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MingLi The Great – 李世民评传- 秦王卷2

0
575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Chinese: 唐太宗; pinyin: Táng Tàizōng, January 23, 599 – July 10, 649), personal name Lǐ Shìmín (Chinese: 李世民), was the second emperor of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ruling from 626 to 649. As he encouraged his father, Li Yuan (later Emperor Gaozu) to rise against Sui Dynasty rule at Taiyuan in 617 and subsequently defeated several of his most important rivals, he was ceremonially regarded as a cofounder of the dynasty along with Emperor Gaozu.

He is typically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if not the greatest, emperor in all of Chinese history.

李世民评传之秦王卷 (二)长安攻略

 棋声丁丁,从唐人传奇开始,常常用棋道来比喻李唐进取天下的胜利。“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东汉的桓谭在《新论》中说道。“天下大棋局,棋局小天下”,也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谚语。中国的战略地理,正可以看作一个不规则的围棋盘,在这个天造地设的大棋局里,李氏父子以国手布局的高妙,终于赢得“枯棋几道”,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便完成了重新一统天下的大业。

中国的天下棋局,若以围棋盘做比,则可以分成九个大的部分:以河南中原之地为核心,向八个方向延伸而去,得到“关陇、河北、巴蜀、东南之四角地”和“山西、山东、汉中、荆襄之四边地”。如此九大地域是历代统一战争之关键,非独隋唐之际为然。

  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是很重视“人和”的,所谓“在德不在险”就是说的可以用人事来克服地理的困难。然而明确地理优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战略的规划,岂非正是一种俯瞰天下的重要人事?人类社会可以看作广义的“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事又怎么可能脱离天时地利的背景?论战者不知天时、不明地理,又指望他能有什么真正高妙的人事能力?

  而且战略地理或历史地理都非单纯的山川形势问题,亦与当时代的天时气候、各地区的经济人文密切相关,可谓综合“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的大势大局,愈发是不可忽略的。

  故而在李氏父子“经纶王业”之伊始,我们有必要先大致了解中国天下的大棋局之势。只有将此熟谙于胸,才能知晓随后李唐一步步展开的每一场重大战事的目的、意义,明白鏖战之因、胜败之果——以及,归结到本书的主旨:秦王时代的李世民在李唐统一战争里究竟有怎样的存在价值。

  “中原+四角+四边”的九大地域,从更大一个层次上来说又可以先分南北,既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这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南北模式”,因为中国在分裂时期最常见的便是南北对峙。几千年历史里,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开发得早,早期其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是北优于南,后期经济中心南移,但政治、军事力量还是北优于南。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统一模式也是北方黄河流域的政权统一天下,唯一的特例在明代。至于本文涉及的隋唐之际,黄河流域还有着全面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我们可以先略看一看。

  九大地域里——

  位于黄河流域的有:居天下之中的中原河南;四角地之关陇、河北;四边地之山西、山东。李唐的统一战争最重要的几场大仗正是在上述几个地区进行的,绝非偶然之事。其道理就在于,在这个时代里,这几个地域开发最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最深厚、人口最多最集中。

  事实也是如此,隋末大乱,重要的割据势力都在这个地区活动。我们按两部《唐书》里隋唐之交诸家“反王”的排位来看:排位第一的瓦岗李密在河南中原;排位第二的洛阳王世充在河南中原;排位第三的窦建德在河北;排位四、五的薛举和李轨在陇西;排位第六的刘武周在山西。其余如关中地区北部的梁师都、郭子和,河北北部的高开道,山东地区的徐圆朗等,势力都不可小窥,几经反复才得以收拾下来。

  位于长江流域的有:四角地之巴蜀、东南;四边地之汉中、荆襄。李唐在这一地区的重大战事明显少得多也轻松得多,根本不能和北方进行的战事相提并论。

  当然当时的长江流域也不是完全无可论者:最强的两股割据势力是占据荆襄南岸的萧铣和占据东南的杜伏威、辅公祏,另外还有东南以南的李子通和林仕弘略值得一提。不过这几股势力从来没有对李唐造成什么重大威胁,见势不妙就投唐的不少,即使有顽抗或造反的,也被轻易解决。

  其实,隋末唐初的长江流域,虽然前有南北朝时期割据江南数百年的南朝历史,但是在经济上来说南朝对江南的开发还是不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比,在政治军事人物上来说南朝的江南华族本来和江南土地的结合程度就有限,杨隋统一以后江南人物纷纷北归,也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观的本土势力。

  我们还可以往外围多看一眼,北方黄河流域再往北是游牧民族占据的大草原,突厥在这里称霸一方,哪怕已经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其势力依旧强劲,不仅在北方胡汉交界区扶植出好几股割据势力,自身亦频频对李唐带来很大压力。而南方长江流域再往南是分隔零碎的丘陵地区,有许多各自为政的“蛮族”部落却无一股强者,自然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威慑力量了。

  因此,在李唐的统一战争中,黄河流域的“中原、两角、两边”是毫无疑问的重点。

  有一句围棋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意思是说下围棋的开局,最好在四角里下第一手;其次是在四边上下第一手;最麻烦的是在中部腹心下第一手。这一经验总结,是非常有道理的,且不独围棋如此,进取天下的战略也是如此。

  以围棋棋道而论:

  从四角处开局,两边有边框局限和保护,所以对手的攻击力量最多不过来自两个方向,角落里便容易“做活”,容易先手稳住一片开局的势力,从而为之后的进一步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做活后漏洞少,无后顾之忧。

  从四边处开局,则只有一面有边框局限和保护,做活难一些,那么后一步的行动就可能落人后手,也不太稳固,容易被人找到漏洞攻击。

  从中部腹心处开局,则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做活亦难,落人后手,漏洞也多,一不小心就被人抓住破绽攻入。

  战略也是如此,四角地里容易护持,进攻的敌人只来自一边,便易于在初期建立相对稳固的根据地,从而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较快腾出手来攻击其他立足未稳的敌人,一旦失利退守角地也不容易被敌人轻易攻破。四边地则相对差一些,中原地区更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都可以此类推。

  黄河流域的两大“金角”是关陇和河北,其中以关陇为中心的李唐成为新一代天下共主不必说,占据河北的窦建德也获得了后世相当高的注意和评价,亦非偶然。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关陇这一角略优于河北。

  从比较单纯的山川河流之势来看,关陇号称“四塞之地”,河北则是“挈裘之势”,关陇的“金角”防御形势比河北要严密得多。

  关陇即今天的陕西甘肃,可分为关中和陇上两块,其中心是黄河上游的关中平原。关中平原的“四塞”地形如下:西面是陇山;南面是秦岭;东面是黄河;北面是陇山、高原和吕梁山共同形成的台地。此一四塞形势相当稳固,也容易被关中平原上的割据势力控制。周因此兴、秦因此兴、汉因此兴、隋因此兴、唐因此兴,此一金角遂成为中国历史前期几大重要朝代的根据地。

  当然,关陇也有不利的地方。四塞之势的反面是平原较小、地形狭促。这样经济发展潜力有限,人口扩张能力有限同时出色人物的产生也有限。以关中平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往往面临本地区生产不足的压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

  实际上在本时代以前,关陇一地从东汉时开始被边缘化,其经济实力文化实力跟不上形势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过总的来说,在这个时代关陇地区还不象后代那样开发过度,其他地区的开发程度还有限。这样一来,关陇和其他地区相比,其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尚不至于落后太多。再加上地形的优势,要在军事上要占优,还是相对容易的。

  因此在南北朝末年,关陇新兴的军事贵族集团成为了此一阶段最后的胜利者。他们的胜利又给关陇地区带来很多政治优势,都城、百官、门阀、军队、物资聚集于此,占据关中就能得到这一切,亦对开局非常有利。

  反之,河北的山川河流所形成的防御形势就不那么严密。

  河北的中心是黄河下游的大片冲击平原也就是华北平原。华北大平原的四面屏障大致如下:西面是山西东部的太行山;南面黄河和山东省中南部的丘陵地区;东面是大海;北面是燕山。这里我们看到,除了东面的大海在这个时代算得上比较可靠以外,其他三面都不那么可靠:

  北面的燕山山脉就比较单薄,北方草原上强大的游牧民族攻破容易。

  西面太行山倒确实是崇山峻岭,可那是属于山西的,掌握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势力要抢下太行山还更方便点儿。

  南面有黄河和今山东省中南部的丘陵地区,但历代黄河流域水网不密,阻隔作用远不如江淮地区那种水域形势,山东省中南部的丘陵地区不太高大,只挡得住一半,另外一半依旧是平原,一直连到河南中原地区去了。

所以河北之地势其实相当开阔,地域牵扯的范围过广,以河北为根据地的割据政权要把四面守住相对辛苦。起于河北的重要朝代也有,比如东汉就是如此。另外,塞外游牧民族拿河北作为进取华夏的根据地和跳板,却是最常见的模式。河北北面山脉浅薄容易突破,塞外游牧民族在河北站稳脚跟比从关陇入手方便。而且塞外游牧民族的初起根基在草原上,倒不太在乎西面山西太行山的屏障,因为可以直接从草原上作大迂回攻击山西、关陇等地区。

  同时,河北的开阔地形,自然带来了经济人口上的优势。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有更强的农业生产潜力,在经济基础之上也有更多的人口和更盛的文化。

  在这个时代里,以河北为根据地的政权也不是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希望的。前代有东汉的成例不说,稍早一点儿来自塞外的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也是先占据河北然后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隋末大乱河北涌现了一大批“盗贼”,最后拼胜而出的窦夏势力,给李唐的统一战争带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大麻烦”。唐统一以后,前期输入京师的庞大物资主要亦来自河北,后期河北出现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中央政权难以控制——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明河北的强势。

  再来看黄河流域的“银边”,既山西和山东。因为黄河流域是东西两角争胜,那么嵌在西角关陇和东角河北之间的山西,其战略意义自然比山东强。

  山西的山川形势总的来说,非常象一个竖插在关陇、河北之间的大楔子。这里有南北纵向的三个大山脉,从西往东分别是:吕梁山脉、太屋山脉和太行山脉。三大山脉之间则夹着两条下陷的平原谷地,因为人类总是多聚居在平地上,所以这两线平原谷底就成为控制山西地区的重镇所在。

  吕梁山脉和太屋山脉之间的是汾河流域,从北向南数来,汾河的流淌在大山里切出了三个比较大的平原地区:最北的大同地区有两块较小的平原,在当时叫做马邑或朔州;之后往南穿过雁门关和一段不长的峡谷,中部太原地区有一块较大的平原,在当时叫做太原、晋阳或并州;之后往南再穿过一段很长的雀鼠谷,南部晋南地区有一块较大的平原,在当时叫做河东。

  以马邑、太原、河东三地串起来汾河流域是山西最主要的平原区域,自然就是山西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人口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基本上来说,能够控制汾河流域就容易控制整个山西,那是没错的。其中又以太原、河东两地最为重要,因为这两块平原最大实力最雄厚。

  同时山西既然是东西两角之间的“楔子”,从军事角度来看,太原和河东也正好分别成为东进和西进的突破口。太原的东面是著名的井陉关,历代关陇进攻河北,往往以此作为突破点,以关陇为根据地的北周,灭掉以河北为根据地的北齐,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河东的西面则与关中平原隔黄河相望,从河东渡过黄河进攻关中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选择,北周当初也是守住了河东,从而屏护住关中的大门。

  太屋山脉和太行山脉之间有一个较小的盆地,从太原地区南部向东穿出太谷关,再折向南经过一段狭长的谷地,南部长治地区有一块盆地,在当时叫做上党或潞州。这个夹在山里的盆地没有大河穿越所以盆地狭促,实力也弱一些。

  从军事角度来看,上党对河北的重要性强于关陇,因为从这里可以东出滏口关进入河北地区,也可以南出天井关下河南再东进河北。

  “草肚皮”的中原,对于开局来说确实不是个好地方,然而绝对不等于说它不是一个重要地方。中原是四方辐辏之地,四面可达虽然免不了四处受敌,但反过来说四方出击又很方便。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中原不适合作开局,却很适合在“第二步”的时候考虑拿下。也就是说,开局先站稳一角以后,第二步拿下中原,以一角为后方根据、以中原为前击基地。退可守而根据地依旧稳固,进可攻从中原出发横扫其他方向的割据势力有很大的方便。

