不幸福。高励究竟有几个子女,历史上记载不详,见诸史册的只提到两个。一个是高励的儿子,姓高名俭子士廉,这位据说“面貌如画”的公子,因为家族是亡国皇室这样非常敏感的地位,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在终南山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家闭门读书。后来,在族人的劝说下,高俭参加隋的科举考试,以“甲第”(第一等)的优异成绩高中。不过高俭在隋的职务并不高,是一个低品级的闲职。
高俭有一个妹妹,就嫁给前面提到的长孙晟为继室,并育有一子一女。长孙晟的年龄比高家小姐大了至少二十多岁三十岁,当长孙晟死了以后,一个通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摆在高氏面前。长孙晟前妻所生的年长儿女,显然对高氏以及高氏所生的一双儿女没有好感。主要是一个叫做长孙安业的,把高氏和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应该都还不超过十岁)赶出了家门。高俭收留了被赶出来的妹妹和外甥。既然在这里花了这么多篇幅来记叙这个事件,那么毫无疑问,高氏和长孙晟所生的一子一女,正是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
长孙无忌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唐国公次子李世民。李世民应该是经常出入长孙无忌所居住的高俭舅舅的家庭,并深得高俭爱重。综合史书来看,当初李世民的生母窦夫人因为是很出众的聪睿美女,长孙晟曾有意和李家联姻,到这时候,高俭就直接促成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婚姻。
推算起来,当时是隋大业九年,正是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负责隋军后勤的杨素之子杨玄感突然起兵造反,结果因为他的战略失误,最后战败身亡。此变以后,大批曾和杨素有关联的官员倒了霉,高俭也因为曾经和兵部尚书斛斯政交游,而斛斯政却是和杨玄感勾结的,这样,高俭被贬为硃鸢主薄,硃鸢远在岭南,即现在的广州一代,在当时那是非常非常遥远的蛮荒之地。当时看来,高俭这一去,活着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他把家产变卖了,把钱分作两份,一份留给年迈的母亲,一份就给了孤寡无依的妹妹。临走前,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婚礼被举行,一个迷信的故事就是当长孙皇后归宁回到舅舅家时,出现了一个吉兆,经过占卜以后,似乎预言这位被家族遗弃的女孩(当时长孙皇后才十三岁)有“后妃之兆”。
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样一个婚礼,标志着作为军事贵族的关西李家和作为文化贵族的关东高家,在势力集团层次上的一个结合。以及,长孙无忌及高俭和诸如房玄龄、杜如晦、薛道衡、颜师古之类的文化名人有很多交往,而这些人,正是未来秦王府十八学士和贞观年间文臣系列的骨干分子。因此可见,对将来所谓有“太平天子”命运的李世民而言,这个婚姻和友谊,是相当重要的。
在李世民结婚的同年稍早,李渊因为采纳已经过世的妻子的建议,通过奉承皇帝取得殿内少监的职位,又迁卫尉少卿。品级虽然没有上升,但实权增加了。在杨广第二次东征高丽的大军中,李渊也负责后勤的工作,这使他比许多人先一步知晓杨玄感叛乱的消息。消息是两个人带来的,一个是李渊的妻兄和皇帝的另一个表兄弟窦抗,另一个是李渊的朋友和皇帝的女婿宇文士及。这两个人都有劝李渊趁乱起事的意思,李渊经过考虑,觉得还不是背叛隋室的时机,便把杨玄感叛乱的消息密报皇帝。尽管不久后,在李渊生病的时候,皇帝曾很冷酷地问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可得死否”,然,李渊还是得到杨广的部分信任,逐渐掌握有价值的兵权。
四年后积极参加太原起兵力劝父亲背叛隋室的李世民在整个事件中并无有关的记载,正如后来李渊指着宇文士及笑说的:
“彼与我论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后矣。”
李世民在此时,仍是一个“末座少年”而已。

说唐之四 四海为家

海为家

“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园荒一古径,苔平半阶斜(音xia)。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过旧宅》 唐·李世民

刚刚翻过一篇非常传统的李世民传,借用一下开头吧。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
北方重镇太原。
已然是春寒料峭,黄昏时分,暮云低垂,大地苍茫。
太原府所在地晋阳县衙监狱内。
时年十九(虚岁二十)岁的李世民着急地赶了来,眼前,正有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令得这位素来不知惧畏为何物的天之骄子,也不禁流露出焦急忧虑的神色来。
当然,不是因为刘文静。
史载之李世民于狱中探望刘文静的故事十分有名,那一次探监中似乎是李世民第一次向外人表露自己的雄心(野心),他们用“成汤、汉高、光武、魏武”这些有名的开国之君相论。然则,在著作于唐初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内,显然还不可能记述那一次探监。毕竟,在武德(李渊的年号)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李世民已秦王的身份,如果被人知道说出自比历代开国之君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而《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却有另一段在一般正史(如新、旧《唐书》)中未曾记载的对话,一段李世民和另一个被押犯人的对话。
这段对话中,主角不是李世民。
先说点题外话。
首先,一直觉得有点啼笑皆非的,是过去好些个野史小说里说李渊家族“世镇太原”。也不知道小说言家是怎么个想法,为什么会做这么荒谬的设定。实则,李渊在隋大业十三年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半次“太原留守”,再说,都经过秦汉的制度改革了,又不是三代的封建行政,哪里会有人“世镇XX处”。勉强要算的话,他在太原附近的楼烦郡倒干过一阵子,并且,在隋大业十一年后,其山西河北招抚大使的职务的活动范围,也在太原附近。
其次,关于李渊于大业十三年初任职太原留守,到大业十三年六月甲子起兵,再到大业十三年十月攻克长安这短短不到一年所发生的种种故事,至少有两套版本传世。一套是写于唐武德初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另一套是写于唐高宗李治年间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后两本的相关故事,保留在唐亡后所著的新、旧《唐书》内。这两个版本的差别是不小的,为此,就涉及到一个究竟谁更真实的问题。
因为在传统的史学评价中,李世民有着相当高的历史地位,故而,过去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以赞美李世民贬低李渊的《高祖、太宗实录》为实,这就是为什么后人要依据这两本实录来写有关唐的正史的原因。而到了现代,无疑很多观点变化了,何况就是古时候,持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依旧是存在的。对李世民的赞美大大减少,人们转而开始注意李渊及李建成这两个玄武门政变之失败者对唐开国的贡献,这样,主要以李渊为主角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就成了研究太原起兵的重要依据。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大唐创业起居注》也不象有的人形容的那么权威。什么“唐初的历史,创业起居注才是真实的”这样的说法,也是不一定站得住脚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试想,既然高宗朝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有溢美李世民贬低李渊的倾向,那么,就在李渊眼皮子底下写出来的《创业起居注》,必然也是溢美李渊的,其实确实如此,因为那里面的李渊,简直就是完美的皇帝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正如李世民也绝不是一个完美的皇帝一样。又及,当时李建成也是正牌的太子。而李世民却是刚刚坐上才秦王战功和名声都不显赫,成为这父子三人中最被忽略的对象也不奇怪。但这也间接可以证明,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之中,确实并不是主角,否则不可能说在起居注写作的时候,他的战功和名声都不显赫。李渊主动地主导了太原起兵这一点是应该没疑问的,李世民充其量起到的,只是一个“重要的配角”的作用。
最后,《大唐创业起居注》存在的其他问题也不少,如完全以李渊为中心,其他人的记载十分贫乏,缺漏极多。编撰混乱,时间先后不统一。所以,新、旧《唐书》依旧是考察这一段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在下面开始正式叙述的时候,尽量把两套版本里不同的记载和观点都摆出来。
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被委任为太原留守。
在李渊以前,有史可稽的太原太守是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一个在大业十三年正好十三岁的悲剧性的少年。杨侑在本章稍后还会和李氏父子产生孽缘,在这里,只简单提提他在李渊之前成为太原太守的原因。