  中原地区的山川形势似封似闭、四分天下。

  所谓似封似闭,在于中原地区并非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一块,黄河、淮河、山脉等等将中原地区分割包围成四个部分,既:西、中部的洛阳平原、北部的河内地区、南部的南阳盆地和东部的汴淮流域。这四个地方分别对应天下八方,中原辐辏四方,自当如此。

  洛阳平原处在中原之西、中部:西面著名的崤山和不太著名的熊耳山既分割又交通关中;南面伏牛、外方两山隔开南阳;东面著名的嵩山挡在汴淮流域前;北面黄河分开了河内地区。作为中原之中,洛阳平原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东周、东汉都以洛阳为都城,杨隋也在关中的长安之外,把洛阳列为东都以控制整个关东地区。洛阳是关东的风流汇集之地,人物艳羡之所,在中国人的人文语境里被视作中国之中、华夏之中、天下之中。在这个时代,这里有杨广倾力建造的洛阳大城,又有古今闻名的几座巨大仓库,资源和人物还是相当丰富的。李密、王世充二强,足以作为洛阳平原重要性的注脚。

  河内地区在洛阳平原以北,当地的重镇有河阳和怀州:西面中条山分隔了山西的河东地区;南面隔黄河与洛阳平原相望;东面无险平原直通河北;北面则是山西插下来的太屋、太行两山,正与两山所夹的潞州盆地相对。这一地区比洛阳平原更开阔,从关中、山西、河北三地都容易攻入,离洛阳平原又仅隔了一条黄河,往往成为中原攻略的突破口之一。

  南阳盆地在洛阳平原以南:西面秦岭阻隔关中、汉中;南、东两面桐柏山、大洪山、鄂西北山地分割和交通湖北;北面则隔着伏牛、外方山和洛阳平原相望。这个地区和洛阳平原中间阻隔的山脉较厚,不过历来还是比如容易受洛阳平原控制的。南阳平原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用途是南征北伐。南阳盆地往西的一带秦岭山区山势较低,是进入关中的侧门,秦末刘邦一开始就是从这里的武关入秦的,南北朝桓温北伐就由荆襄北上南阳、入关中。黄河流域的北方政权也可以从这里南下,占据荆襄作为进击江南的跳板,后代蒙古灭宋亦从此攻击屡屡襄阳。

  汴淮流域在洛阳平原以东:西面隔嵩山山脉和洛阳平原相望;南面虽有大别山之险,但靠着淮河等河流的交通便利沟通东南;东面、北面则和山东河北的平原连接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险要之处。这一地区地势开阔,在东西争夺中往往是河北、山东两地进击中原的一块跳板;在南北对峙中又是南征北伐的跳板。和平年代里则是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和黄河下游及长江流域交通更方便。当经济中心逐渐东移、南移的时候,“中原”这一概念也东移汴淮流域,北宋以汴河边的开封作为首都,正是这个缘故。

  综上所述,以上的两角一边一中原就是即将展开的天下之争里重中之又重。隋唐之交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产生于此,最激烈的战争战役鏖兵于此,李世民东征西讨的活动地区也集中于此。所以这里对这个地区再复述一次——两角:关陇和河北;一边:山西;中原:河南。

  李唐之兴的第一着棋步,就是从山西起手,一子落下关中。

大业十一年的秋天,几年来一直过得不太顺心的当今天子,在山西中部的汾阳宫避暑避得差不多了,没有直接回京城,而是继续北上,到山西北部的胡汉交界区巡游。

  这个年代里,在北方草原上称霸的游牧民族,是名为“突厥”的“西戎”。

  在中国的北部有着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草原,因此这一地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的游牧民族的“培育基地”。同时,这片草原之东是中国东北的“黑山白水”,之西是西域的大陆商业交通通道,也对培育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行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游牧帝国的兴起路线一般是:东北“黑山白水”中以渔猎为主的民族西迁进入北方大草原,在游牧生活中扩大自己的人口和实力,再占据和利用西域商业通道的财富,那就很可观了。如果还能占据河北北部的幽州地区,以此为跳板和基地,从农耕的汉人那里学到更有效的组织方式、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得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其强大在冷兵器时代便可以傲视环球。

  然而突厥和中国历史上许多强大过的游牧民族有一点颇不同,那就是别人多是出自“东胡”,而突厥却是“西戎”。如果按照隋唐史书的说法,突厥本姓阿史那氏,是生活在甘肃平凉的杂胡。至于之前的确切来源则让专家们打破头,这个,我们这里不多讨论。但总之,突厥出现在中国史书上的时候他们的发源地是西不是东。尽管突厥强盛时势力范围也延续到中国东北并对河北地区形成压力,但是突厥之战略地理的重心偏西,是一个很有必要事先提一笔的特点。

  以狼为图腾的突厥民族在西魏-东魏对峙时兴起,到北周的时代达到鼎盛。不久以后杨隋代周而起,北面边境频频受到突厥侵扰,甚至拖延了杨隋南征的进程。于是杨隋采取分化瓦解之政治手段和整兵打击之军事手段,逐渐成功地让突厥一分东、西两个部分。两个突厥大致以阿尔泰山为界:西突厥分到西域,其王庭建于三弥山,即今天的新疆库车县北;东突厥占据北部草原大漠,在于都斤山设立牙帐,即今天外蒙古的哈尔和林附近。

在对突厥进行的一连串分化瓦解行动里,冲在前线的是一个名为长孙晟的人。长孙出自北魏皇家的姓氏拓跋,因其直接的祖先沙英雄为北魏先祖拓跋郁律的长子,所以被赐姓长孙,表示他们出自长房,也是尊崇的意思。有这样一个来历,长孙氏在北朝一百多年里自然长盛不衰,是所谓“代北名家”。到长孙晟的时候,他的家族也成为关陇旧家之一,虽然他的父亲长孙兕在北周之历职不如“八柱国家”显赫,爵位仅仅是一个侯爵,可是考虑到长孙家绵延百年的深度和厚度,亦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家族。

  长孙晟最有名的儿子是长孙无忌,最小的女儿长孙氏是李世民的文德皇后。但是,和以文成名的一双儿女不一样,长孙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陇旧家子弟,略涉书记而“武艺逸群”。不过他留给后世的名声,与其说是军事上颇有建树,倒不如说这个人很适合做一个情报工作者和破坏工作者。史书说他“好奇计、务功名”,要搁在严格的道德审判台上,那也不是个“好人”。不过人们对于把心计诡计用在敌人身上的人,总是比较宽容的,而历史上的长孙晟,依旧给人一种明朗的感觉。

  长孙晟那一份武人本色让他并无阴沉的风度,他的箭术是那么好,获得了弓马民族突厥人的敬佩。“一箭双雕”的典故本讲的是他,同时突厥人形容他的威风是“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这个说法给长孙家族赢来一个很威风的堂号“霹雳堂”。实际上除了“阴谋诡计”,长孙晟多次带兵协同杨隋扶植起来的启民可汗作战,而且战功也不逊色。从根本上来说他仍旧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霹雳堂”三字的威仪,今日听来也可想见一二当年长孙将军驰骋大漠的风采。惜乎今人无文,一堆武侠故事里把姓雷的封做霹雳堂堂主,说来也是让人一笑吧。

  分裂的突厥不是统一而且处于强盛期的杨隋对手,较弱的西突厥固然名义上向隋称臣,较强的东突厥也由长孙晟主持,扶植起一个弱势的启民可汗。启民可汗不仅向隋臣服,终其一生都表现得十分恭顺。

  在文帝后期的太子之争里,长孙晟和很多大臣一样都站在杨广一边,那时候的杨广确实有着让人期待的许多美好之处。杨坚过世的那一天晚上,长孙晟作为太子的心腹掌管宫城门禁,之后他对杨隋新一代天子也是忠心耿耿。大业初年杨广就曾经到北边巡游,在长孙晟的安排下,温顺的启民可汗奉承迎驾,大大地满足了一把皇帝的虚荣心。

  那一份风光无限威仪赫赫,想必让今些年来屡遭挫折的杨广十分怀念吧。

  但是这一次,旧日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回头。

 长孙晟早在大业五年去世,同年启民可汗身故,他的继承人号称始毕可汗据说从一开始就对隋室凌威于突厥心怀不满。这几年里这种不满日益加深,继长孙晟后负责和突厥打交道的裴矩做了两件让始毕可汗怀恨在心的事情:

  一、试图诱使始毕的弟弟咄苾做南面可汗,进一步把东突厥分裂成南北两部分以削弱其力量,结果这个分化瓦解工作的具体实施出了大问题,咄苾居然不买账反而向始毕告密和表忠心,徒惹突厥猜疑而未能得到任何好处。

  二、袭击并杀死了始毕的一个心腹幕僚,大概因为此人向来出主意支持“反叛”杨隋的政策,所以上了裴矩的黑名单。但这么一来,也使得始毕对杨隋更加不满和疑忌。

  实际上两件事也好,多少件事都好,归根结底的一个问题是:杨隋这几年来举止失措国力削弱,内部都有那么多“心怀叵测”的“叛党”,怎么挡得住外部的藩属不起异心?哪怕这个时候启民还活着,也难保他不动“歪念头”。站在突厥的立场来说,始毕对杨隋的不满也是“正义”的。

  于是,终于,到了大业十一年的秋天,得知杨广到山西北部巡游的消息以后,始毕可汗倒也来“迎驾”了。不过,他不是象父亲当年来讨大隋天子欢心,而是带来了数十万的突厥骑兵,打算袭击杨广的巡游队伍。

  危机关头,始毕可汗却被自己的妻子“出卖”了。

  始毕的妻子,是隋室为羁縻突厥所特意嫁过来的宗室女义成公主,先嫁启民,启民过世后按照突厥风俗又嫁给始毕,在汉人看来算是乱伦,在突厥来说倒没什么关系,只要她不是始毕的亲生母亲就行。被尊奉为突厥可贺敦的义成公主看来一心忠于娘家,她得知丈夫的不轨企图,立刻派人向杨广通风报信。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义成公主何以如此大胆,完全不把丈夫放在眼里。她这样通风报信,始毕反正已经和杨隋翻脸了,如果知道妻子对自己“不忠”难道回去以后不会一怒之下杀了她么?

然则突厥并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那种中央集权程度很高的“国家”。

作为一个游牧性质很浓基本上没有汉化的游牧行国,突厥的内部是分裂的、各自为政的。大可汗的权威和势力虽然大点儿,但各个部落部族都是非常独立的大小诸侯,他们各自独立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大可汗根本很难干涉。可贺敦作为可汗的妻子,本身自有自己的部落、居住地和臣属,她不是汉人所熟悉的那种依附于帝王的后妃,其实更类似于一个势力强大的独立诸侯。

  义成公主作为汉家公主,本来在突厥没有势力基础。但她即依托于大国而来,杨隋留给她的一批“陪嫁”人员就是她的一个政治资本,再加上长期以来东突厥归顺于隋,其中许多部落为了种种打算和考虑,都有可能纷纷依附于义成公主,以求捞取各种好处,或者有个靠山至少免受他人威胁。因此到了隋末,义成公主为人精明的话,自然可以在突厥分散的权力世界里分得一碗羹,她自有她的一套人马。如果始毕回去以后要杀义成,那就要准备打一场内战而不是简单的杀一个人的问题。

  向杨广通风报信这个举动,对于义成公主来说也不是要彻底推翻始毕的统治,她所希望的是保持权力的平衡。对于突厥下属的各部落和部族而言,亦未必没有好处。始毕太强他们的自治权力不免会受到侵夺,如果杨隋的力量存在,那么自然会对始毕这个大可汗的权势起到一定限制作用,正所谓各人有各人的小算盘。而且说到底,突厥势力范围内有那么多部落部族,到底哪些人算“真正的突厥人”都还两说,又何论其他。

  得到义成公主报信知道大事不妙的杨广,赶忙将巡行大队撤进附近的雁门关城池,同时让自己的儿子齐王杨暕带着另一队人马撤到雁门南边的崞县县城,互相呼应以求固守。突厥骑兵擅长野战不擅攻坚,退守雁门关城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问题是,仓促之中雁门和崞县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忽然涌进这一大票人,后勤供应变得十分紧张。城池纵然坚固,饿着肚子来守也是很困难的。按史书记载,加上皇帝的车架护卫百官后宫,当时雁门城内有军民一共十五万人,粮草的储量只够支二十多天。大隋空有从文帝时代起积累如山的粮食财宝,远在洛阳等地的各大仓库之中,此时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杨广的宠臣宇文述甚至劝说皇帝陛下干脆精选骑士数千溃围而逃,结果被其他大臣一致反对:游牧的突厥人擅长的是机动,农耕的汉人擅长的是守城,奈何舍长用短?再说杨广作为万乘之尊,冲出去野战容易出差错,遇到危险怎么办?大臣们的意见却是有道理,而且更深入一层考虑,杨广一生虽然也号称督战过好多次大战役,他个人率队亲身参加战斗的例子却欠奉。如果按史书的说法,当时皇帝陛下待在城里一度都有点儿撑不住了,抱着自己的小儿子大哭。真要他亲自和着一队精锐骑兵出去冲杀突围,不定会闹出什么笑话来吧。

这里便要叉开一笔,把杨广表叔那个传说和他很相似的小表侄李世民拿来对比对比。如果是李世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率领精骑冲出去逃跑他也不会做,因为他根本不会想到“逃跑”两个字。

  日后渭水桥边六骑轻出独对突厥大军的大唐天子,在阵前刀锋、生死边缘走过不知道多少遭的天策上将军,他身边的将领臣子们,大约早已厌倦了劝他“您出去在战阵上遇到危险怎么办”这种话。

  其实,这正是杨广和李世民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在杨广的年轻时代,虽然也担当过大战役的主帅,而且个人认为他在其中不是象有些说法那样毫无作为完全是干坐着的摆设,但总的来说,这些战役已经完全由他的父亲规划得妥妥贴贴,进行得也非常顺利,这里面有大势所趋也有几分运气问题,如灭陈战役时贺若弼的冒险轻进没有造成恶果。可是这么一来,太容易的胜利里面,杨广真正可以学到的东西就有限。反观李世民的未来,李唐初兴的局面远没有那么“幸福”,统一战争的过程也没有那么“幸运”,一波三折,几次搞得十分窘迫,其起因甚至只是一些“小失误”。李世民在其中每每要经过艰苦地作战才能挽回局面,他的频繁“亲冒锋矢”更非只是耍帅出风头。

  对于李世民来说,他真正知道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在战争这一人类最残酷的竞争方式中培养出真正的坚毅心志和深刻智慧。反之,杨广还是年轻时太享福,临老临老了,四十好几奔五的年纪上要他再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也确实够呛。

  从这一点来说,杨广一时在强烈的刺激下抱着幼子大哭一场,其实又有什么好特别藐视的呢?我们许多人要遇到他这样的情况,还不知会弄成个什么滑稽模样呢。

  然而,杨广是天子,我们这许多的普通人,不是他“应该”比拟的标准,这对他自己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不过杨广还是努力重新振作了精神,他接受大臣的建议留在城内,又走上城头亲自勉励守城将士,许下重赏,宣布停止计划中的又一次征辽战役。如此,本来对杨隋还没有完全绝望的官员士卒百姓都奋勇作战,坚决守卫。

  而始毕的围城战其实也没有坚持多久。

  八月十三日始毕开始围城,到九月十五日突厥撤退,前后一共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促使突厥撤军的原因,除了“守城的隋军战士是英勇的”这一个理由之外,按史书的记载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本人则认为还可以加上第四个缘由:

  第一,守城的隋军战士是英勇的。当时雁门城内一共有十五万军民,不过其中多为平民、百官和皇帝的后宫这些非战斗成员,守城的将士实际上只有一万七千多人。比起据说“数十万”的突厥骑兵来看,这个兵力数字的差异还是不小的。

  不过反过来看,攻击部队人再多能够拉到第一线作战的人数总是有限,加上守城方依托于防御工事,这种总兵力上的差异未必有很大意义。突厥人作为游牧民族攻坚能力很差,也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型攻城器械。至于当时雁门城内比较困难的粮草问题,史书说统计下来可以支撑二十多天,那么咬咬牙勒紧一点儿做定量分配,多支撑到三十多天,应该也能做到。只要隋军决心拼死一战,守一个月还是做得到的

隋军也很难不拼死一战。

  一方面来说杨广身边这支部队是亲信的禁卫军居多,可能还有一小部分雁门当地的戍卫部队,在通常的情况下禁卫军一般还是比较忠心的。况且他们不拼死守为雁门又能如何呢?难道可以投降突厥吗?突厥别说是“非我族类”,根本也是报着打劫的心态跑来的一群强盗,和隋军都没有什么可交易之处,他们也不能投降突厥以后跑到塞外去过日子。

  第二,突厥人也没有全盘的周密计划,一旦遇到阻碍,更没有肯牺牲、肯苦战的想法。

  也许始毕可汗自己还是有些打算的,他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的政治上的胜利。然则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始毕想怎么样是一回事,跟着他来跑这一趟的突厥各部落会不会和他完全一条心呢?

  没错,是有很多突厥部落跟着跑来了,可他们跑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始毕这个大可汗不是中国的皇帝,他要说服大家出兵而不能下下命令就行。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打劫农耕民族也是一个“日常”的生活方式,吸引大家“同去同去”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可以一起来抢一笔大的。当时雁门外四十多个大小城镇,除了雁门和崞县外,都因为猝不及防被突厥打破劫掠。这固然是此次突厥势大,然而抢饱了以后,推动突厥各部族继续持久作战的动力在哪里?除了满载而归回家以外,还能有什么吸引大家的东西?

  甚至突厥这所谓“数十万”的骑兵,是一支组织严密、布置周详、次序得当的正规大军吗?还是各自为政、满山乱跑、你抢你的我抢我的呢?数十万人里面,始毕真正能够控制的到底有多少人?这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疑。

  这样一支杂乱的强盗大军,要他们屯兵坚城之下做长期辛苦攻坚的打算,能做得到?对很多突厥人来说,只怕这是得不偿失的亏本买卖。

  第三,杨广听从舅子萧瑀的建议,派人给义成公主通信请求义成公主帮忙,于是公主让人报告始毕说“北边不稳”,始毕害怕后院起火就赶紧撤军了。

  突厥的“北边”是铁勒的部落,当时铁勒勉勉强强算臣服突厥但不够听话,义成公主这个报告让始毕心惊也有道理。还有,就算始毕怀疑义成公主让人送来的报告,他只怕只有更心惊。正如前面所言,突厥的可贺敦不是简单的可汗的附庸,她自有自己的势力。萧瑀所谓“可贺敦预知军谋”,又岂止是顾问参谋而已。

  始毕出兵,本该预防妻子搞鬼,怕就有想法隐瞒义成的行动。但义成还是早已知晓他的举动,如今让人如此报信,即便“北边不稳”是假,义成公主这一支势力不稳只怕就是真的了。

  第四,皇帝发诏天下,许诺停止新一轮计划中的征辽战役,召集各地救兵增援。于是一个多月里,各地的救兵也就纷纷赶了过来。

  雁门之围,成为李世民有史可查的第一次战斗。这一年他虚岁十八,实岁十六。

杨广发诏天下募兵赶赴雁门救驾,按史书记载是在八月二十四日,即雁门被围后十一天。按理这个决定应该做出得更早,大约因为城池被围送消息出去困难,所以直到二十四日诏命才得以传出并颁发天下。

  有一个传奇的说法,说当时突厥重重围困诏书送不出去。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把诏书刻在木板上扔进汾水,木板随水而下被下游捡到。可是实际上汾水并不流经雁门关城,史册里独有《新唐书》记录这个传说,《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未采纳。所谓小说家言而已,听着好玩是好玩,并不合逻辑。

  如果要传出诏书,即使敌人重重围困,多派一些小分队拼死突出,总有能够成功的。另外,雁门关离下面的太原重镇也不远,这里闹这么大动静,难道太原等地的都是死人?即使突厥势大一时无法救援雁门,自然也会想办法先通上消息。

  诏命传出后,各地救兵据说也是不少。其中有一支部队是由左屯卫大将军云定兴率领的,在他的军帐中,有一个叫做李世民的贵胄少年。

  说起来,仔细算一下的话,除了李渊和李建成之外,有史可查的做过李世民“顶头上司”的人,也就是云定兴了。

  按《隋书》所载,云定兴是一个小人加佞臣。

  云定兴的女儿本是文帝太子杨勇的宠姬,那知道杨勇就因为不爱正室爱偏房惹得母亲极度不悦不说,更为此连太子之位都丢了。按说云定兴这下非倒霉不可,可他风头一转加劲去讨好新太子的宠臣宇文述等人,又主动要求杀掉杨勇的子女。云定兴的女儿是杨勇的宠姬,那些被杀的小孩就有他自己的外孙。云定兴就此化险为夷,不仅免予一死和罢黜,还在新帝的朝堂上占据了一个不低的位置。这种人,不是小人和佞臣是什么?

  话虽如此,云定兴的另一面,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有巧思”的人。据说他讨好宇文述等人的手段之一,就是制造一些小而有用的日常生活用具,看着也不费几个钱,可都非常好用贴心,比如说遮住耳朵御寒的帽子啊,后方缺一角坐着可以更好地炫耀华服的马鞍啊,而且还做一个赞一个,世人多跟风学着他的方法做新帽子新马鞍。所以后来宇文述推荐云定兴监制军械,造出来的武器甲具等等,都非常精良。

  品行和才能不般配倒也不稀奇,对李世民来说,看来他和这位口碑不大好的“唯一”顶头上司相处得并不差。

  云定兴仓促赶往雁门,手上兵力有限。史载李世民向他献计,多设旗帜吓唬突厥人,突厥人敢围攻雁门是以为一时不会有大股援军赶到,我们虚张声势说不定能把他们吓跑,否则让突厥发现我们人少前来攻击,我们就不免败亡的命运。云定兴欣然从之,大张声势一直走到雁门南面由齐王杨暕固守的崞县附近,突厥果然都跑了。

  这不是吹牛吧?按照唐人所作的《隋书》,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李世民这么一条小计,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云定兴部队兵力不足,本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一是在外围游弋,尽量隐蔽行动,寻找机会消灭一些突厥落单的小分队;二是大张旗鼓吓唬敌人。

  这两种策略究竟哪个更好,关键还是要看突厥的情况如何。

  如果突厥是一支严整的大军,有着明确的目的和坚定的意志,有在雁门长期作战坚持下去的打算,那么他们这样闹哄哄而来,徒然暴露己方,再虚张声势亦不免遭受对方的攻击,那么还不如小心行事的好。

  可是,如前所述,突厥在“己方散乱、雁门死守、攻坚无力”三者的共同压力下,本无法持续,再看到对方貌似有一大群援军跑来,顺杆下撤军退走,就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了。隋军各地援军渐至本是突厥撤军的原因之一,即使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作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那还是存在的。

  当然,即使这最后一根稻草,也许亦不只云定兴一支部队。甚至云定兴这支部队一时没赶来或者没有大张旗鼓,突厥可能也已退兵。李世民这个“机灵的小主意”要论功,倒也论不上什么功劳,这个聪明的少年拣了个小便宜而已。

 突厥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个岁数的李世民未必能完全看得透彻,但是突厥人的一些基本活动规律,他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毕竟杨隋和突厥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突厥大致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心里都比较有数。

  李世民的岳父长孙晟是对付突厥的名人,他们两家早有联姻的约定,那么在他们小夫妻正式结婚以前,两家的来往应该较多。长孙晟在大业五年过世,当时李世民虚岁十二实岁十岁,倒未必能直接从岳父那里听到多少“故事”。然而长辈们因此常常聊起相关的话题,总是可以想见的。平辈间互相“吹嘘”家族旧业,亦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后面的一些记载来看,小李他老爹老李同志对突厥的习性就非常了解,言传身教之下,小李这个伶俐人学东西应该是很快的。

  还有,无论如何,李世民这时候最多起到了一个参谋的作用,拍板定案的还是云定兴。云定兴的品德也许值得诟病,才能倒也颇有几分。当时他的帐下应该各人提出不同的若干建议,他肯采纳李世民这个少年人的这一条方案,自然是他的分析得出的结果亦是如此。实际上云定兴的想法和考虑应该更加成熟,不过史册不载罢了。

  不过,能把日常所闻和当前局势参照考虑,再提出自己的一己之见,这个少年人的思虑虽然未必十分周全,也确实聪明大胆,能够抓住要点。

  同时,颇值得置疑的另一个问题是:雁门之围的时候,李渊到底在做什么?