有一个迷信的说法,这个说法显然因为李氏父子的发达而被大肆渲染和夸张了,甚至可能是后来伪造的。据说在隋大业初年,有人说太原附近有“王气”。恰在北地“巡幸”的杨广命人于太原筑晋阳宫“厌之”,后来,便任命自己的孙子杨侑为太原太守,表示这道“王气”是为杨家而不是为别的什么人而发出的。其实这个传说在后代的小说里使用过多次,如著名的《虬髯客传》,李靖就听人说“太原有王气”,因此跑到太原去见李世民的,当然,那个故事更是瞎编的,全无可信之处。
有一件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后来有好些小说家把李氏家族描绘成“世镇太原”。在远古时代,传说中的尧帝的后代被封在“唐国”,后来几经变迁,远古的“唐国”之地,正是后来的太原。这一点,对爵位是“唐国公”(到了这个时候,“唐国公”已经没有封地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号)的李渊来说,被委任为太原留守真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正如《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所记,李渊很高兴地告诉当时在他身边唯一的亲人,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 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而相关的记载,在新、旧《唐书》中未见,显然这几句话很能证明李渊并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起意谋求天下的。
同理,新旧《唐书》不载而《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的另一个事迹是李渊命李建成在河东老家“潜结英俊”,命李世民在太原任上“密招豪友”。这被所有更同情李渊李建成的人作为李渊和李建成都对太原起兵做了突出贡献的明证之一。考虑到在杨玄感叛乱时李渊就表现出来的雄心(野心),如前章所述。还有,新旧《唐书》里也抹不过去的,在太原时代,更多的“首义功臣”是依附李渊而非李世民,他们都因单独向李渊建议造反而被李渊信任重用,由此可知,李渊在这个时候比新旧《唐书》里记载的显得更积极是无庸置疑的。
但有一点,即使非常同情李渊李建成的人也基本同意的,是李世民确实有比他父亲更积极的行动倾向。李渊,前章谈到过,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中年都是在非常压抑的环境里度过的,无论隋文还是隋炀,都对大臣,特别是关陇旧同僚十分猜忌,李渊好在是隋文疼爱的外甥才没有性命之忧,可也过得胆战心惊,尤其在隋炀即位后。于是李渊养成了太过谨慎的性格,再加上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通常都是更老奸巨滑但也更前怕狼后怕虎。这一点,即使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有痕迹,就是开篇提到的李渊被捕的故事。
事情的起因是突厥进犯太原附近的马邑郡,李渊有两个派来监视他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就把高君雅派出去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一起对抗突厥。按《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高君雅自持是皇帝派来干监视任务的亲信,不听李渊的命令,自己胡来,再加上王恭仁的能力也差,导致全军覆没。李渊即不敢治高君雅的罪,却让皇帝杨广大怒。杨广派出使臣,“系帝(这里指李渊)而斩恭仁”。这一被捕,李渊心中大后悔,因当时只有李世民在他身边,他对李世民说“隋的气数已尽,我家应继符命(当时不是说有‘桃李子,有天下’之语么),可惜没有早起兵,本来是忧虑你们兄弟没有集齐。”,然后李渊就要李世民别和他死在一块儿,赶快逃走,去找李建成起兵造反。李世民自然不愿意就这样逃走,劝李渊和他一起走。李渊则认为或者还有转机,应该是考虑到如果他自己逃跑那么到手的兵权就没有了,宁愿留在太原再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李世民便也没有走,数日后,居然杨广真的又派了一个使臣来,放了李渊,也饶了王仁恭。当时天下已经大乱,从皇帝所在的江都到太原,道路很难通行,两个使臣居然先后赶来,大家都认为是很神奇的事。当第二个使臣到达时,在城门职守的是温彦博,温氏一门是隋时有名的诗书学士之家,也是太原本地的豪族,早已依附李渊,他们得到消息后一阵风跑来向李渊报告,由此可知,即使当时没有皇帝的赦免令,真的就能杀了李渊也是个问题啊。李渊自然大喜,在温氏兄弟面前说的是“我这条命,以后的日子都是捡回来的”,转过身却对李世民说“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也就是做出了起兵的决定。
以上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里记载的,从李渊任职太原到他决定起兵谋取天下的经过。
新旧《唐书》的记载自然不同。
李渊初到太原,天下大乱已经成为定数。几度征讨“盗贼”和突厥的战役,虽然不一定失败,但总没有止境。李世民于是产生了背叛隋朝的野心,在太原和当地的豪强及诸多亡命之徒结交。在李世民结识的一干人等中,最突出和最有名的是晋阳令刘文静。刘文静的出身也是隋的官宦之家,在太原做了好一阵子的县令,和当时也在太原做晋阳宫监的裴寂关系极好。当裴寂为天下大乱不知出路在哪里而叹息的时候,刘文静却认为这就是豪杰发达的机会(这样的心态好象也不大好诶)。据说当刘文静见到随父亲来到太原的李世民后,对裴寂说道“唐公子,非常人也”,而裴寂却还不以为然。在刘文静和李世民交上朋友以后,突然不知怎么有人发现刘文静和著名的“反贼”李密有姻亲关系,刘文静被抓了起来关在牢里。李世民前去探望,刘文静就以“天下大乱,非(成)汤、(魏)武(曹操)、(汉)高(刘邦),(汉)光(武刘秀)不能定也”来挑动李世民,李世民立刻回以“你怎么知道就没有那样的人呢”,表示他自己的雄心(野心)就是成为上述四位著名的开国君王那样的人。于是两人议定起兵之事,而这时候,李渊还一点儿也不知情。
李世民面临的问题是,一切权力都在他父亲而不是他自己手里,因此他必须说服他的懦弱的父亲。刘文静出了个馊主意,让李世民去和裴寂赌钱并故意输给裴寂。裴寂的父亲做过官,早死,被兄长养大的他十分贫困,却是很爱赌钱饮酒美女之种种花钱的消遣,也因为这样,和李渊居然成了很好的知己。在从李世民手里赢了大把大把的财物(突然想起来那时候没有钞票,哈哈)以后,裴寂没办法脱身了,被李世民要求向李渊鼓吹造反。
于是裴寂想了个更馊的主意(一说是李世民和刘文静授意的),把李渊请到晋阳宫喝酒,灌醉了弄两个宫里的美女陪他上床。这两个美女就是后来颇有名的张婕妤和尹贵妃(一说裴寂早就私下拿宫中美女侍奉李渊)。这下裴寂就借着这个“事故”开始游说李渊造反了,李世民也进来劝他的父亲。李渊开始假装不肯,嚷嚷着要送李世民见官法办,当然不过是说说而已,李世民回了一句“要送官就送吧”之类的话,李渊就改口说“吾爱汝,岂忍告汝邪”,同意了李世民的请求,并消极地加上一句“今后破家亡身也由你,化家为国也由你”。然后,就是前面提到的,和突厥交战不利,杨广派人来追究李渊的责任的事件,李渊对隋室的最后一点点忠心和对起兵的最后一点点担心都没有了,从此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开始筹备起兵造反的事宜。
接下来的部分,详略虽有不同,但两个版本里都差不多,所以综合起来讲。
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就是筹兵。依据当时的制度,李渊手下的兵力不多,大约就在几千人。而没有皇帝的诏书私自募兵是有罪的。可是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皇帝的命令在江都出不来,大臣的请示也送不到江都。除了杀不完的“盗贼”,不断骚扰边境的突厥,马邑太守王仁恭被手下刘武周所杀,刘武周造反,联合突厥,声势非常惊人。面对着太原周围险恶的军事形势,李渊没有费多大劲,就得到了包括两位副留守在内的僚属们的一致赞同开始招募士兵。这样,李渊就募集到两、三万的兵力。
为了不让副留守疑心,李渊故意不过问募兵的事。而两位副留守,因为对军事本来就不在行,高君雅更有之前战败的包袱,也无法过问募兵的问题。李渊把这支军队交给了这样两个人来率领,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弘基。长孙顺德是皇帝的侍卫,可是在征高丽的战役里却做了逃兵,他是长孙无忌兄妹的族叔,长孙兄妹虽然是异母哥哥长孙安世被赶出了长孙家,一则这和长孙顺德也没什么关系,他也只算个远方亲戚;二则李渊和长孙顺德倒是朋友,所以他跑到李渊那里躲起来,也和李世民关系很好。刘弘基则是个盗马贼,亡命太原,靠李世民搭上李渊这条船。最后,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话来说,就是李渊让这些兵马“总取秦王部分”,即由李世民控制这支新军,他甚至授意李世民把军队驻扎在名为“兴国寺”的寺院内,因为这个名字里的寓意是如此明显而吉利。
越来越明显的现象证明李渊决不是照他口头上所说的那样在为隋室招募军队,王威、高君雅因此而产生疑问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在兵权完全掌握在李渊手里的这个时候,他们是无所作为的。他们找到帮忙对付李渊的人,晋阳乡长刘世龙和行军司铠武士镬都秘密“勾结”李渊,把他们给出卖了。李渊决定先发致人,令刘文静找到鹰扬府司马刘政会这个人来诬告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李世民则率军在外埋伏捕捉。恰好没几天突厥大军进犯太原,李渊就以此为借口杀了两位碍眼的副留守。