  按《隋书》和两《唐书》的记载,就根本没提到李渊干了什么。可他当时明明在山西讨捕呢,节度上上下下也有个上万兵马,要说“救驾”,那第一个就该是他救驾才对。如果按一众翻案风者的意见,那肯定要说李渊的功劳被他儿子“改史”给改没了。作于武德初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倒确实提到李渊征伐军队前往雁门。书中说道“赖太原兵马及帝所征兵声势继进,故得解围”,可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细节描写。以创业起居注对李渊的一言一行唯恐不细的写作风格,倒还真的只好说李渊这时候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作为。

  事实上正是如此,各路援军所起的作用都很小。哪怕是云定兴部,还没赶到雁门城下突厥就尽数退走。实际上从起居注的文字叙述来看,李渊自己甚至来不及出发。

  这里又要考虑到一点,那就是李渊知道杨广在雁门被围后,征调太原、河东等地的军队北上,那李世民作为他的次子随云定兴前往雁门,是否云定兴的部队里就有李渊征调的一些兵马?

  按当时云定兴一直主持少府监造兵器的职事,知道诏命的时候,他最大的可能是在洛阳。若他在这里紧急带上一支军队赶往山西,势必越过崤山和黄河进入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区,再沿汾河北上,过太原去雁门。总之他的军队会经过李渊的辖区那是无疑的,李渊此时也该知道了诏命并在筹集军队,把刚调到手边的一些交云定兴率领先赶去,应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这似乎更可以解释为什么李世民在云定兴军中——李世民在云某人军中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李世民当时本在京城(洛阳?),云定兴赶着召集人手时是年十八岁的他有充分理由应募;二、李世民当时跟在李渊身边,李渊让自己的次子随云定兴先行。不管是哪种可能,李世民在山西和父亲都会碰头,由此更可以进一步考虑到:李世民给云定兴出的小主意,是否正是他父亲的意思呢?这么大一件事,很难想象他们父子碰头的时候都不讨论一下。李渊放心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兵力不足的云定兴北上,就没有一点机宜向儿子传授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问题是,李世民既然参加了这次救援行动,日后他随父亲在山西上下又是打突厥又是剿匪,还在太原统帅新招募的军队,按理不该连个正式的职位都没有。还有李建成年纪更长,身为唐国公的嫡长子,在他这个年纪上有一点儿官职在身才是正常的。可是史书对此外全没有记载,亦让人不能不感到好奇。

  或者是纯粹的史料湮没?或者这些官职微不足道他们兄弟都没兴趣提及?

  当然,在这个时候,隋家的官位有或者没有,对他们兄弟意义都不太大了。因为当今天子在雁门之围结束以后,略经周折,终于决定离开长安,甚至离开洛阳,远行南方江都而去。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美丽,只是一个虚假的幻象,不知在杨广断裂的精神之弦上,是否最后刻下这么一个黑色的念头。但是哪怕是幻象,我也想把它抓在手中,反过来看,破碎后面的依旧是孤傲不回的执着。从这一点来说,杨广更适合去做需要那么一些些偏执的诗人,却真的做不了一个帝王。

  雁门之围中,皇帝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崩溃,似乎只是一时的事。后来振作精神在关城上勉励士卒的陛下应该已经恢复正常了吧?人们或者如此想着。

  这几年天下的局面越来越乱,如今又出了这么大一个丢脸的事件,幸好除了面子问题以外尚无重大损失,以此为契机劝谏陛下改弦易辙,雁门之围倒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了?这样的念头应该也有很广泛的市场。

  现在天下混乱,士卒疲惫,回长安去吧,长安毕竟是我们的根本之地啊!文帝名臣苏威如此建议着。作为关陇旧家根据地的关中地区是四塞之地,如果守此以对天下,再清静为政,那么用不了太大功夫,乱成一锅粥一样局势依旧可以收拾起来吧,史家一直有着这样的“如果”假设。

  苏威出自关中武功苏氏,父亲在北周职位不高亦不低,可算得关陇旧家里的二、三流家族。当然他被文帝最信重的大臣高颎推荐进入中枢,渐渐位高权重,名列文帝时代“高、虞、苏、杨之‘四贵’”的行列,后又为炀帝时代“宇文、二裴、虞、苏之‘五贵’”。可谓两代元老,国之重臣。且在文帝时代颇有治名,其见识能力自然不凡。

  而且苏威如此建议,亦当是忠于杨隋的言论吧?

  打一个问号,是因为杨广看来并不相信这一点。史书说杨广开始也觉得苏威的建议不错,后来宇文述劝他说百官的家眷很多留在洛阳,不如先去东都把家眷带上以后再从潼关回长安,于是又听从了宇文述的意见。其实宇文述的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一样也同意回长安,只不过稍微绕个圈子——

  但是,杨广从此都没有再回长安。

  其实宇文述的建议本来就有些奇怪,若真是决定回长安,就算百官家属在洛阳,也没有必要让陛下亲自去洛阳一趟接人,然后绕圈子回来。说来杨广的御驾回京同时让下旨让百官家眷自行搬回来不可以吗?当然,普遍的说法是杨广自己这个时候精神已经很不稳定,决策颠倒——然而即使是一个疯子,也有他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事逻辑,杨广的行为亦当有他觉得合理的理由才是。

  从宇文述的建议和杨广之后的表现,有两种可能解释:

  一、根本是个借口,杨广不想回长安,可又怕什么似的不敢明说自己不回长安。只说自己先去洛阳接百官家眷,然后再回长安,实际上是趁此开溜。

  二、他们一开始确实打算回长安,却担心百官因家眷都在洛阳不肯跟从,而且这反弹情绪还得很可观,所以要皇帝亲自督阵到洛阳去把百官家眷“接”回来。可是等到了洛阳,因为这些反弹情绪太强,皇帝陛下也弹压不下来,最后就在洛阳待下去了。

  后一种可能看来发生的概率太小,当时不管杨家和关陇旧家有多少隔阂,朝中重臣依旧多源自关陇,虽然杀了一部份人,关陇旧家的势力始终在那里摆着。而且关陇集团的军事力量强大这一事实,到唐初一直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如果说有大批臣子视回关中为畏途,那么只可能是一些关东人,他们还能闹得弹压不下来,那才叫有鬼了。

  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前一种情况。

  这又奇了,杨广怕什么呢?堂堂天子竟然要找借口来“开溜”?

  反复思量,能让杨广害怕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关陇集团本身。十三年来,杨广在名义上的第一首都长安待的时间还不到一年,这样奇妙的行为,源自杨家的心结。如今满盘大业皆输,就这么灰溜溜极不光彩地回到长安,在关陇势力的包围下,他未来还有多少做主的机会呢?那些手握兵权的臣子,那些再关中声望卓著的豪门,会不会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会不会干脆把自己暗中害死,然后把自己那个镇守长安的年幼孙儿立为傀儡?不可能吗?还是竟有可能呢?当年被大家目之以“暴虐不堪为帝”的周宣帝怎么年纪轻轻说没就没了?父亲又是怎么轻轻松松便登上皇帝的宝座的——

  当然,也许杨广的这些忧虑仅仅是杞人忧天,因为事实没有发生过我们也说不清当时关陇集团内部各人到底有什么打算。然则毋庸置疑的是,早在此事之前,如李渊这样的实力派就根本已经暗中“不臣”得很了,而且还有一大票人持相同的念头。甚至宇文士及以杨广女婿的身份,也早就在和李渊拉关系说“天下事”,岂非正是有很多真实的威胁存在?对杨广来说,就算他不知道宇文士及说过什么、不知道李渊确切地做过什么,一种风向,一种感觉,还是象鬼魅一样在他身边挥之不去吧?这恐怕不是单纯的“疯子的幻觉”呢。

  甚至有朋友认为,包括整个雁门之围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关陇集团的人和突厥勾结,逼迫杨广吃一个大鳖以后好把他弄去长安。个人觉得这似乎又过了,况且真的是大家已经计划好的惊天阴谋,哪里容得杨广找借口去洛阳,早把他挟持着整回长安了。

  个人依旧相信雁门之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意外,关陇集团还没有那么厉害,这时候苏威的建议本也基本上是好心。要知道虽然名为关陇集团,各个家族之间包括各个家族内部并没有那么强大的联系。当然,从本能来说关陇旧家的人自然希望皇帝安居长安的,并且真心相信这样是处理当前乱局最好的办法。不过,等杨广回到长安以后,局势究竟怎么变化仍然是未知之数,并不排除最后一些勾结起来架空皇帝的企图,甚至在某些机会出现时有人篡位。

  对于杨广而言,动乱至此,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有危险的一面,说到底还得看他自己的手段能力——可是从前面十三年的执政经历来看,杨广无论选择哪条道路,其能力只怕都是不足。

  宇文述作为杨广非常宠信的心腹,能明白皇帝的心意。杨广答应了苏威,却必然有犹豫的表现。于是宇文述揣摩着帮他想了一个借口,如此他们就这样远离关中“逃”去洛阳。在洛阳杨广再一次说出“如今人还是太多”这种残酷的话语,皇帝的精神之渐趋疯狂,似乎确实日益严重。

  然后,时间翻到大业十二年,在洛阳待了半年多之后,杨广又一意孤行地决心把洛阳也抛下,前往江都而去。

  这一去,他再没有任何回头之路。

  不管之前有没有阴谋,有没有野心,这时候的关陇旧家也好,关东高门也好,江南华族也好,还有普天下的庶民百姓也好,是否都会在茫然苦笑中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再忠于杨家的天子了?

杨广彻底放弃一切的时候,李渊还在山西为隋室效力。他两个儿子有没有什么官位不重要,可他这时候能捞到什么样的官职,那还是至关重要的。

  据说李渊这两、三年来的逢迎进献,终于让皇帝表弟比较满意。于是,在大业十二年里晋升他为右骁卫将军,并继续在山西讨捕。得到将军一职的李渊想到当年妻子劝他把家中好马献给杨广的往事,悲伤而感慨地对儿子们说:“如果当初我就听你们母亲的话,早就得到这个职位了”。

  不过,现在得到这个职位,依旧为时不晚。

  同时,需要先提一笔的是,李渊在大业十三年被封为太原留守。

  《起居注》告诉我们,李渊对此一任职窃喜不已——“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说的话已经非常露骨。原来太原一地是西周之古唐国的封地,李渊又恰好是“唐国公”。本来这个年代里,国公仅仅是一个爵位并无西周时代的封建之实,偏巧李渊这个唐国公被派来留守古唐旧地,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吉兆”么?

  实际上呢,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山西在战略地理上的重要性,作为嵌在关陇和河北两角之间的巨大楔子,山西在北周、北齐战争时充分展现出它在东西之争里的重要性。其左控关陇右扼河北的地位,确实需要一个得力、有威望的重臣镇守。且,控制山西的关键在汾河流域,控制汾河流域的关键在太原,李渊以姻戚之亲、旧家之重成为太原留守,亦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在里面。

  不过,正如李渊对次子所言,他在山西地区确实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

  一、突厥算是彻底翻了脸,这意味着消停了十多年的北面边境将再次承受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战祸。

  二、流民遍野“盗贼”蜂起,天下都在大乱,山西境内自然也不安定。

  为此,从大业十一年年底到大业十二年,李渊的军事行动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根据史书的记载,至少后两个阶段李世民都在父亲麾下直接参战,进一步接触到真实的战争,并小有建树。

  第一个阶段:大业十一年年末,山西南部河东地区活跃着以敬盘陀、柴保昌为首的一股“盗贼”,他们活动的地区主要是山西绛郡。

  绛郡当于狭长的雀鼠谷之南端出口,在上下山西的重要通道关口。从北向南纵向流来的汾水在此折了一个弯,向西横向流入黄河。当年北周、北齐争夺山西河东地区的控制区,横向的汾水南北两岸就是两家鏖战争夺的战略要地之一,日后李世民和宋金刚对峙河东,也是在这个地区周旋数月。如此重要的地区如今道路不靖,意味着朝廷对整个山西的控制力量都大打折扣。杨隋派出重臣清剿,也是很正常的举措。

  大业十一年十二月,杨广命民部尚书樊子盖在绛郡清剿敬盘陀、柴保昌。

  樊子盖的家族本在南朝,梁、陈间闹侯景之乱,他的父亲又逃到北方在北齐仕宦,北齐亡后入周、入隋,平陈战役里颇有战功,为平定杨玄感之乱也做了不小贡献。雁门之围说服杨广不要轻骑冒险逃命的就是他,突厥退兵后劝说杨广不要降低士卒赏格的也是他。

  说起来此公为官清廉,秉性明察,对杨隋也很忠心。可樊子盖个性的另一面就是“严酷少恩、果于杀戮”,在绛郡剿匪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可怕。

  史载樊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简直就是一个杀人魔王。所以史书里甚至记录说:樊子盖临终时见到一群断头的厉鬼纷至沓来,这真可说是厉鬼索命了。说来樊子盖并非单纯的“坏人”和“魔王”,只不过在他的心目中只要认定自己正确而正义,那么为着“正义”就算杀多少人都没关系。他大约就是那种以“正义”杀人的典型,欲为善而终为恶。同时,樊子盖的能力不强智慧不高也是他为人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盗贼”纷起这种复杂的局面,能力不足的人想不出办法来处置,亦倾向于采取简单粗暴、易于执行的手段。

  樊子盖注定难以成功,他的政策致使“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他本人也很快就被调走,重新换上李渊来干这个活儿。

  李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以宽大为原则,投降的“贼众”多“引置左右”,竟是收编到自己身边。于是投降的人越来越多,前后有数万之众,不投降的也散去其他地方,势力一时瓦解。

  对“盗贼”采取宽大的招安策略原没什么稀奇,不过李渊在这个过程中把降附者“引置左右”,就不免有建立私人势力的嫌疑。当然,数万降贼大约多半还是遣返乡里安置,可应该也有不少人在这个时期逐渐为李渊所招揽。

  对敬盘陀、柴保昌一众的清剿安抚行动,并没有什么重大战事发生,可能只有一系列的小战斗。许多“盗贼”也不过是一群乌合流民,常常号称几万十几万人,可其中老弱妇孺倒占了不少,能够作为战斗力的青壮年男子也缺乏军事才能。在战场上真要和正规军作战,败者多而胜者少,是很常见的。

  另外还有一点很值得一提,那就是面对纷乱的天下,杨广下令各地恢复民间的坞堡城寨以对付流民。这一举措,则使得地方上的豪强世族的势力得到加强。本来这就还是一个地方世族强盛的贵族社会,毫无疑问的,如果李渊父子要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亦必须笼络各地的大族门阀。第一步,作为关陇旧家之重镇的他们,在山西这里需要多下功夫。

  不过这且留待稍后讨论,在逐渐讨平了敬盘陀、柴保昌等人之后,山西的局面并没有就此平静下来。
大业十二年初夏四月,一股起于河北中部和北部、名为“厉山飞”的“盗贼”出现在山西境内。同时,山西北部的马邑地区又面临着突厥南侵的巨大压力。

  第二个阶段:大业十二年夏秋季节,李渊在山西北部马邑地区迎战南下劫掠的突厥人。

  突厥作为游牧民族,南下打劫农耕社会的规律其实是很明显的。

  游牧民族最重要的作战工具是马匹,一年四季里面:春天是牲口的发情期,且经过一个冬天的消耗,牲畜大多不够强壮,不适合出外战斗;夏天是幼畜的成长期和母马的哺乳期,如果把成年马匹都骑出去作战了,幼畜得不到足够的照料,游牧生产就会受到很大打击,也不适合出外战斗;冬天草木枯萎,牲畜瘦弱易死,骑出去打仗则死得更快,来年春天的游牧生产也会受到很大打击,还是不大适合出外战斗——

  所以,秋天——经过春夏的成长,马匹体力蓄积到巅峰,幼马基本上长大可以独立生活,严酷的冬季即将到来正好赶着抢一把过冬——所有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草长马肥”的秋季成为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黄金季节。

  从这一点来看,大业十一年秋天的雁门之围,也可以说是杨广自己去北边找死啊。

  十一年的秋天不用说,重新反叛的突厥在雁门一战里是大抢一把捞了不少好处。这样一来,到了大业十二年“草长马肥”的时候,头一年里尝到甜头的突厥人,又陆续出现在山西北面的边境上。

  当然,并不是说突厥人的南侵活动严格地只在秋天出现,例外也是不少的。比如说,如果冬天气候太严酷,那么损失严重的一些部落也可能在春天南下劫掠。又比如说,一般夏末开始就已陆续有部落南下,同时有的部落也会一直到冬初才返回。不过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多集中在秋季,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现存史料中,我们无法确定李渊具体是在十二年的几月北上马邑迎击突厥,然而大约在夏秋之交应该没错。

  当时马邑郡的太守是王仁恭,此人亦可称一时名将,原是关陇旧家人物,曾从杨素北击突厥和平定汉王杨谅之谋反。杨广第一次征辽战役中,因为军队太过庞大、后勤困难和指挥呆板等问题全军崩溃的时候,王仁恭一军殿后独全,从此得到杨广的赏识。第二次征辽战役王仁恭作为先锋,战绩也很不错。后来他牵连到杨玄感造反一案中,被免去官职。到大业十二年的时候,考虑到四方多变边境不稳,杨广才又重新启用王仁恭为马邑太守。

  李渊北上,既是和王仁恭联兵抗敌。

  按《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隋书•王仁恭传》的描写,当时李渊和王仁恭凑起来的兵力不多,一个说“帝与仁恭两军兵马不越五千余人”,一个说“郡兵不满三千”。那么大概王仁恭手中的马邑郡本部兵马有两千来人,而李渊率领北上的兵马也有两千来人。不过需要指明的是:这四千多人应该是指他们两能凑出来的野战部队的人数,另外的戍守部队则不计算在内。

  一支四千多人的野战部队多不算多,可少也不能说少。《隋书•王仁恭传》里形容说是年始毕可汗以“率骑数万来寇马邑,复令二特勤将兵南过”,看着貌似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的,不能把入侵的突厥军队看着一支组织严密、行动齐整的大军。

  在这里,《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有一段李渊对突厥的评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当时突厥的军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突厥所长,维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

  这一段话其实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突厥当时的骑兵是以射击作战为主的轻骑兵,作战主要靠射击和扰乱,机动性强是其长处。

  大体上,冷兵器时代的骑兵可以分成轻骑兵和重骑兵两种:

  1、典型的轻骑兵靠射击和扰乱攻击敌人,机动能力很强。因此轻骑兵的装备情况是——马不披甲,人披皮质轻甲或也不披甲。如果人披重甲或马披甲,就会增加马的负担,机动能力大打折扣,同时过多过重的甲胄会大大影响射击这种复杂动作的施展,所以要很好地射箭,人也不能穿那种大块的全身重甲。

  2、典型的重骑兵靠冲撞和突破击溃敌人,机动能力较差甚至很差。因此重骑兵的装备情况是——马可能披甲,人披重装铁甲。冲撞敌人需要更好的保护,增加装甲才便于完成重骑兵的突破任务。同时冲撞的动作比较简单,重甲也不会有太大妨碍。不过甲胄增重了,马匹的负担大,机动能力就要打折扣。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所谓“甲骑具装”,人马都披上铁甲,这时候马匹甚至无法快跑,即使冲锋的时候也只能小步慢跑而已。

  当然,现实中轻骑兵和重骑兵的分界不一定那么明确,比如说轻骑兵除了携带弓箭也可能带冲击用的长矛型武器,也可能穿上一些轻便铁质甲胄。又比如说重骑兵也不一定重到非披马甲不可,事实上不少历史上有名的重骑兵部队都没有披马甲,机动性能也不会太差。

  当然,无论如何,作战方式和装备互相联系。如前所言,以骑射为主就不可能装甲太重,因为那会大大影响射击的水平,充其量身披较轻便的铁质锁甲。而冲击作战必然需要更好的保护,人穿铁甲是必须有的装备。

  突厥人所长的只是骑射,机动性很强,他们中间多是轻骑兵自然无疑。尽管史书上说突厥人曾是柔然的“铁工”,然而用铁来造武器也是铁工,不一定能大批量制造铁甲。从经济条件来说,突厥是比较纯粹的游牧民族,生产能力不足,重型铁甲非常昂贵,大批量装备这种事是他们难以负担得起的。

  二、轻骑兵的作战方式是扰乱突袭,正面强攻那种阵地决战他们并不擅长。

  突厥骑兵从个人“武艺”上来说虽然剽悍,并且常年生产方式和战斗方式关系密切,所以“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但是他们对大军团会战仍旧没有经验,所谓“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那是根本没有大军会战的经验啊。

  史上真正强悍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可绝不是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纯粹游牧骑兵,战争中真正的强悍,不仅要单兵强,更需要有组织的“整体强”。就说蒙古人,蒙古骑兵作战很讲究组织性、阵列和配合,更绝非只有轻骑兵这么单一的兵种,往往是轻骑兵射击扰乱以后再用重骑兵冲击。所以,蒙古之强,正强悍在他们有所汉化所以组织能力大大提高上。其余如鲜卑、契丹、女真等,亦莫不如此。

  因此,突厥这种纯粹的游牧骑兵,虽然能对汉地边境造成威胁,在兵力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其实并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组织得当的汉族正规军的对手。按史书记载,隋军也曾对突厥骑兵有恐惧心理,竟然用战车围成野外防御壁垒和突厥对战,注意到这里可不是说战场上重新开始使用战车,这里的战车只是充当临时防御工事的作用。名将杨素对此嗤之以鼻,说“这就不是打胜仗的方法”,于是撤掉战车,以重骑兵配合步兵与突厥轻骑交锋,结果果然大胜。

  三、突厥入侵没有什么长远规划和政治目的,求的就是一个打劫,说得难听些就是一伙土匪强盗。

  “见利即前,知难便走”和“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是对突厥入侵目的的注脚,在这样的情况下,组成严密的大军硬碰硬地打也是不划算的,亏本的。所以各部落会很自然地分头行动,只有一个松散的联盟形式在中间起维护作用。加上突厥内部本来组织程度低,各部落自治权力大,所以所谓几万人的入侵部队,事实上分割为很多小股,其中每一股的兵力也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那就是李渊和王仁恭能组织起一支四千来人的野战军,和分散入侵的突厥每一股分队相比,兵力亦不见得落了下风。

  当然,上面说了许多突厥骑兵的弱势,我们还是得来看看突厥入侵部队的强项。

  事实上突厥之强也就是突厥之弱,正因为他们是分散的、机动能力很强的轻骑兵,他们就可以寻找防御薄弱的环节来个抢了就跑。

  和战争最接近的生产方式是渔猎,中国人甚至直接用狩猎作战争的代名词,如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操给孙权写信邀他“会猎于江东”,就是下战书的意思。游牧也往往需要应付许多准军事的情况,如对付野兽、长途迁徙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所以游牧民族也基本上可以全民皆兵。而农耕民族的问题在于,绝大部分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军事作战差别太大,所以大部分普通人根本不擅长战斗,要成为士兵必须经过特别的训练。

  也就是说,大量游牧部落不需要什么命令和组织会自发地开始入侵活动,而汉族境内的士兵却需要训练和组织才能成型。如此,在边境的总兵力上,突厥骑兵往往占据优势。

  正如现在,李渊和王仁恭组织起一支四千人的野战队伍,要他们去对付某一股入侵的突厥骑兵自然问题不大,可那么多股分头入侵的突厥人,他们能不能一一抓个正着都是问题。同时,对付了甲还有乙,对付了乙还有丙,被打败的突厥人策马就跑亦很难全歼,最后不免疲于奔命。同时,万一一个不好,突厥人机动能力强,几股赶着联合起来占据了较大的兵力优势,他们就很危险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渊采取了以运动对运动,或者说,以游击对游击的战略战术。