不过,李渊没有预料到的,是他仍旧被人告发了,甚至比他的两位副留守更早就看出了他的野心。就在邻郡,那位和他一起获罪的王仁恭王太守手下有一个小小的郡丞,一个在未来名声显赫的大人物,著名的李卫公李靖是也。这里不用说,《虬髯客传》里那个和红拂私奔和虬髯客结义的李靖是不存在的,真实的李靖出身即高,是隋名将韩擒虎的外甥,青年时代更得到当时还活着的杨素的赏识。不过,这一年已经快四十的李靖看来过得并不得意,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忠于隋室的决心。李靖在更早的时候,当时应该李渊都才刚做上太原留守,还在和王仁恭一快儿对付突厥,他发现李渊暗中的“异动”。很明显,王仁恭是不会相信李靖对李渊的看法的,不能擅离职守的李靖就用了极端的手段来开始告发李渊的行程。他故意犯法,就可以被捉起来送到江都问罪。史料中显示,李靖应该是走到长安后就没办法前进了。因为这时候正是著名的瓦岗军全盛的时候,瓦岗军主要的活动范围正在长安出潼关到洛阳的这段道路上,正好把李靖东去的路给堵住了。后来,李靖落在攻破长安的唐军手里,他的“阴谋”被揭发,而他几乎因此断送了还没有辉煌的生命,此是后话。至于现在,李靖却从某个方面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应该就在他离开马邑后没多少日子,如前面提到的,王仁恭被刘武周所杀,刘武周依附突厥,称定杨可汗,造反了。如果李靖这时候还留在马邑,最大的可能是被杀,稍好一点就是成为刘武周的下属,如果是后一种的话,甚至将来有可能和李世民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吧。
回过头来继续看李渊父子,借突厥进犯杀二副留守后,李渊自己却和突厥开始“勾结”起来。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了,在那个时代,这点子“汉奸”还不算问题,当时北方起兵的各大势力,从刘武周辈到李唐,到后来的王世充窦建德,几乎没有不和突厥“勾结”的。突厥是巴不得看到中国越乱越好,当时的历史事实已经很雄辩地证明了,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变乱后融合的新汉人非常富有活力与进取心,又有比游牧民族更好的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只要当时中国(那时候突厥还不算中国咯)统一和稳定,突厥就必然衰落,但如果中国乱起来,突厥却能趁机会坐大。突厥一个劲怂恿李渊正式“造反”,毕竟当时也看不出李家就能统一天下。李渊出于他的考虑,拒绝了这种做法,而是以隋大将军的名义“勤王”起兵,并号起兵将士为“义士”。用李渊自嘲的话(在两个版本里均有提到)来说,这就叫“掩耳盗铃”。
李渊是非常精明的,他很清楚地看到三、四百年乱世中,统治集团内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篡乱相继”,政权很不稳定。杨家就是靠篡位爬上皇位的,这造成了隋室君臣间矛盾尖锐。这样的问题不是可以用“统治集团本来就是一群坏东西”来简单看待的,实则统治集团的稳定对国家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李渊努力要维持一个大义的名分,即使这样是“掩耳盗铃”。
这时候是这样考虑,后来李渊坚持不改立太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这种考虑的。其实事实也证明,后来李世民杀兄夺位,这样一种“准篡位”的行为,对后来唐朝的政治稳定也是同样有损害的。这是后话,不提。
在和突厥一来一往各惩心机的当儿,李建成和李元吉也到了太原。
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根本没有提过平阳公主和柴绍,也没有提李渊庶出的第五个儿子李智云等等众人的事迹,大概因为起居注这种文体,主要是记载君王言行,所以其他人都忽略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历史学家仅仅把《大唐创业起居注》作为参考主要还是看新旧《唐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新旧《唐书》,李建成、李元吉,还有和他们一起来太原的柴绍的行程并不平安。
看来,在长安的忠于隋室的主事大臣们这时也得到消息说李渊会反,至于消息具体来自什么地方,没有说明,或者是因为李渊杀了两个副留守,虽然他找到了理由,又或者是流言,更或者是李靖之类的人的告发,甚或李渊一家本来就是“重点监视对象”,只要他们一有异动,就会被认为是“谋反”。总之,李建成兄弟和柴绍是“逃”出隋室官吏追捕来到太原的。李家最小的孩子,李渊的妾万氏所生的李智云,据《旧唐书》记载,当时只有十四岁,李建成觉得带这么小的弟弟逃命很困难,就没有带他一起走,这样,他被隋室官吏捉住,送了命。这就叫人不由很怀疑一点,李家的女眷们和其他小孩们呢?窦夫人是死了,还有李渊的妾们呢,还有李建成和李世民,也都是已经成婚的,如果没问题,李建成应该连儿女都有了,因为他那时已二十九岁了,在古代,这个年龄还没有子女的人,大概只有太监和尚和生育有问题的,李建成显然哪一个都不是(他死的时候,光儿子就有六个了)。就是李世民,那时候应该没有儿子(其长子应是在武德二年才出世),未必没有妾所生的女儿,史书里,在长孙皇后所生的大女儿(长孙皇后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长乐公主以前至少还有四个公主。这么一大堆人,在十四岁的李智云都不能携带的情况下,能够跟着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
又及,史载,李建成长子太原王李承宗早卒,那么这位太原王是什么时候死的,怎样死的?不得而知。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一起被杀?李建成这个长子在这时候应该已经出生。
结合起来看,柴绍其实也是,当他接到李渊叫他逃走的书信时(和李建成他们住在李氏河东老家不同,柴绍住在京城),他也没有带自己的妻子一起走。书里是说平阳公主劝他一个人先跑,说“我们妇人家,不逃走也没什么关系”。须知,在那个时代,家里的男子和男孩往往会成为被杀的对象,但女眷多半是不会杀的,对女子采取的是籍没为奴的惩罚手段。所以柴绍扔了老婆跑掉,并不被人诟病,也没有说李渊因为这样不高兴。
如此看来,李建成抛弃幼弟逃亡太原,也不是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事,作一个猜测(仅仅是猜测,反正这也不是正式的论文^^),在当时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他只能带少数有勇力的人逃走而已,李元吉虽然年纪也不算大,十六岁,但他是李家兄弟里最强悍的一个呢,应该能和李建成一起走。其他的人,大概包括自己的子女吧,李建成也是带不走啊!如果要说“心狠”的话,可真是他们父子兄弟,不,是那个阶层的人的共同缺点(还是优点?)了。
追捕之急,从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李建成当时并不抱希望逃到太原,因为毫无疑问,忠于隋的官员们在沿路已经设置了重重阻碍。他本来考虑先在长安附近纷起的“盗贼”中去躲一阵子,等他父亲打过来。柴绍却劝他一定要去太原,认为“盗贼”们十分不可靠,加上李建成大家都知道,是李渊嫡长子,最是隋室通缉的重点对象,很难保证“盗贼”们不会贪图赏金把李建成买了,或者当作可居之奇货,搞出什么花样来。这样,李建成才辛苦捱到太原。
逃走和被捕的不止李建成李元吉柴绍,李家是豪门大族,亲戚朋友一大堆的。
最著名的,平阳公主,说是“我们妇人家,不逃走也没什么关系”,可如果不就没有娘子关了诶^^。大概当时确实对李氏的女眷不太在意,她又是嫁出去的女儿,所以平阳在家仆马三宝侍奉下来到李家在武功县的别宅(很巧,李世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应该是李家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吧),扳作男子以“李公子”的名义招纳人手,更说服附近的“盗贼”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丘行恭等投诚,集兵七万人之多,在长安附近连接攻克不少县城,不久后唐军渡河,进入京兆府,能不作一战就包围长安,然后很快攻克之,没有这些支持是不可能的。
其次,李神通李神符兄弟。李神通的父亲和李渊的父亲是亲兄弟,是李渊的堂弟,算很近的亲戚关系了。史载李神通结交过很多“江湖”中的人物,隋军追捕是就在这些人帮助下逃了出来,很凄惨地在山里躲了好一阵,连吃的都几乎找不到地过了一段日子后,终于和平阳公主的人汇合。所以,在后来李神通抱怨自己有“首义之功”反不如魏征等人地位高时,李世民开玩笑地说“叔父当初只知道逃命什么都没做啊”。而李神符命就更差了,居然也被捉住,他运气好一点,没有立即被杀,后来有想讨好声势看上去不错的李家父子的人帮他说情,一直关着没送命,好不容易熬到唐军攻克长安。
另外象李姓的“外家”,如李渊妻子一族的窦氏,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都在逃或被捕。很遗憾的是完全不知道李建成的妻子出自何家,所以不清楚他的“外家”情况。前面还提到过长孙家的一员,长孙无忌的族叔长孙顺德在太原,窦家也有一个在太原的,算来是李世民的“舅舅”一辈的人物,名叫窦琮。过去不知为什么事和李世民关系处得很僵,到了太原后据说心里很不安,李世民特别和他搞好关系,两人也就相安无事。
回头说太原。
李建成李元吉柴绍到了太原,李渊很高兴,和突厥也“勾结”得差不多了,李渊正式起兵。辽山县令高斌廉拒不从命,李渊命李建成、李世民一起率军征讨,并以他们年轻,又派前面提过的本地毫族温氏兄弟之一温大有指导参赞。这支军队是刚募集而成的,训练缺乏,路上李氏兄弟兼顾练兵,据说是秋毫无犯了。有士兵偷了行军路上平民家里的东西,他们就用钱偿还,教育但不重罚士兵,如此等等。这样就得到士卒和百姓两方面的忠诚和欢心,到了辽山县所在的西河郡城下,并不禁止城内民众出入,也使城内的人没有坚守的决心。然后么,三下两下就把这个城给攻了下来,除了斩郡丞高德儒外其余都没有追究,也得到了好名声。回军,前后一共只用了九天时间,李渊大喜,说“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是日,便决定了南下入关攻打长安的计划。
这是太原起兵的“第一战”,颇值得分析分析。
首先,李渊的心态。李渊其实并不确信他的两个儿子的能力,无论是二十九岁已经快到而立之年其实并不“年轻”的李建成,还是一直在他身边的李世民。李建成够年长,但差不多没有多少经验,李世民跟在他父亲身边见识得多却是毛头一个。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渊才特别派了温大有出来,千叮咛万嘱咐他跟好自己两个儿子。但李渊绝不会因为不确信他的两个儿子的能力而另派他人。无疑,应该也不缺乏有经验有年长的僚属,比如温大有不就是吗,但李渊不能让他们以统帅的身份立功,除了他自己的儿子亲人外,李渊很少有时候让外人做主帅,这一点,和隋文帝怎么都要派其次子杨广去做南征军的“傀儡主帅”的心态是一样的。李渊和隋文帝几乎有同样的毛病,他们见多了,也见怕了,被大臣轻易篡夺皇位这件事,所以在不信任自己的大臣这一点上,李渊和隋文乃至隋炀在骨子里是有一拼的,尽管李渊在外表上要比隋文隋炀表现得温和得多。这种心态,也不用去苛责,不过的确,比之李世民在贞观四年征突厥一役中使用两个“外人”(李靖李世勣)为最主要的统帅的气度,还是差了点吧。
其次,西河一战并不难,前面就提到过,在正常情况下,一个郡的兵力不过数千,且分散各处,执行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更类似于今天警察的工作,所以西河的士兵是没有战斗力的,在加上也没有什么有战斗经验的人做守将,李建成虽然没有经验,李世民虽然年轻冲动,然则跟着他们一快儿去的大多数中下层军官都是李渊几年讨伐“盗贼”出来的,军队素质其实不差。只要这两兄弟不是太二世祖,又或自己闹内讧,没有胜不了的道理。事实是,李建成也好,李世民也好,都可以算是人尖子了,当然不会做那么愚蠢的事。顺便可以看看唐初的情形,再怎么说李氏兄弟争位,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在共同对抗“外人”的时候,他们是同心同德得很呢,光这一点李渊就很能自豪了,这就叫教育成功。
第三,西河本是小战役,有什么值得李渊那么高兴的呢,其实他不是不清楚,除了第一战告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外,李渊也就可以顺理成章让他的儿子们来掌握这个国家今后最重要的兵权,否则,以李建成李世民的资历,在这以前肯定是不容易服众的。这下子,他们有了首战的军功,很多人都会改变心态,不是仅仅把他们看作“唐公的两个儿子”了。
攻下西河,之后一系列封官拜爵之事不必细说,李渊自封大将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统帅右军,李元吉太原郡守,留守后方,哗啦啦大军一拉,就直奔长安而去。
临行前,刘文静被派去出使突厥,正告李渊正式起兵的事宜,并请求突厥援助。李渊并不相信突厥,他自己就是老狐狸,突厥那点借刀乱中原的心理他清楚得很,因此李渊告戒刘文静,多多地从突厥弄来马匹就好(突厥马是当时最好的马的品种),至于突厥“援军”,却是越少越好。
从声称起“义旗”到正式向长安进发,一共有四十八天。
一百二十六天后,李渊就可以坐在长安的龙椅上乐摇摇了。
最后要说说在太原这短短半年多时间里,究竟带给李世民些什么。
无论是父亲主动还是自己主动,李世民都积极地参与到李渊的“造反大业”里来,这一点无庸置疑。新旧《唐书》里的记载不用说,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李渊这样那样的想法都在“谓(秦)王曰”,这样那样的手段都叫李世民出面去执行,这种参与程度,是远在老家的李建成所缺乏的。
武德年间,李世民的势力坐大,和李渊李建成抗衡,并最终夺得皇位,那么他的势力的第一个来源就是太原的“首义功臣”。
太原首义,其重要功臣分别在唐军攻占长安后得到“恕死”的恩惠,即我们现在说的“丹书铁卷”那玩意儿的功能。一共有十七个人,其中,有三个人还是“恕二死”,他们就是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这三个人的关系也够好玩,后面会提到,李世民自己就不说了,裴寂最后成了他的对头,刘文静则是公认的“秦王党”,死得挺霉。
另外十四个“恕一死”者,前文提到的长孙顺德、刘弘基就是,他们两个不在话下,长孙顺德是长孙家的人,刘弘基本是盗马贼,因李世民才被赏识。
唐俭,父亲和李渊是老朋友,他本人和李世民又是朋友,跑到太原来和李世民整日游荡,进而成为首义之臣,武德年间,为天策府长史(不会连什么是天策府天策上将军都不知道吧^^)。
殷峤,本是江南南陈遗民子弟,入隋后他在太原下属的县城做小官吏,李渊起兵时被征召,以文书工作好而做书记官一类的职务(江南来的人一般都“以文学显”)。西河一役跟去了。后在渭北道元帅长史的任上,立了许多战功,李渊即位后被封为吏部尚书。至于渭北道元帅大人是谁就不用说啦,当然是李世民了^^。之后殷峤一直追随李世民征伐,但在武德六年病死,李世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另外“派别”不明郎的有柴绍、窦琮,他们两个前面提到过,都是李家的亲戚,大概在争位的时候以保持中立为准绳。另外有记载十分简略的。有三个是活到贞观时期继续优哉的,因为李世民在宫廷政变胜利后继续重用曾经依附李建成的人,所以也不能就这么证明他们是中立或支持李世民,唉唉。有一个命不好,跟着李元吉守太原那阵做了李元吉丢失太原的替罪羊,被喀嚓喀嚓了。另外四个记载更简略得可以,连他们有活到什么时候都搞不清楚,根本不能讨论了。
又,参与太原“首义”而没有捞到“恕死”之赏且有记载的,还有若干个,其中:
段志玄,无赖少年,以其“剽果”成为太原诸无赖少年敬畏的对象,被李世民推举给李渊,从李世民手下一个小军头做起,后来成为大将。据载李建成曾经贿赂过李世民身边两个人,一个是有名的尉迟恭尉迟敬德,一个就是段志玄。当然当然,记载的是他们都拒绝了贿赂。
温氏三兄弟,温大雅,温大临,温大有。在隋朝的时候,有两家以儒学名重当时,一个就是后来在唐著作儒家经典《五经正义》注释《汉书》的颜师古颜家,另一个就是温家。温家最有名的是温氏三兄弟大雅大临大有,颜家最有名的则是颜氏父叔子思鲁游秦师古。隋时,颜思鲁与温大雅俱事东宫,颜师古和温大临同直内史省,颜游秦和温大有典校秘阁(秘阁就是杨广修造的专门用来藏书的楼阁),就是一件当时很让人传扬的事。温家兄弟也是太原豪门(那个时代如果说那家“家学渊博”的话,就是文化豪门了),因此李渊也十分器重他们兄弟,象温大有在西河之战中被派来指导李建成李世民,可惜后来他死得很早,在武德初年就过世了。温大临主要做外交的工作,到处跑来跑去劝别人归顺唐朝,后来又出使突厥等等,他以十分优雅的姿容和雄辩的口才出名,只要一出来就十分引人注目(要不怎么会做外交嘛),甚至被拿来和同样以姿容出众和极善辞令出名的李世民相比较,有一次李渊谴李世民向近臣宣旨宴饮,等李世民宣完旨后,李渊问左右的人“和温彦博(温大临字彦博)相比如何”。至于长兄温大雅,一直管理李渊的文书,参与唐建国后典章制度的订立,并拟订诏书等。温氏兄弟是李世民很重要的支持者,大有早死可惜,大临后来被突厥囚禁了好几年直到李世民即位后才被送了回来,只有大雅在武德末年关键的时刻起了作用。他多次向李世民筹划对付其兄弟的方法,当李世民和李建成的斗争公开化白热化以后,李世民怕闹不好长安待不下去,特别叫温大雅镇守洛阳待变。
任瑰。前面提到过,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李渊命李建成在河东老家“潜接英俊”命李世民在太原“密招豪友”。那么,前面提到的人,都是和李世民有关系,就没有和李建成有关系的吗?《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也没有写过,不过,查阅《唐书》的话,最后终于查出了一个家伙来,那就是任瑰。严格地说,任瑰应该不是李建成招纳的,他本是李渊的下属,李渊故意利用职务之便让他做老家河东的户曹,当李渊去太原以后,就命其照顾李建成。想来,李建成他们逃去太原的时候,任瑰是帮了大忙的。这个人后来也多次随李世民建立军功,官至陕州都督,他的弟弟任粲是太子东宫典膳监,说白了就是给李建成管厨房的^^。不是有这么一个记载吗,武德后期,有一次李建成招李世民饮酒,李世民喝了一会儿觉得胸口痛,李神通就送他回王府,那知道居然吐起血来,说是酒里有毒,差点儿送了命。据说任粲就参与了此事,故,玄武门之变后,尽管其他人不追求,任粲却依旧有罪,连带任瑰都被左迁(降职啦),不过后来他死的时候,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报告,李世民大怒,把管事的官员骂了一通,还是挺看重他的。
以上的人物简介完毕。
总之,终于决定南下长安了,李家的问题,就再也不是家族的问题,他们的野心,也不是仅仅成为割据乱世的群雄之一。“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这句诗是李世民在多年以后回到武功旧宅时所作,“此地”与其说是武功,倒不如说是更贴切地形容出离开太原的那一刻的心情吧!

说唐之五 长安攻略

传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全军举着纯白的旗帜。所以,从太原开始进军长安的会议上,当有人为合“白旗天子出东海”的谶纬之言提议唐军使用白旗时,李渊决定在其中掺入一半的绛色旗帜。这样,南下直取长安的大道上,便布满红与白的锦绣波浪。
长安,在“关中”。
关中,潼关之中也。今天干旱贫瘠以陕甘宁“边区”著称的这块土地,在古代,在人类还没有太猖狂地破坏掉它的自然环境的时候,是“沃野千里”、养育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朝代的关中大地。这里是周的发源地,这里是秦的封地,在这里的“关中父老”支持下刘邦才能击败远比他更善战的项羽和江东三千子弟兵,在这里的“关陇集团”的支持下杨坚才能统一全国威镇四夷。在那个时代,这里有“天下”最有力量的势力集团,有“天下”最有希望的家族门阀,有在人类的古代社会最庞大的都城。从周的镐京、秦的咸阳、汉的长安走过来的,大兴城。
隋文得位,以自汉以来之旧长安已破败,也要向天下展示新兴王朝的气势,遂起意新建一座都城。古时候即使什么都比不上现代,至少有一点是占优势的,那就是土地广博自然条件优厚。在今天绝对做不到的事,在当时却是轻易。在一个全新的空地上,花了约一年多的时间,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把所有的人都迁了来之后,旧城就成了废墟,等待着在时光的流转中慢慢从人们视野里消失就行。