《大唐创业起居注》对这次行动记载详尽,其他如两《唐书•高祖本纪》等也有详略不同的相似记录。兹记述如下:

  李渊挑出两千骑射手,完全按照突厥骑兵的方式饮食居止,同时也就是按照突厥轻骑兵的方式作战。如果遇见一些突厥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便旁若无人的驰骋射猎而已。遇到突厥的分队,则以骁锐者为别队,戒备持满以便随时投入战斗。突厥人看到他们以后往往疑惑,还以为是自己这一方的某个部落,这也充分说明突厥入侵的分散和各顾各,彼此间根本没有多少协调。

  于是李渊开始小规模地攻击突厥分散入侵的部队,取得一些小胜利以后,又和一些较大的部队遭遇会战,纵兵击破之,“获其特勤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而《册府元龟》里则说李世民也在父亲身边作战,突厥特勤那匹马就是他得到的。按《隋书•突厥传》,突厥可汗以下为“叶护、次设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等。王仁恭的传记里也提到始毕可汗另派二特勤随同南下,此处被夺走骏马的当是二特勤之一。

  李渊舍弃步卒,也不采用当时北朝盛行的重骑兵。因为敌人根本不和你作大型会战,他们就是来打劫的游击队,所以步兵和重骑兵无用武之地。他这么干,其实也就是用骚扰来对付骚扰,以突厥人的游击战术来对付突厥,能胜则打,见机不妙则跑,在己方总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功效。再加上他们毕竟是内线防御作战,各地都有汉人的城池坞堡,后勤、地理等问题也不担心。

  这一战略战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那还是无疑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样做在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对突厥造成多大打击。也就是今年突厥南侵打劫的损失大些收获小些而已,毕竟游击战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灭掉敌人的有生力量的。

  这里我们还要辩证一个问题,那就是李渊在马邑的作战方式,对李世民日后的作战体系有什么影响。

  汉族作为农耕民族,难以供应大量的马匹,所以步兵是最根本的一个兵种。但在北边游牧民族的影响下,也逐渐发展出骑兵这个兵种。南北朝时“五胡乱华”和鲜卑人建立北魏,一时给汉地带来大量马匹和大规模的骑兵作战。比较纯粹的游牧骑兵就象突厥骑兵一样,主要是射击扰乱的轻骑兵,作战方式相应也是一种游击战的打法。但入主中原的胡人在以定居生活为主的汉地,必须攻城占地,不可能单凭游击战长期存活下去,以消灭敌人主力为目的的大型会战便成为主流。

  在阵地上进行会战更加需要的是重骑兵,再加上有汉地的资源和技术支持,鲜卑人的骑兵很快重装起来,甚至发展为“甲骑具装”这种极重的重骑形式。但是这一作战方式并未长期持续下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在隋唐之交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具装的衰落,马匹不再大规模披甲。同时骑射这种轻骑兵的作战方式大量出现在战斗中,骑兵的机动能力也大大提高。

  这个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正是李世民。

  李世民的个人“武功”青史留名者,正是他精湛的弓箭技能和据说形制倍于常制的大羽箭。有关小秦王射术惊人的传奇很多,后面都会一一提及,实际上可能不少人都听说过其中一二个故事。同时,李世民作战的另一个特色是追击之猛烈,放在整个战争史上来看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正是机动性强的表现。

  从这一点来看,李渊这次在马邑的行动,不也是采用了突厥人的轻骑兵战术以增加机动能力吗?而且李渊的骑射技能也很有名,就这一次行动而言,据说他也是“尤善射,每见走兽飞禽,发无不中”。

  应该说,就重新回头审视游牧民族的轻骑兵战术并加以采用这一点来说,这种影响确实应该是存在的。亦非独李渊为然,就从北周开始计算,长期和突厥人以及其他比较纯粹的游牧民族作战打交道的话,受到他们的战术影响也是很容易想见的,况且鲜卑人也该有游牧民族善骑射的痕迹留下来。比如长孙晟应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骑射手,因此深得突厥人敬重。

  然则必须指出的是,李世民的骑兵作战系统绝不是简单的“改用轻骑兵”,这是论者常常会犯的一种看待问题片面化的错误。仿佛非此即彼,用了轻骑兵就不能用重骑兵,它们二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冤家,这岂非可笑得很?

  未来李世民用骑兵作战的目的,就和他父亲这次在马邑迎击突厥迥然不同。他可不是在打游击战,只要消耗一下敌人的力量就算数。他在未来的作战目的是歼灭乃至毁灭敌人的主力,既要进行大规模的会战,也要攻城占地统治人民。他的机动性是强,但并不是游击战那种强法,而是运动战的强势机动。李世民的作战体系既没有舍弃步兵,也没有舍弃重骑兵。所以,与其片面地说他“改用轻骑兵”,还不如说他在“步兵+重骑兵”的作战体系里又增加了一个“轻骑兵”的兵种,并进一步对重骑兵进行改进,对骑步配合作战进行调整。至于具体的分析,我们放在后面来说。

  总之,一支部队的战斗能力,并非靠某个“包打天下”的单一兵种来实现的,多个兵种进行更好的配合和更严密的协调才是王道。唐军的战斗能力也因此得以变得更强,才能在李世民的指挥下傲视群雄。

  从这一点来说,李世民确实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他决不是简单地进行模仿,那样的人并没有太大的价值。“甲有缺陷就改用乙”或“乙有缺陷就改用甲”,是一般智力的人容易想得到的做法,也是一般智力的人能够做得到的解决方案。看到不同事物各有其优、缺点,融会贯通为一个更复杂的组合系统,实现起来其实才更加困难,却也是真正高明的人乐意面对的挑战。

  当然,李渊在马邑对付突厥采取了完全应用轻骑兵这样比较简单的手段,是由他当前的任务和手中有限的实力决定的,他这时候根本没机会没能力去规划彻底消灭突厥的战略战术、作战体系。事实上,在如此有限的实力下,李渊做得非常出色了,他的游击战术如果长期有效地坚持下去,在得力的人主持下,也可以起到逐步削弱突厥的巨大作用。

  不过隋室将亡,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没办法长期稳定地坚持下去。李渊在十二年的秋季结束以后匆匆南下,因为山西的“匪情”,已经闹得太厉害了。

  第三阶段,李渊从太原追击名为“历山飞”的一股流寇,并在河东将其歼灭。

  这一次,李世民不仅参加了战斗,还小出了一把风头。

号称“历山飞”的“盗贼”在隋末满坑满谷的“反王”里面并不算特别出名,但是,他们中的一部不仅成为了唐国公李渊的主要清剿对象,也勾连出好些隋唐之间人物的往事。

  这一拨人的背景也颇有些复杂,牵涉到号称“漫天王”的王须拔和两个号称“历山飞”的魏刀儿、甄翟兒。

  王须拔和魏刀儿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是大业十一年的仲春二月。那时候因姓名犯忌的李浑还没有掉脑袋,李渊没被派到山西“剿匪”,而被李渊所剿的甄翟兒则尚未正式登场。

  两人起事的地区,是今天的河北中部偏北的地方,其中王须拔靠北一些,起于上谷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怀来县附近,而魏刀儿和毋瑞儿靠南一些,在易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活动。这样两拨人联合起来,互相呼应,同时又北连突厥,成为当地最大的一股势力。当时这里已经靠近胡汉杂居的边境,所以他们联合突厥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大业十一年冬十一月,王须拔攻破了河北高阳郡,这里又叫博陵,唐初则称为定州。窦建德势力兴起后此处是窦夏势力的北界,可见当时是汉族聚居区的北界,再过去就是胡汉混杂的地方了。

  之后,王须拔去攻打高阳/定州北面的涿郡/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看他的行动态势,就是要在这一带胡汉混杂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和势力圈。然而他很不幸的在战斗中被流箭所杀。

  王须拔攻打涿郡/幽州的时候,当时的守将应当是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和右武卫大将军李景。

  薛世雄,出身山西河东薛氏。河东薛氏乃是山西望族,当年北周和北齐对峙山西河东,薛氏族人也一分为二,其中薛世雄的父亲薛回支持北周,自然受到关陇旧家的青睐。薛世雄亦是隋代名将,为人骁勇深受杨家帝王的亲重。对于本书而言,更重要的倒是他的儿子。薛世雄一共有五个儿子,后世知名的是薛万均和薛万彻。

  李景也出身关陇旧家,当初和杨坚的关系就很好,亦深得杨广信任,甚至称其为“李大将军”而不名。幽州这一带本是杨广几次东征高句丽的准前线基地,存有大量军械物资。天下大乱,李景也加紧守备,他对隋室亦算忠心。

  李景有一个私生子叫李圆通,这个他不肯相认的儿子在杨坚家中长大,很得杨坚信用。李圆通又有一个儿子叫作李孝常,尽管人们对他可能还是很陌生,不过他在李唐的朝堂上一度也算一个小小的人物。后来还在李世民即位后引起了一点儿小小的波澜,我们且留待日后再说。

  此时李景的手下,则有一个武贲郎将叫做罗艺的,说起来还真是个被演义小说吹出来的名人。

  罗艺字子延,本是襄阳人,因父亲做官家居长安,自然没有什么演义小说里所谓的“世镇幽州”这么搞笑的经历。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河北本地人物,只是因为职位调迁而在大业末年来到幽州。此公为人倒也武勇善战,但个性傲慢,“任气纵暴”,常常侮辱他的上司李景。李景自然也不会给他好脸色看,也常常折辱于他。于是他一怒之下居然秘密诬告李景谋反,好在杨广这些事还不糊涂,没把他的密告当真。大约他这个诬告做得还算谨慎,所以一时间其他人也不知道,没被追查报复。罗艺的“任气”在此可见一斑,亦为他日后的覆亡埋下伏笔。

  又及,虽然正史有所遗漏,然而从考古发现的碑文里我们还知道,一个叫作“尉迟融”的人此时也应该在幽州薛世雄或李景手下作战。好吧,“尉迟融”是此人墓志铭中所用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史书上他的名字竟和墓志不合——在史册里,此人名为尉迟恭。

  尉迟恭字敬德,公元585年也就是隋开皇五年出生。尉迟氏是鲜卑人的后裔,他的墓志上写其郡望为河南洛阳,那是鲜卑入主中原以洛阳为首都的缘故。尉迟恭的祖父尉迟孟都在北齐为官,他们家当时居住的地方则是马邑地区。尉迟恭早年丧父,他的第一任妻子叫作苏娬,却在大业九年的时候已经去世,终年不过二十五岁,给他留下一个叫做尉迟宝琳的儿子。

  大业十年杨广第三次征辽的时候,时年三十岁的尉迟恭随军来到幽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此参与讨捕战事,升迁到朝散大夫。按隋制朝散大夫并非实职,而是标明品级的散官,也就是说这时尉迟恭的品级为从五品。尉迟恭的碑文里还很明确地提到他参加了与王须拔的作战。

  说来,尉迟恭、薛氏兄弟和罗艺这时候可是战友呢。

王须拔攻打幽州失败被杀以后,历山飞魏刀儿的声势也有所削弱,却也没有被消灭。他躲进定州附近的深泽中,依旧有着据说十万之众的部下。当然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十万之众”并非十万兵力,里面拖家带口的老弱妇孺一大把,大部分人战斗能力也有限。

  魏刀儿手下还是有能人的,一个叫做宋金刚的人是他的老乡,继续待在易州和他互相呼应、彼此救援。尉迟恭的墓志说他“击王须拔、历山飞等”,看来还和魏刀儿干过仗,说不定宋金刚和他也在战场上见过面呢。两人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哪里想得到,未来尉迟恭会做宋金刚手下的得力大将。不过,等到了那个时候,尉迟恭又和李世民鏖战河东,大约也想不到自己最后会成为李唐那个小秦王的心腹护卫吧。乱世里这种事情也太多了,真不知道这是该大笑一场的喜剧,还是大哭一场的悲剧。