这座新城,在一开始被称作“大兴”,但后来更多还是被叫做“长安”的巨型城池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整齐”的一座都城。前后代的大多数都城,有的地势不好,如南京在江边怎么直也直不起来,有的兴建时就没有规划如北京其居民区就是无规划乱建的产物,而大兴,则据说是可信的完全整齐的各种大小正方形的组合,完全符合儒家经典关于都城的规范要求。
大兴在龙首原,周围八十多平方公里,北高而南低,整座城是一个长方形,北面最高处为宫城,是一个长方形,全城分成一百零八个居民区和两个对称的市集,全部是整齐排列的用围墙围起来的长方形,。街道均匀纵横如棋盘,主要的大道多宽,次要的道路多宽,居民区内十字型的交通道又有多宽,全部有制度,没有今天北京城那样的死胡同。中间的朱雀大道把大兴分成了相等的两半,一半才是真正的“长安”,另一半则是“万年”,合起来“长安万年”也好,“万年长安”也好,很平庸也很适宜的名字。不可以临街破墙开店(什么胡说八道宫词里瞎演的一路走过去看到一大堆铺面的镜头千万不能相信),走在大道上,只能看见一道又一道延伸而去的整齐的墙和道旁树。不是重大的节日,平时都有宵禁,黄昏时二百击鼓以后,所有居民区的大门全部关闭、上锁,直到第二天黎明,没有特别的许可根本不允许出门。
这就是唐初的大兴,就今天的标准而言,是壮丽却未免过分拘束的都市。在古人,则是伟大的没有任何城市能和它比较的天国之都,至于宵禁的规定等等,古人倒是习惯的。
除了自然条件和长期的政治影响使关中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地区之外,在军事文化上,这块土地在大陆中国占有很大的优势。军事上,“关中四塞”,能进出的道路有限且易守难攻,春秋战国时期秦闭关则六国束手无策,能随时找机会去攻击别人而不被别人攻击。而由关陇之地向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海上行动不发达(技术条件不成熟,连罗盘都还没有发明)的当时,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和外面世界最重要的通道,这条养育出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的伟大商路,给中国带来商品,带来文化,带来开放而常新的一切。而在汉族的势力范围内,关中正是和这一切最先接触的前沿,其地位和今天我们说到“沿海城市”的感觉差不多。
所以,谁能占有长安,在当时来说,就是统一天下抢到最大的先机。而这一大好地方,在杨广的时代却被忽略了。前章提过,杨氏父子起自关陇,却由于种种心结,极不喜欢他们的旧同僚。这样的心结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促使杨坚立科举,促使杨广建洛阳。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杨广即位后在关中待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年,并任意征发这里的人力物力来做他在关外的事业,因此隋书记载的是“天下未乱,关中先弊”,人心先就离散了,在大业末年,关中的守备也是疏忽,远不如洛阳等地。故而这块大肥肉却是唾手可得的,可是,变乱了那么多年,居然就没有人去抢,到底落到了李氏父子手里。最早,杨玄感造反,李密做他的谋主,以“西进长安”为上策,可是杨玄感没有听李密的劝告,致使兵败身亡。现在,李密在关外瓦岗大权在握,却陷于内部矛盾和眼前的利益,也没有积极进行当初他向别人建议的长安攻略。另外,长安附近的诸“盗贼”,还处于乌合之众的状态,没有形成山东等地那样如窦建德辈的真正有力量的力量,自然也得不到长安。如果说当时有威胁力的,倒是在陇上兴起的薛举,几乎和李渊同时,薛举也积极地筹划攻略长安,他们之间,也只是前后脚的分别而已,此是后话。
李氏父子攻略长安的进程,基本上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其间,认真的战斗只有一场,就是霍邑之战。
霍邑一战的危机不仅在战场上,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
当唐军离太原,出雀鼠谷后,留守长安的隋室将领派名为宋老生的将领带两万精兵挡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这两万人,大概就是当时长安能集结的所有精锐了。这时候忽然下起大雨,而且经日不停,致使唐军无法前进,也没办法开战,只能在霍邑前不远的贾胡堡扎营停留。这期间,先是掌握了瓦岗大权,正在大力进攻东都洛阳的李密派人送了一封信来,信中历数杨广的过失,对李渊的语气也很托大,直呼李渊为兄(说来他们都是八柱国家的后代,李密也不算托大啦)。李渊老奸巨滑的,哪里在乎这一点口头上的东西,顺水推舟回封信去给李密猛带高帽,加之李渊过去装糊涂装惯了,外面风评是个糊涂庸碌的人,李密得意起来,更是一心一意攻打洛阳。
可李渊这边,雨老不停,又传来谣言,说反复的突厥背弃了和李家的和约,联合马邑的刘武周要进攻太原。而被派到突厥出使的刘文静也没有消息。接下来,故事重新开始有了两个版本: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李渊召集所有的幕僚开会,讨论对策。大家都认为现在前进不成,后方老巢却受到威胁,太原绝不能有失,应该回军。李渊又问他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则认为谣言并不可信,突厥和刘武周之间还不是互相勾心斗角,能不能联合进犯太原还是未知数,而这边,他们热热闹闹地进军长安,走到半路就这么闷声不吭折回去,正所谓士气可鼓不可泄,以后要再进军就困难了。如果不能占据长安,那不也成了一个“盗贼”。李渊同意了他的两个儿子的建议。
好不容易,到八月,秋雨终于停了。李渊很高兴,出战。当日,北方的秋高而气爽的天气分外在雨后清澄,李渊用看风景的心情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今日一战,全看你们两个了。李建成和李世民认为在霍邑内的宋老生个性冲动,没见过大阵仗,可以想办法骗他远离城池作战。战斗开始,李渊在正面假装退却,宋老生追击,李建成和李世民从侧面绕过去,截断宋老生回城的道路。但这毕竟是长安隋军最精锐的主力,因此战斗白热化,所谓“数里之间,血流蔽地, 僵尸相枕”,遂斩宋老生。其时已日幕,李渊见士气很盛,相反霍邑的守军和大将都在城外被消灭了,便命登城,在黄昏六、七点的时候攻占了霍邑。这一战不仅是攻略长安第一战,也是战斗最激烈,死人最多的一战。战斗结束后,李渊也没有开始时看风景的心情了,沧然太息。
再来看新、旧《唐书》里的版本。
前面不变,唐军在贾胡堡受阻,下雨,李密来信,有谣言。
李渊召集所有的幕僚商量,众人认为应该退兵,李世民和李建成持相反的意见。
这里李渊认真是“少数服从多数”,决定退兵,并颁下命令。一部分军队开始后退。
李世民怎么想也想不通,他不是右军统领吗,他严令右军不管谁的命令,都不准动。然后李世民去找他哥哥,打算再去私下里说服李渊。李建成很犹豫,不愿意去,因为他想父亲,主帅都已经颁布正式的命令了,尽管他不认为这个命令是明智的,但再发表反对的意见是对拥有父亲和上司这样双重身份的李渊的不敬。李世民不管,一个人跑去李渊的营帐。守卫的卫士说李渊已经睡了,不能见他。大概是李渊故意不想见李世民听他和自己争辩吧,但李世民索性在李渊帐前痛哭起来。李渊气得不得了,往外大叫“你老子还没有死你哭什么”之类的话,李世民则立刻回以“虽然现在没死,反正离死有不远了”。李渊被李世民激烈的言辞震动,才把李世民叫进来,两父子嘀咕了半天,李渊终于觉得还是他的两个儿子是真心为他、为李家考虑才反对退兵,而其他人,显然是各有他们自己的私心。
李世民得了李渊命军队反转贾胡堡的命令,大喜,马上就去追已经出发的部分左军。半路上,甚至不小心迷了路,把马也丢了,不过到底把已出发的那部分左军追到,和士兵们一起步行回来(狠吧^^)。
八月,雨停,出战。
李渊看风景地说了上面提到的话。
开战,李渊和李建成都在正面,宋老生出战后,李建成不小心坠马,军队一阵骚乱,唐军后退,宋老生近逼,渐渐离开城池。李世民从侧翼绕到宋老生后面,阻断宋老生的退路,另一边唐军主力也站稳阵脚,双方一阵惨烈的搏杀,李世民在战斗中砍断了弯刀X把,衣袖完全被鲜血染红。最后,宋老生被杀,唐军进克霍邑不变。
究竟哪个版本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呢?看得出,它们之间至少有两个地方出入是很大的。
第一,遇雨后,李渊问策,李建成和李世民和众人的意见相反是一样的, 但李渊的态度不同。明显《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李渊英明神武得多,也没有李世民“苦劝”和“追回”两场戏。有趣的是,我曾经看过一个颇有几分名气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的文章,他是一个非常同情李渊李建成的人,在太原起兵和很多事上,都给了李渊和李建成更高的评价,但在这件事上,他认为《唐书》里的记载才是真实的。无疑,前面就说过,《唐书》虽然是溢美李世民,《大唐创业起居注》却是溢美李渊的。李渊的个性,一直到后来,都是显得老狐狸性格太重了,说得难听点就是“狐疑”,遇到困难以后,是比较喜欢缩头的。相反,李世民的个性,却是很倔强,甚至有时候你说“刚愎自用”也不一定错,好听一点就是越锉越硬,总之在《唐书》里的记载都非常符合李渊和他的个性。并且,《唐书》里记载的细节也不容忽视,象诸如和他老爹吵架的话,在山谷里迷路把马也丢了等等。随意编造的话,这些细节很难如此生动。相反,《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李渊同意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意见的描写就显得“可容许的误差”太大,比如就象《唐书》里说的那种情况,也可以说李渊“最终”同意他两个儿子的意见。
第二,战场上。究竟李渊后退是安排好的还是出了差错?究竟李建成是跟在李渊身边掉下马来,还是和李世民一样在迂回截断宋老生的退路?这个这个,倾向于《大唐创业起居注》,因为李渊和李建成怎么可能这么笨嘛。如果说李建成从马上掉下来的话,《大唐创业起居注》好象不会非要给他掩饰吧,又不是李渊摔个嘴啃泥。
霍邑即下,少不了一阵子安抚工作。优礼安葬宋老生这个“忠臣”之后,对其降将也不追究,仍让他们统率自己的部下,如果有愿意回乡的也发给遣散费。然后李渊大肆封赏,远近来者,无论贤愚长幼,均授予各种散官职位,在霍邑之战中有部曲及徒隶(相当与半奴隶和奴隶)建功的,也照样和“良家子”一样赏赐。这时候有人认为李渊封赏太滥,李渊则认为当初汉高刘邦开国,所有从军士卒都得到五级的爵位,而杨广于雁门关时“在难即许授大夫,免祸则惟加小尉”,于是一个开国一个亡国,就是最好的教训。
霍邑一切安顿妥当,唐军又在绛郡有一场小战,其时隋军留在长安的主力都差不多用光了,绛郡一些本郡的守卫兵卒自然完全不是对手,兼之郡守也是一个不通战事的文士, 没花什么功夫,绛郡被克。
再至龙门县,出使突厥的刘文静带来突厥的援军,正如李渊叮嘱的,马匹多而士兵少,李渊很高兴刘文静的办事能力。据说,当初李渊在此县境内见过黄河水变清(古时候的吉兆),李建成也曾在此县打猎时捉到过玄狐(古时候的吉兆?),那当然这里就免不了再出点碑石嘉禾之类的吉兆,总之大家凑兴啦。
重要的是,从这里再往西,就真的“入关”了。
从“关东”进入长安所在的“关中”,最有名的一条道路是潼关,也是守备最森严的一条道路。不过,当然并不只这一条路,另外还有两条一般情况下不太好走的道路,但很巧,中国历史上定都关中地区最有名的两个王朝,汉和唐,都不是走潼关进来的。刘邦接受楚怀王的命令,率军攻打秦之咸阳时,是贿赂了秦的守将,走了潼关南方的武关蓝田一线。而唐军入关,则靠李家在关陇的地位和声势,在当地诸“盗贼”纷纷依附的情况下,从潼关北方的龙门渡过黄河,走蒲坂入的关。所谓“天险”,所谓“金城汤池”,到攻破的时候,也是这么容易。
当然守备长安的隋军也不是傻瓜,在李渊大军渡河的时候,也派人前来阻拦,可是却被当地“盗贼”和李渊的联军击退。这样,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地区的唐军就只剩下两股主要的隋军要对付了。
一股是由隋之大将屈突通(复姓,屈突)镇守的河东郡之潼关,另一股当然是固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及其下属。
屈突通,是有名的隋的忠臣和大将。当初杨玄感叛乱,最后就是他率领军队去追击杨玄感,与其兄弟屈突盖齐名长安,分别长期担任长安的守备和治安工作,以执法严峻闻名,长安有“宁食一斗葱,不逢屈突通,宁食一斗艾(一种苦草),不逢屈突盖”的说法。当时屈突通的形式很不利,不仅主要的精兵在霍邑损失很大,而且他守备的潼关在河东郡,正是李渊的老家,相信人心也非常混乱。加上屈突通那个时候年纪也不小了,以及素来更长于守城而非野战,所以不敢出城和唐军作战。但潼关天险,唐军要攻下潼关也不容易,经过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以后,唐军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倒是临近的县城纷纷见风使舵来李渊这儿“归附”,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得到了隋的永丰仓。永丰仓是文帝时就兴建的大型仓库,里面的粮食物质极多,据说到唐建国几十年以后,永丰仓的物质都用不完。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基地,唐军的后勤就有了充足的保证。在潼关难下而关中款附的情况下,李渊做了新的战略安排。
据《唐书》记载,李渊当时也汇集手下重要的幕僚开会讨论,一般的意见是先全力攻下潼关,免除进军长安的后顾之忧后再进军长安。李世民的意见则是潼关难攻,不如干脆放弃,趁长安空虚先攻克长安,这样潼关也就不攻自破了。李渊考虑了一阵,决定“两从”,即派军围住潼关镇守永丰,也派军直接攻略长安。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无上述记载,只说李渊决定分兵两路。
第一路,在李建成率领下,屯守永丰仓,并包围潼关阻止屈突通出关攻打唐军。
第二路,在李世民率领下,西向掠地长安附近,完成对长安的包围。
这里略略说开一点,如此的安排,应该不是随意或偶然的。无论上面《唐书》记载的讨论是否发生过,李建成和李世民各自不同个性的分野应该已得到大家的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李建成主守,而李世民主攻的安排,应该就是在大家的共识,或者说至少是李渊的认识下决定的。
两路都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李建成一边,屈突通见唐军向长安进军,率几万精兵欲驰援长安,被李建成麾下刘文静阻住(刘文静这时候归李建成统辖)
李世民一边,一路西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尽是一拨儿又一拨儿来“归附”的。其中就包括平阳公主和李神通的队伍。最后收揽的各色人等达十三万之多。李世民最后把军队安排在废弃的长安旧城,写信告诉他父亲情况。
李渊见时机已成熟,命两军汇集到长安,总共有兵二十余万。一下子从太原带来的两三万人变成二十多万,就算数字并不很准确,也可以看出唐军在当时扩张地很快。其实从军事角度而言,一下子有了这么多人并没有好处。无疑,急剧增加的兵力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在协同作战、纪律、后勤等等方面,都很容易造成大问题。
不过,一则当时长安的对手很弱不用担心被“精锐的敌人”击溃的问题,二则虽说是乌合的“盗贼”大军,但“盗贼”们都是关中本地人,在本乡本土再胡闹也有限,不会扰民太厉害,三则时间不长又有永丰仓的供给,后勤和军纪就好维持得多。
尽管如此,也可从《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看出当时唐军的混乱情况(这在《唐书》里没有记载)。
本来,李渊打算的是围长安一段时间,以他们李家在长安的势力和现实的情况,多半是城内自己先乱起来就投降了。李渊这样打算倒还不是担心长安难攻,而是他希望尽量维持自己是“勤王”而不是“造反”的大义名分。可对李渊手下的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坐等长安自己献城,本来应该是好事,但也就意味着攻城的人功劳不大而献城的人功劳大。而当时的唐军,除了少部分是从太原起兵出来已建有“首义”之功勋的,大部分都是新近依附还没有在功劳簿上记下名字。既然这里摆着这么一座好攻的城在这儿让大家建功,自然就有有野心的人跃跃欲试。且这些人又没有很强的纪律观念,于是在李渊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唐军开始杂乱地攻打长安,可以想象,如果当时长安里有精兵强将,唐军不败才怪。惟其长安已经不堪一击,在这样混乱的攻势下,长安很快陷落了。李渊匆匆颁布禁止烧杀抢掠和侵凌隋之宫室宗庙官员的命令,但唐军已冲如皇宫,直冲到代王杨侑的驾前,说来也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的杨侑吓哭了,惟有代王的侍读姚思廉出来厉声呵斥了冲撞的唐军,才免于代王在这时候被乱军所杀,不过,也只延续了这个小孩两年不到的寿命而已。
而在当时,至少,这个小孩被随后赶到的李渊保护起来,他还需要这个孩子来做幌子。三两天后,代王杨侑被迎立为新帝,本来的皇帝杨广则被遥尊为太上皇。李渊自称大丞相,进爵唐王,干脆住在皇宫内,总揽大权。将士们大得封赏,李建成理所当然是唐国世子,而李世民则由敦煌公徙为秦国公,李元吉被封为齐国公。注意一点,基本上,单字的封号比双字的高一等。如同为“公”这个等级,唐、秦、齐等等单字的的“公”就是“国公”,而双字的如“敦煌”之类为“郡公”,高低是不同的。又如“王”,也是如此,“秦王”、“齐王”等就比“淮南王”、“义阳王”高一等。同时,李元吉仍然镇守太原,辖区包括唐军在“山东”(崤山以东,也就是潼关以东)占领的所有郡。李世民任京兆尹,主管京师事务。随便提一句,终武德九年的时间,李世民一直任京兆尹一职,在最后的宫廷政变里,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处理长安败军的问题上,基本上唐军算是宽大的。不过李渊还是杀了杨侑手下的阴世师和骨仪等数人,因为他们在确知李渊造反时挖了李家的祖坟,是李渊(应该也包括李建成和李世民)一说起来切齿愤恨的事。另外一个将死未死的,就是李靖,据说他是在被推赴刑场时叫了一通“明公欲得天下,为什么要先杀义士(忠于隋室,也是义士的一种表现了)”,被李世民听到,劝他老子放了本来就很有名的李靖。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前面提到的李渊大肆封赏官爵有关,就是进入长安后,封赏更厉害,以至把府库和李家的家产都用光了还不够,最后有人给李渊出个主意,因为当时长安城内柴薪很贵,把皇宫内的树木砍下变卖,才总算把这个财政危机对付过去(此人后来长期在武德朝主管唐的财政)。这个问题,从某个角度来说,暴露出当时的唐军并不如史书上吹的那么众志成城和团结一心。很显然,至少在入关以后,唐军大量招降纳叛,成分变得很复杂而不好把握,故李渊只有靠“滥赏”来收揽人心,而对长安城的进攻过程也充分说明当时唐军的情况有多混乱。
同时,唐在关中的脚跟还远远没有站稳。潼关的屈突通并不足虑,他始终突破不了刘文静的防线无法援助长安,李渊多次派他的家仆和儿子去招降,他不肯,但到长安陷落后,屈突通欲去洛阳和洛阳的隋军会合,被刘文静追击,在属下纷纷逃离的背离的情况下(都是关中人,不愿意离开家乡),屈突通最后投降。
然,屈突通投降了,他曾派一名叫尧君素的将领在河东郡城守备,竟怎么也不肯降。实际上,这个是李渊老家的郡城,在唐初的历史中可算一个奇迹,竟在四面无路的孤城状态下坚守了近四年,任唐军怎么攻打都没用。不过还不算什么大问题,毕竟这个小城池自守有余,却无法威胁到李唐在长安的统治。
同时,长安西面至少有三个势力集团兴起,其中,在武威一带的李轨和扶风的唐弼的势力不大,对唐来说真正危险的,是和李渊前后脚一起攻略长安的陇西薛举。
薛举,陇西金城人,在隋时做过一个小校尉,趁乱世而起,杀了本县的县令,招纳陇西一带的“盗贼”,建立所谓“西秦”国,自号“西秦霸王”(学项羽嘛)。因为陇西一带是胡汉杂居的地区,因此民风十分剽悍,善骑射,有很强的骑兵,因此薛举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武力。