  魏刀儿手下另有一个偏将甄翟兒,虽然没有宋金刚那么有名,当时在他们这一伙子里的地位估计比宋某人还高些。因为甄翟兒直接采用了魏刀儿的名号“历山飞”,带着一大拨人越过井陉等关口,从河北北部一口气打到了太原。

  大业十二年夏四月,甄翟兒这个“历山飞”二号以十万人攻击太原,一群乌合之众要攻克太原倒不太可能,却杀了将军潘长文。之后在太原地区的南部、上党等地打转,结营劫掠,把山西的局面又搞得一团乱起来。

  大约李渊这时候正忙着北上防备突厥,一时来不及对付甄翟兒。等突厥这一年的秋季攻势差不多结束以后,他便匆匆南下追剿甄翟兒。

  这里的记录稍嫌混乱,按《隋书》和两《唐书》,李渊大约在十二年的年底剿灭甄翟兒,而按《大唐创业起居注》他大概在大业十三年年初最后决战的,不过实际上两者相差不大。这种剿匪行动从大业十二年底持续到大业十三年初,也很正常。

  大业十二年和十三年之交,李渊征发太原兵马南下,雀鼠谷南端出口的绛郡地区又一次显示出它在地理上的重要性来,李渊的军队在这里追上甄翟兒的大队人马,双方展开决战。

  双方的兵力悬殊,甄翟兒有二万余人,李渊统帅的步兵骑兵加在一起不过五千人。这里提到的二万人应已除去甄部所携老弱妇孺,因为之前提到甄部的总人数是十万。那么,这二万人应该算是二万作战部队,所以据说李渊左右的军士将领也不禁恐惧起来。李渊倒很镇定,毕竟这二万作战部队不是正规军,作为一伙流寇,他们的问题很多。这里也许《起居注》有点儿过于溢美李渊之处,但大体还是不差。

  针对流寇的弱点,李渊采取了如下的策略:

  他让副将王威率领较弱的部队带着辎重物资为中军,布成一个诱敌的大阵。精锐的骑兵则分为两队放在两翼,由自己亲自率领等待时机。值得注意的是,李渊既然把骑兵小队分成左右两翼,他自己亲自率领的实际上只能是一翼,因为他不是有分身术的神仙。副将王威已被安排到中军,那么另一翼的骑兵小队由他的次子率领,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猜测。从后面的战斗进行过程来看,似乎也能印证这一点。

  比起李渊所部的严整以待,甄翟兒的进军就显得十分散漫。这股“盗贼”有二万人,却绵延十里而至。按冷兵器时代的布阵经验,二万人布阵十里就太松散了,在平原没有障碍的地方大致布阵一里还差不多,其他地形下虽然有所变化,但拉拉杂杂拖出个十里,彼此间的呼应和协同,必然出现很大的问题。乌合之众的缺乏训练和毫无经验,在此表露无遗。

  战斗开始,甄翟兒部攻击隋军的中央大阵,隋军中军不利退却,将大量辎重物资遗留在战场上。没有严明的纪律和组织,甄翟兒部开始乱跑抢夺战利品,打乱了他们本来就不严密的阵型。同时人人争抢唯恐落后,也消耗了本该在稍后位置等待的预备队。冷兵器时代一旦阵型混乱,个人的骁勇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预备队一旦投入战斗,也难再控制。

  李渊见时机成熟,立刻命令左右翼的骑兵出击。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比较典型的轻骑兵配合步兵作战的方法,李渊率领不多的骑兵小队围绕着甄翟兒的步兵队伍射击,如此扰乱之下,甄部混乱的阵型愈发乱得不可收拾。这时,按照两《唐书•太宗本纪》,有那么一小会儿,李渊自己冲得过深被甄部的一支包围起来。这城了李世民小露一把的机会,他率领另一支骑兵赶紧冲杀过来救援父亲,夸张一点儿说就是“拔高祖于万众之中”。

  实则轻骑兵来往射击扰乱,确实容易不小心陷于敌阵出现危险局面,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主帅遇险,部下营救,不也很正常?翻案风者或以为这是在“诬蔑”李渊,其实李世民自己作战就常常遇到危险需要属下拼死救援,不会有人认为那是在“诬蔑”李世民吧?

  本来,甄翟兒这伙流寇应该也是一群轻步兵。首先他们没有什么资源,跟本无从谈其大量装备铁甲和使用战马。其次当时弓箭等武器允许民间持有因此十分普及,而重步兵所需要的长矛大盾民间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只能是以射击为主要作战方式的轻步兵。

  正规的轻步兵因其射击平台稳定,只要组织得当,和轻骑兵对射反而占有很大优势。可是在甄部难说是正规的轻步兵,他们仅仅是因为没有资源而已,作战用的弓箭等武器不见得精良,训练程度也有限,组织更是混乱。经不起李渊父子骑兵的袭扰,也不稀奇。

  如此,甄部阵型成了一锅粥以后,隋军步兵才严整地投入战斗,已经混乱的情况下再多人也没用,“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一举将这股乌合大军尽数歼灭。“余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如能妥善安置,至少这支流寇总算被尽数平定了。

  当然,这么一点点胜利,对大隋覆亡的命运没什么帮助。而且这个时候,北方边境上居然出了个大漏子。

突厥入侵的黄金时间是秋天,但这一次他们却在冬末春初入侵,说来倒是“迫不得已”。

  这倒能反证十二年秋天李渊在马邑迎击突厥的游击战法确实做得很成功,因为这样一来,突厥在去年秋天劫掠所得的收获十分有限,又和隋室撕破脸得不到“赏赐”作为补充。冬天突厥的生活不免愈发困难,到了冬末春初,报着不管怎么样拼一把的心情再次南下的突厥,其实可能还更厉害一些。如果把突厥比作草原上的野狼,那么,饿疯了的狼群岂非正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物之一?

  可是,这个时候李渊抽不出身来北上。杨广给他派了两个副手:王威和高雅贤,他带着王威南下追击清剿甄翟兒,只好派高雅贤北上去和王仁恭汇合对抗突厥。

  王仁恭和高雅贤却没有李渊那份能力,按《起居注》的说法,他们违背放弃了李渊的指示,但具体怎么做的则没有明说。其实,李渊那一套主动出击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指挥者能力差,在野外和精于机动的突厥轻骑兵周旋,万一把自己绕进去就麻烦了。李渊再怎么指示,也不过给他们一个大略方针而已,王仁恭和高雅贤未必是完全违背李渊的宗旨,可是具体的战斗中能力不及,不免被突厥优势兵力抓住,结果战败逃回。

  为此之故,王仁恭和李渊作为负责人,被远在江都的皇帝杨广下令免职,要“系帝斩仁恭”,声势十分吓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以来勉强还在面子上维持一副忠诚表情的李渊,也“被迫”爆发了。

  大业十三年的初春,李家的反隋大计,终于正式启动。

让我们回顾一下,李渊李老爹史有明载第一次“心怀叵测”,是在大业九年杨玄感叛乱的时候。之后这份野心从来没有消失过,根据他儿子李世民的“证词”,大业十一年李渊开始在山西讨捕,同时间的,他的宝贝次子跟在他身边,开始“经纶王业”。李世民的一系列活动,应当至迟从雁门之围后就已全面展开。到大业十三年初李渊“系狱”事件发生时,一年多时间里,李唐“龙兴”的第一批人物,已经基本上凑齐。

  李渊在山西的地位,这时虽然说不上什么天子气象,但至少也是个诸侯架势。他有兵有粮,所缺的是牢牢掌握一批人物豪杰,才能有兴起于乱世的本钱。李氏是关陇旧家之重镇,地位高名头响,在当时的社会里,只要他们父子处置得当,要拉拢一批在乱世寻找机会的人才,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在两《唐书》里,名为刘文静和裴寂的两人共列一传,排在大唐三百年天下群臣的首位。也就是说,在旧时史官们看来,这两个人是李唐“龙兴”的第一功臣。李唐建立以后奖赏的第一批功臣也正是以刘、裴居首,其他功臣只有“恕一死”的恩赐,他们两人就被单独提出来,和李世民一道特获“恕二死”的优惠。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刘文静和裴寂。

  刘文静,字肇仁,公元568年也就是北周天和三年出生,论年龄是李渊一辈的人,只比李渊小三岁。史书里说刘文静“自云彭城人”,似对其家族郡望颇有几分质疑。彭城刘氏说起来吓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然而当时天下姓刘的多半都附会于此,真伪确实莫辨。比较狭义的彭城刘氏是指西汉楚元王刘交或楚孝王刘嚣的后裔,看来和刘文静的关系其实不大。刘文静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关中武功县,倒让人怀疑他的祖先是否来自以“刘”为汉姓的匈奴人。他祖父做过山西石州刺史,父亲在战争中阵亡,有一个“上仪同三司”的头衔。另外,刘文静和李密有联姻之旧,按李密是李弼的曾孙,在关陇旧家里家族地位倒不低。

  因此,综合来看刘文静的家族是官宦家门,但还不是什么特别有影响有历史的世族大家。大致最多属于关陇集团里的中等。

  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刘文静能成为太原“元从”之首席,个人的才干胆识和积极精神,应该有更强的作用。

  李渊在山西活动的时候,刘文静时任晋阳县令,自然少不了和李氏父子有许多公务上的往来。据说刘文静很早就特别看好李世民,那时他和身为晋阳宫副监的裴寂交情也很好。

  有一次,刘、裴两人同宿,看着城上的烽火,裴寂为日渐纷乱的局势发愁,仰天长叹着说出“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的丧气话。刘文静倒雄心万丈的样子,笑着说“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分明是暗示趁乱才好找机会的意思。后来刘文静又向裴寂评说李世民,认为李世民是“非常人”,气度可以比拟于前代帝王汉高、魏祖,这话里的意思真是再明显不过。

  大致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应该已经和刘文静颇有来往。不久以后刘文静被自己的姻亲李密牵连,连坐下狱,李世民还特意去牢房里看望他。大概觉得自己反正最坏也就这样了,刘文静大胆地直接向李世民说出“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的试探话语,李世民则回以“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的豪言。

  李世民的作风,确实很有干净利落的一面,紧接着,他就干脆地告诉刘文静:我来看望你“非儿女之情相忧”,说老实话吧,是为了“图举大计”。于是刘文静献策表忠心,从此稳上贼船。

  刘文静所提的建议,大致可以分作两个层次:

  一、当时天下的形势,杨广自己跑到东南去了,河南中原地区冒出李密这一股强势“盗贼”,洛阳平原鏖战不休。反倒是关中相对空虚,李家可以趁虚入关。

  二、山西也不太平,很多人避难躲进太原城,因此城中有许多难民和地方豪杰,他刘文静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县令地头熟,可以帮忙收揽人物召募军队,加上李渊手中掌握的旧隋军队,很快就能拉起一支人马来“举事”。

  这条建议非常实在,刘文静的见识和积极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刘文静在此大包大揽“收揽本地人物召募军队”的任务,应当是有所自信和具体规划的,否则日后他不可能成为“元从”之首。

  相比起来,裴寂的情况和刘文静则不尽相同。

 裴寂,字玄真,公元570年也就是北周天和五年出生的,也是李渊一辈的人,比李渊小五岁,比刘文静也小了两岁。裴寂家居蒲州桑泉,蒲州和河东郡是指同一个地方,这个时代里河东有三个大族,分别是薛氏、柳氏和裴氏。北周、北齐对峙河东,河东三族对北周支持者众,裴氏也不落后,因此虽为关东门第,倒和关陇旧家关系密切。在隋唐之际河东裴氏显宦者众,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不过,裴寂一家在河东裴氏里原不是非常出众,他的祖父父亲虽然也在北周和杨隋做官,职位相对比较一般。而且裴寂的父亲裴瑜死得早,家境并不富裕。裴寂在开皇年间做左亲卫卫士,穷得连匹马都没有,只有步行到长安轮值。所以裴寂和刘文静那一番望烽火而起的对话里,他说自己“卑贱之极,家道屡空”,也算实情。