紧邻长安所在之京兆郡的西面的,是名为“扶风”的郡国。查看地图的话,这里至少有两个有名的地点,一个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陈仓,另一个则是三国时诸葛孔明身丧之所“五丈原”。扶风更是从西面进入长安的门户之一,就在李渊成为“唐王”后的第二个月(李渊十一月中进爵唐王),亦即大业十三年这一年的年底十二月初,薛举击溃占据扶风的“盗贼”唐弼(唐弼随即被唐军所杀),号称二十万大军,进逼长安。李渊派李世民率军抵御。
这一次,也是李世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独立指挥军队作战,之前,要么是在李渊身边,要么和李建成协作,要么并没有战斗发生,李世民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主帅”。
薛举来势汹汹,而他的军队也以善战骁勇著称。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守方的唐军似乎当以坚守城池来应对,如果能拖到西秦军后勤出现问题,那就好办了。但李世民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坚守的战略不适合当前状态下的唐军。他们占领长安不到一个月,大部分军队都是临时纠集战斗力不强的,而从太原带出来的战力强的部队在这里的根基很浅。与其守难守之城,不如以乱应乱,薛举一定想不到唐军敢直挫西秦军正盛的锋芒,所以干脆趁其不备,以精锐的骑兵快速赶到战场逆击西秦军。
果然,没有预料到唐军的大胆举动的西秦军在突然遭到唐军攻击后大乱,李世民追击薛举直到陇上,以至于已经称帝的薛举问左右“自古天子有降事乎?”,意思就是,以前的皇帝有投降的吗?因为薛举已经称帝,就比没有称帝的人更难以投降(事实也证明,凡是称帝后失败被俘的,李渊全部要杀)。然则,毕竟唐军也刚占领长安,立足未稳,这一次逆袭无法全歼西秦军,薛举到底逃了回去,图谋东山再起。这一天,正好是李世民被封为秦公后的第十五天。
这一年剩下的日子里,唐的发展总的来说是顺利的,大部分关中地区的“盗贼”和原隋室官员镇守的郡县纷纷“归附”,里面就少不了好些个李家的亲族,包括窦氏一脉,李渊的两个女婿(就是李渊的妾生的两个大女儿的丈夫)等等。最重要的是,位于关中南方的巴、蜀之地的归附。
巴、蜀两地,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的范围,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成都平原古有“天府之国”的称号,是有名的富庶的农业商业区。在隋唐之际,天下之富有“一扬二益”的说法,排第二位的正是益州(成都)。又,巴蜀之地四面环山,古代的交通困难,要攻进来是很不容易的,对外主要的通道一是沿长江往东下江南,一是沿栈道往北入关中。其中,长江航运易下难上,要从这里出蜀容易入蜀难,而走栈道就出入都相应容易些。如此一来,巴蜀之地就可以稳定地把它富饶的自然资源供应给关中而不必担心被其他势力干扰。所以,最早在战国时期,秦因为得到巴蜀而摆脱物质的匮乏,力量大增;北周时也是拥有了巴蜀之地才改变了北周财政的窘迫局面并为后来隋的统一打下基础。
现在,唐如此轻易地取得巴蜀之地的控制权,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
从政治上来说,一下子唐控制的版图增加了一倍不止;从经济上来说,巴蜀的富饶能有力地支撑唐的统一战争;从军事上来说,未来唐军要攻打江南,那么可以从这里沿长江直下,也避免了关中南面受敌的隐忧。
李氏在关中的政权,终于初步稳定下来。
但忧患还是没有完全消除,这里再复述一遍:
1、最大的威胁,陇西薛举,在逃回陇西后,西秦的势力复振,李渊两度派人征伐,均以失败告终。
2、武威李轨。基本上是一个“土皇帝”,自称“大凉王”,固守一方,和唐处于“冷和平”的状态,李渊试图拉拢的对象。
3、河东尧君素。如果不是所守太小的话,几乎可以算当时一个传奇人物,以一个小小的河东郡城面对唐之大军夜以继日长达四年之久。惟其地小力弱,也无法对唐构成威胁。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李世民在唐军整个南下长安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一系列事件人物是如何促进他的力量成长的。
看《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话,会发现,在前半部的“谓(秦)王曰”几乎都变成了同时对“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的话。即使不能说李建成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比李世民更多,至少李建成和李世民也拥有了同等的地位。李建成或许稍稍要比李世民表现得过于谨慎些,但其明智和能力是不亚李世民的。
但李世民有两次单独行动很值得注意。一次是渡过黄河后,李渊分兵两路,一路防守潼关的屈突通,一路掠地长安附近准备攻打长安,而李世民负责的是后一路。在这个时候,李渊本人,是和李建成在一起,李世民是单独行动。尽管李世民一路在掠地长安附近的行动中没有任何重大的战斗发生,但至少李世民第一次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和很大的权力,对他经营自己的力量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另一次就是占领长安后第一次击退薛举的进攻,李世民第一次独立率领大军进行比较重要的战役,战役虽然很短,但可以说是颇为成功,因此对他在唐初的军事领袖的地位之形成也可以说影响深远。
还有,正如前面所言,李世民在李渊第一次大肆封赏中得到京兆尹的职位。如果仅仅是军事上的力量,是不足以支持李世民在未来的宫廷战争的。京兆尹的职位不算高,作用却很大。因为管辖的正是长安及近畿地区。
在人才招揽上,也颇有可述之处。
这段时期,归于李世民幕下的最有名的人,应该算房玄龄和杜如晦。
房、杜二人,年纪相差二十多岁,却是交情即好的忘年交。其中房玄龄居长,父亲也是隋之官宦,官至刺史。史载房玄龄青年的时代正值文帝改易太子,废杨勇而立杨广,房玄龄秉持正统的观念,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隋之祸乱,自此而起。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因为投效李世民后房玄龄所做的,正是他年轻时代反对的事业。也不知当房玄龄助李世民和建成争夺皇位时,是不是会想起自己青年时代的正统观念,又是否有所感慨。从零星的一些片段看出来,在隋世房、杜和李世民间应该有一定交集。比如载于诗圣杜甫之记录的在王硅家的聚会,又如长孙无忌传里说长孙无忌和房、杜也是朋友。不过,似乎这些交集并没有使他们熟络起来,当李世民分兵掠地长安以西的时候,房玄龄“杖策”至辕门请见,一夕交谈,两人互相之间似才有了真正的了解,相恨见晚,遂寄以腹心。从史书上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已流露出他的野心。本来,李世民是兄弟中唯一一开始就参与太原起兵的,因此所谓“太原原从”的众功臣有一大半和李世民关系密切,再加上掠地长安以西时独挡一面,其幕府之中,自然有不少投效者。但唐进入长安后,设官立爵,大部分人都因为各种封赏而被调离,李世民为此十分忧虑,私下很房玄龄聊起这件事。房回答的是,如果殿下只想守住藩王的地位,也就没什么了,如果殿下一定要“经营四方”呢,就请把杜如晦留下吧。当然,这个时候,房玄龄就把他的老朋友杜如晦也拖下水了。
房玄龄在史册上以个性极其谨慎、心思细密著称。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有时甚至有点逢迎过头。比如说李世民如果生气,不论对错,房玄龄必定惶恐之极,无错也认错,好象大难临头的样子。另一方面,对其他人,房玄龄也是有名的好脾气,无论在秦王时代做幕僚对王府内诸将,还是在太宗时代做宰相对属下群臣,房玄龄都非常大度,据说是见人之长毫无妒忌,无不极力推举,见人之短也不求全责备,能使贤人小人各得其位,尽愿为李世民效死力。因为很善于察探李世民的心绪,所以也善于把李世民的愿望用合适的方法表达出来。连李渊都说房玄龄“每为吾儿陈事,千里外犹对面语”。不爱珠宝,李世民在武德间多所征讨,每克一地,其他人免不了翼求珍宝,房玄龄则一心去收罗当地的书籍档案。就是心太细,生怕有一点错失,举轻若重,因而在其为相以后,李世民曾说“宰相应该总揽全局,不要太注重小节”的话。话虽如此,,手下有这么一个又勤奋又有能力又谨慎的人,的确是一件很舒心的事。
杜如晦则相反,少以风流自命,故不是一个拘小节的人。临机果断,正和房玄龄的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相配。正所谓“房谋杜断”,很有名的。说来李世民和杜如晦倒是个性很相似。只是杜如晦命不好,年纪比房玄龄小,死得却早,李世民登基后不到两年,就生病挂了,挺划不来的。李世民后来很想念他,见到房玄龄的时候,常会想起杜如晦,对其家颇多赏赐。
李世民手下又有薛收,也是一个短命多才后来李世民很想念的人,大致亦在这个时间投效唐军。
薛收的父亲,是隋时极有名的薛道衡,道衡被杨广所杀,薛收因此之故怨恨隋朝,志不做隋官,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薛家是当时的高门大族,薛收和他的另外两个堂兄弟被称为“河间三凤”(PS:凤是雄的凰是雌的,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即薛收的堂兄薛德音是鸑鷟,薛收本人是离雏,他的堂弟薛元敬是鹓雏。
唐兴,薛收当然很支持,通过房玄龄的推举,他拉着他的堂弟薛元敬一起投效李世民,极得重用。薛收个性也略和杜如晦相似,善设奇谋,非常合李世民的胃口。而他的堂弟薛元敬,却活脱脱另一个房玄龄,谨慎得不得了。只是表现的方式却正好房相反,武德后期,李世民谋求太子的企图已是非常明白的事了,王府诸人,无不自申腹心,表示效忠李世民。唯薛元敬以名列“十八学士”的高位,只埋头老实做学问,不预半点“阴谋”,连房玄龄都佩服起来。
薛收于唐武德七年病逝,病后秦王府使者相望于道,不停地送去各种珍贵药材等等,但当时的医术本不发达,没能治好薛收。其死时年不过三十三,当时唐统一的战争基本结束,李世民初建文学馆,立十八学士,薛氏兄弟均有名,又命画十八学士像,薛收连画像画完的时间都没有等到。
长孙无忌兄妹早年的经历,在“末座少年”一章内特别叙述过。里面一个关键的人物是长孙无忌的舅舅高俭,不仅是他收留了被长孙家赶将出门的长孙兄妹,也是他把长孙皇后嫁给他很欣赏的少年李世民。前面也提到,大业末年,杨玄感之乱后,高俭受了牵连,被贬到岭南任主簿一职。不久以后,隋室彻底崩溃,岭南偏远,消息断绝,高俭完全不清楚中原和关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挂念留在长安的家人,自然十分忧心,而当时在岭南任官的,和高俭有同样之忧虑的还有更多。高俭的顶头上司,交趾太守丘和也是如此。
丘和,在隋时是有名的“佞臣”,他本在隋汉王杨谅造反时因临阵脱逃弃守所守郡城而被免官,后依附宇文述(宇文深得杨广宠幸,但后来就是他的儿子谋杀了杨广)起复。杨广行幸,丘和浪费了大量财物“献精腆”,得以加官进爵,第二次杨广在经过他的治所,丘和更是加陪进献。于是大业年间,皇帝四方行幸,各地争献奇珍美食,极浪费极奢侈的风气可以说丘和就是一个先导。再往后,丘和被任命为交趾太守。因为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除了丝绸之路外,就是和南洋的海上贸易,常年有各种奇珍异宝在这里交易,利润很大,又天高皇帝远,可算肥缺。少不了官吏贪污严重,反而使海南等地多有怨望。丘和便在另一个算来也是隋之佞臣的推举下出任交趾太守。其赴任后据说倒治理得还不错,不过又说南洋诸国欲与中国贸易的,赠送了丘和大量的“明珠、文犀、金宝”等物,使之富比王侯,想来也不算“清廉”才对。
不用说,丘和来自关中,他的家眷,大部分自是留在老家,现在天下大乱,道路不通,丘和固在岭南大发横财,也不会很开心。这里要专门提到他的,是因为他留在关中的儿子中(据说到唐朝,丘和的儿子十五个都位至显职),正好有一个就是丘行恭。
不知道丘行恭的话,应该知道“昭陵六骏”,就是李世民墓前所刻的六匹骏马石刻。最有名的一匹,飒露紫,被美国人盗去的那匹,刻着一人一马,马是飒露紫,人则是丘行恭。
丘行恭和他的哥哥丘师利,大业末年战乱中在家乡结党自保,杀了当时被人称作“奴贼”(首领是一个奴仆出身的人)的首领,成为关中一大势力,唐军起兵,李家的三小姐在武功等地招集人马,丘师利丘行恭即往投靠,后来也就顺理成章加入掠地长安以西的李世民的麾下,丘行恭受到重用。石刻里记载的是后来攻打洛阳时的事,而丘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前面就提到的,李靖,然与大部分传奇小说叙述的不同,终武德一朝,都看不出李靖是忠心的秦王一党的迹象,这是后话,暂不提。
前面还提到一个人,当唐军冲进长安,冲入皇宫时,留守长安的大臣侍奉代王杨侑的宦官宫女都逃掉了,只有一个人留在这个无依的小孩子身边大声斥责唐军无礼,把闹哄哄的军人也震住了,说“仁者有勇,当此人乎”。这人姓姚名思廉,本是南朝陈国人,陈亡入隋,因家传以文学著名,成为代王的侍读。现在隋室又灭亡,姚思廉固能救杨侑一时而已。其后,告别杨侑,姚便进入了李世民的幕府,也是后来闻名的“十八学士”之一。
名列十八学士者,还另有两人,也大致在这个时间里投效李世民的。
于志宁,隋官宦子弟。李渊入关,率领乡人至长春宫谒见李渊,李渊即命其为李世民幕僚。
颜相时,在第四章“四海为家”里提到过,出身当时著名的学问世家颜家。颜家本是南朝人,未统一前,其祖颜之推因战败被虏到江北,却因其学问著名一直很受尊重,著有《颜氏家训》一书流传后世。颜相时之父即前文提到的颜思鲁,兄颜师古,俱为当时知名的大儒。颜师古与长孙无忌交情极好,太原起兵时长孙无忌在长安,为了逃避追捕,大约就躲在颜家。唐军入关,长孙无忌不用说立刻跑来找李世民,顺带自然把颜家父子兄弟推举上,他们一同成为“敦煌公府文学”。后来颜思鲁、颜师古因名声更大,调为朝中重臣,故在李世民幕府内兼职而已,颜相时则一直留在幕府,进位“十八学士”之一。
自然,即说到了十八学士,就少不了那对为十八学士画像的著名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有关他们的记载倒不太多,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左右被招入李世民之幕府。
再说说在这么一段时间内,李建成和李元吉招揽的人才。
李建成没有亲身参与太原起兵,和“首义”诸人较疏远,除了一个裴寂看来后来是比较明确的“太子党”外,其他人或更靠近李世民,或保持中立。从太原进攻长安,李建成也多在李渊身边,可发展的空间不大。这个时候,李建成的亲信主要来至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在过去的朋友,一个是李渊任命的辅佐大臣。
作为李建成从小玩到大的朋友,知名的有两人:韦挺和庾抱。有关韦挺的故事,包括他另外那两位朋友王硅、杜淹,都在“末座少年”一章开头详述,这里不再多说,略提一点,就是韦挺在唐军入关时投入李建成手下,把王硅一块儿拖上了。而杜淹当时在东都洛阳,很得王世充之信任。而庾抱没有记载,只好从略。
李建成手下,更多的,是李渊专门指派给他的宿老名臣(这也不奇怪,世子么)。
李纲,元老级的臣子,隋时,就以德高望重为文帝太子杨勇的冼马。似乎是有点宿命了,隋时的李纲没有保住杨勇,唐时的李纲也没有保住李建成。李纲以个性刚直闻名,这样的人一般不容易讨喜。当初在杨勇身边,李纲即“非东宫得言者”,辅佐李建成时也是如此。刚开始,李建成是非常尊重李纲,有一次有人献鱼给李建成,东宫幕僚争相自荐操刀烹鱼,李建成说“烹鱼诸位是行家,至于辅佐我就要看李纲的了”,因之赐李纲绢二百匹。但渐渐的,李纲却不能和李建成协调。如后来刘文静“怨望”之案,李纲是主审。刘文静是李世民一党,自然李建成还是希望借这个案子把刘文静除掉,李渊派建成之心腹李纲来审,固也有默许之意,因为李渊也不喜欢刘文静。然则李纲却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刘文静虽然怨望,还没有到造反的地步,和李世民站在同一立场上(不过刘最后还是被杀了)。另外,李纲对建成也颇有意见,或者说建成结交“无赖”,或者说建成太爱饮酒于身体无益,或者说建成不该和兄弟不和,等等。李纲把他对李建成的意见写成一封谏书,建成看后更加不快,李纲看到自己又一次“与东宫相仵”,也极不痛快,便以年纪大了为由,一定要告老,李渊不得以同意。到李世民登基后,李纲才复得重用。
李纲的故事,一直被人当作指斥建成“无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不可否认,李纲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个性梗直的老实人,这一点,和那位最有名的谏臣魏征颇不同。魏征以“直谏”出名,其实是很经风霜很狡猾。真正老实的人,象李纲这样,确实不适合辅佐李建成对付险恶的宫廷斗争,象李纲对建成的不满,除了饮酒这件无关紧要外,其他的,诸如结交“无赖”、兄弟不和,都不是建成能够改正的“缺点”。李纲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一个太子,其实是可笑了。所以,对李纲,建成错的不是“失德”,而是使用错误。象这样个性简单梗直的老实人、名臣,把他供起来加以尊敬就可,要他做自己的心腹参与复杂的宫廷斗争当然会大家都不痛快。从此就可以看出,李建成在用人上确实不如李世民“狡猾”,因为李世民很能“骗”得这类“傻乎乎”的人高高兴兴的。
窦轨,李氏兄弟生母窦夫人的堂兄弟。窦轨地位和李纲一样,都是建成太子府詹事,但他的情况却有些暧昧难明。从经历上看,后来窦轨长期在外,主要是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玄武门之变时,窦轨更以阿附建成的罪名杀了自己的一个属下,至于其他的,他这个人倒没有什么特别好说。
不过要说最有名,建成幕府里的人却首推欧阳询。什么?你没听说过?那好,请问你练过书法没?如果你练过,又请问你练书法练什么字体?怕你张口就会在“欧体、颜体、柳体”中说出一个吧。欧、颜、柳俱是唐时的人,柳即柳宗元,后唐人,颜即颜真卿,中唐人,欧自然就是初唐的欧阳询了。这三种字体,柳体清秀,颜体肥,欧体则极为端正,最是初入门者的首选。欧阳询自然是隋时就很有名的书法家了,连遥远的高丽都听说他的名声派人来求字。他的兴趣也全部都在书法上,其他什么事都不关心,在李建成手下算是个吃白食的^^。李建成败后,如魏征等都不追究,欧阳询不用说也没事。李世民以爱好书法闻名,欧阳询在贞观朝继续兼着闲职玩书法,到八十岁才平平安安去世,为李世民撰写了大量重要的碑文。
有一点有关欧阳询的野史可以说说。欧阳询和长孙无忌,都是有名的长相不敢恭维的人士,最有趣的是一个干瘦一个肥,站在一起蛮好玩的。有一次他们就互相作诗嘲笑对方的长相(游戏而已啦),长孙无忌说欧阳“谁家麟角上,画此一猿猴”,欧阳则回敬以“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李世民在一边听热闹,开玩笑地吓唬欧阳“卿独不畏皇后乎”(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是同胞兄妹,从遗传学讲,说长孙无忌丑,难免有隐射皇后不漂亮的嫌疑^^)。又,欧阳看来是一个很爱和人玩笑的人,他一共流传下来三首诗歌,全部是和别人互嘲的。
和两位兄长相比,李元吉身边的人才自然少了许多,这里提一个人,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留守太原之元吉幕府的。
此人姓张名后胤,有趣的是张后胤正是李世民的老师,太原起兵亦有他在怂恿李世民,后来却被李元吉召为齐王府文学,可惜不知道他在元吉身边,又是否参与了武德时期的宫廷斗争,扮演的又是怎样的角色。李世民即位后有一次问张后胤“你教的学生如何”。张后胤回以“孔子弟子三千,显达的不过位至子爵男爵,我曾教过一个学生,现在已经是皇帝了,算不算比孔子还厉害”。李世民又封后胤高官,说“朕从卿受经,卿从朕求官”是也。后胤死时八十三,可算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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