  当然,不管怎么说,裴寂还是河东裴氏的子弟,他面相长得不错,“疏眉目,伟姿容”,教养和风范也应该很好。在隋代历任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等职务,都是宫廷侍奉的职事。一则长期做什么事往往会影响人的个性,二则人的个性也往往影响到他所担任的职务,可见裴寂是一个有风度、会逢迎、善察颜观色的人。

  和刘文静不一样,裴寂是直接与李渊打交道的。李渊和裴寂早有私交,到了山西以后两个老头子更是经常一起喝酒博弈,通宵达旦地玩儿。甚至裴寂在晋阳宫管事,就到晋阳宫里找宫眷美女服侍李渊,对李渊也是极为巴结了。这里要分辨一个小小的“误区”,小说家言里很多都说,这时与李渊有关系的晋阳宫美人,就是后来李渊的两个宠妃尹德妃和张婕妤。然而史书上并没有这种记载,到底和李渊有瓜葛的晋阳宫美人后来是个什么命运我们并不知道。

  按史书的说法,裴寂与李世民搭上线倒转折通过刘文静拉的关系。而且当时李世民自己有“造反”意图不敢对父亲说,想通过裴寂来劝父亲。

  作于唐武德年间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没有记载过李世民和刘、裴等人的交往,自然也绝口不提晋阳宫美人的事情。不过,从《起居注》里也依旧可以看出,裴寂在太原起兵里所起的作用,正是每每李渊装模作样这个不干那个不做的时候,由“裴寂”或“裴寂等”来劝说。所以,裴寂这一“老李私人朋友”的身份,确实正是他在太原起兵时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和刘文静就很是不同。

  裴寂的这份作用还是很必要的,再是做戏也好,李渊的戏也得做。况且其中也不全是做戏,李渊有许多左右思量的考虑和小心。当然,个人并不认为李渊信任亲近裴寂真的超过了自己的儿子,但儿子作为“自家人”,他们和李渊“同心一意”是必然的事。李渊要作出最终决定,很需要在儿子们之外有一个能代表“外人”的人物,向他提供“大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外人里和李渊私交最好的裴寂就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李渊和裴寂的私交甚笃,亦不可完全看作酒肉之交。他们二人年龄相近,经历也有相通之处,都是家族背景不错但屡经蹉跎挫折的老人家。两人对外都表现得比较“懦弱”,实则城府深沉思虑谨慎。这样一些相通相似的脾气相投,才可能建立出长期牢固的友谊来。

  裴寂作为河东大族成员的出身也很重要。尽管他这一支在家族中地位不高,可能成为李渊与裴氏联络的桥梁也好啊。贵族社会里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光看个人,更要看他的背景和家族,这是当时历史环境之必然。裴氏一族许多人当年支持北周,是北周能够在河东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后,刘武周南下攻击太原、河东等地,李渊派裴寂前来抵抗,本也是想施前辈故智,靠裴氏的支持打败刘武周。只不过裴寂本人军事能力太差,那又是后话了。

  除了“恕二死”的刘文静和裴寂,太原“元从”里还有十四个“恕一死”的人物:柴绍、长孙顺德、窦琮、唐俭、殷开山、刘世龙、刘政会、许世绪、赵文恪、张平高、刘弘基、李思行、李高迁、武士彟。这十四个人,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李家的亲戚朋友:柴绍、长孙顺德、窦琮、唐俭。

  柴绍,字嗣昌,生年不详,是李渊的女婿,他的妻子自然是著名的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李渊的第三个女儿,为窦夫人所生,大约是李建成的妹妹,确然是李世民的姐姐。柴绍是山西人,家居山西晋州临汾,临汾为汉平阳郡,所以按郡望就是平阳柴氏,他的妻子被封为平阳郡公主,显然是纪念夫家的意思。

  柴绍的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柴烈,地位应当不低。北周、北齐之争时当是倾向于北周的地方豪右。然《周书》、《北史》无传,看来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不过柴烈的妻子有墓志铭留世,从中可以看出柴绍的祖母是陇西李氏的女儿,不过这个“陇西李”就是正牌的北魏时代地位显赫的陇西李氏,可不是李唐这伙来历不明的家伙。

  柴绍本人在隋代以官宦子弟补为杨广元德太子的千牛备身,是给太子持千牛刀的近身卫士。不过杨广这个元德太子身体不好死得太早,之后柴绍看来就成了一个闲人。史书说他“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是一个“长安游侠儿”一类的人物。不过从大业十一年到大业十三年的这段时间里,柴绍和妻子似不在山西而在长安,所以这会儿还帮不上李渊什么忙,且容后再论。

  长孙顺德作为长孙家族的人,是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的堂叔,生年不详,但看他死在贞观中期,年龄也应不小。长孙顺德在隋代为右勋卫卫士,三卫卫士在当时本是一个很荣耀的头衔,非高官子弟不能担任,又是帝王的亲信直属部队。可杨广几次征辽,长孙顺德不愿意跟着去送死,居然做了逃兵。大概长孙顺德和长孙兄妹原来的关系不错,他这一逃就逃到了山西托庇于李渊、李世民。在这个时候,他将成为太原起兵时一个极关键的人物。

  窦琮是窦夫人的族人,他和他的哥哥窦轨都是唐初显赫一时的窦家人,按辈分是窦夫人的堂兄弟,李世民的舅舅辈。生年不详,不过他在武德末年过世,他的哥哥也病死在贞观初年,窦琮的年纪这时候多半也有个四十来岁了。

  隋时窦琮本为左亲卫卫士,却不知犯了什么法,亡命跑到太原投奔李渊。史书又说窦琮和李世民这个从外甥有“宿撼”,“每自疑”,可也没说清楚他们舅甥二人到底有什么旧仇。让窦琮这么心存疑虑。说来之前李世民也不过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人,窦琮这个做舅舅年长他许多,说舅甥二人“有仇”,总让人觉得怪怪的。

  不过说起来,窦琮的哥哥窦轨有一件事情倒让人觉得有类似之处。史载窦轨为人个性十分严厉暴躁,他有一个外甥(自然这个外甥不是李家兄弟)本来很得他信任,可有一次没怎么听他话就被他一怒给杀了。这实在让人发一身冷汗,窦琮是否和他的哥哥一样,也是这么严厉暴躁呢?蛮有可能啊,史书上说窦琮犯了法亡命太原,犯法惹事,莫不是就和他们兄弟共通的脾气暴躁有关?李世民的少年时代,我们前面分析过,应该是一个很顽皮甚至说不定“顽劣”的小孩,窦琮是否曾经也有觉得李世民这外甥不听话而大发雷霆?那时候的李世民又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位,当然窦琮未必如窦轨一样真的要杀人,毕竟李渊在隋代的地位也不低,可发发舅舅威风喊打喊杀地喊一喊总是有可能的吧。

  到这时候窦琮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反而怕起李世民来。况且,如果李家真能成事,他们这个地位悬殊就更大了。当然李世民知道如今不是计较过往恩怨的时候,所以他对窦琮“降礼纳之,出入卧内”,舅甥俩也未必真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此揭过,窦琮“其意乃解”,成为李氏父子的一个心腹。

  唐俭,字茂约,公元579年也就是北周大象元年出生,辈分和李世民相当,年纪则长李世民不少,算是老大哥级别的。唐俭家居太原,要说太原这地方正是“唐”的本邑。但唐俭的“唐”和太原其实关系不大,他们祖籍晋昌,论郡望是晋昌唐氏,这一支里后代有一个叫做唐伯虎的倒蛮有名。北周、北齐对峙时山西南部在北周手里,中部太原地区则长期被北齐控制,唐俭的祖父唐邕是北齐显贵,《北齐书》和《北史》都有传,北齐战败时投降北周。他的父亲唐鉴,字君彻,是唐邕次子,入隋为官后与李渊是老朋友,如今虽已过世,两家的交情都在。

  唐俭就和李世民关系极好,主动地向李世民大说“天下可图”云云,被李世民推荐给老爹,又对着李渊猛拍一通,自不在话下。

二、太原地区的中层官吏军官:殷开山、刘世龙、刘政会、许世绪、赵文恪、张平高。

  殷开山,名峤,以字行,生年不详,但在武德中过世,年纪应当挺大的,是李渊一辈的长者。殷开山的家族起于河南陈郡长平,郡望长平殷氏,南北朝离乱时徙居江南,几百年间都是南朝比较显赫的家族。殷开山的父亲殷僧首随庾信出使北齐时被扣留,北周灭齐又把他们这些文化名士迁入关中,居于长安。

  殷开山在此时作山西太谷县县令,治理能力不错。他秉承南朝的文化传统,以学行见称,尤其擅长处理文书,是一个能吏。

  刘世龙,生年不详,贞观初年去世,年龄应该不小。刘世龙是太原本地人,大业末年做晋阳地区一个小乡长,和裴寂关系很好。裴寂把他推荐给李渊,同时他和李渊的副将王威、高雅贤关系也不错,这使得他在太原起兵时很起了点儿作用。

  刘政会,生年不详,贞观九年过世年纪多半不小。他是滑州胙城人,滑州在今天的河南滑县。刘政会这个“刘氏”不是汉族姓氏,是北魏孝文帝时期鲜卑独孤氏改姓的刘,郡望洛阳刘氏,是关东地区的鲜卑八姓之一,家族地位不低。刘政会的祖父在北齐任职为中书侍郎,父亲刘坦为隋的尚书右丞。

  刘政会此时是太原鹰扬府司马。鹰扬府是隋代府兵机构,府兵起于北周,隋代完全成熟,当时各地的兵府都称为“鹰扬府”,因为每一府的头头叫做鹰扬郎将。司马是鹰扬府的副官,是很有实权的中层官吏。

  和刘政会一样,许世绪也是鹰扬府司马,一地区之兵府自然不止一个,所以他们应是太原地区两个不同鹰扬府的司马。

  许世绪,字玄嗣,生年不详,然死于武德中,终年已有六十三岁,所以大业十三年时五十多岁决无疑问,是个老伯级别的人物。许世绪祖籍河北高阳,也就是河北定州,是高阳许氏的一支,在当时倒不算特别出名的大族。许世绪一家此时已迁到太原居住,所以在两《唐书》的列传里,说他是并州太原人。

  按史书记载,许世绪是直接找上李渊的,他跑去对李渊说了一大通“首建义旗”、“帝王业”的话头。不过许世绪的一大通话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山西形势的分析,他认为山西此地为“四战之地”,形势颇为危机。许世绪此言很有几分道理,山西这个地方虽然多山,可地处“四边”局面,还是不免两面受敌,关陇和河北都需要争夺此地,河南中原的势力也有必要来抢夺上党/潞州地区。同时,如今突厥重兴,山西北面遭受到很大压力,从塞外进攻的话,山西的崇山峻岭也保护不了他们。因此李渊若无经营天下之志,白白为隋室死守山西一地,确实不免最后困顿而亡的下场。

  这里还要提一下许世绪的一个弟弟叫作许洛仁,公元578年也就是北周宣政元年出生,年纪比唐俭略长一岁,对李世民来说也是个老大哥甚至叔叔了。许洛仁和李世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在未来将成为秦王府的嫡系人马。

  赵文恪也是太原本地某一鹰扬府的司马。生年不详,太原本地人。赵文恪相关事迹太少,尽管在稍后的太原起兵中他也有一些作为。

  张平高也在太原某鹰扬府任职,不过他做的是校尉。其生年不详,是绥州也就是陕西绥德人,家世也不太清楚。

  我们可以看出,从任职上来讲这一批人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太原地方的中层文职官吏,如殷开山和刘世龙;一种是太原地区府兵的中层军官,如刘政会、许世绪、赵文恪和张平高。以这几人为代表,李氏掌握了太原地区政、军两界的中层官员军官,把本属于杨隋的官方势力转化为自己的私人力量。要控制地方也好,要控制军队也好,单单靠一些高级官员和将军是不够的,绝大部分事务其实都掌握在中、下层官员军官手里,他们是直接的负责人和实行者,能够抓住他们,才算稳固地控制住整个局面。

  三、其他各色人物:刘弘基、李思行、李高迁、武士彟。

  刘弘基,公元582也就是隋开皇二年出生,年龄比李建成大一点比李世民就大十六岁。雍州池阳人,家居关中。他的父亲在隋代做过河州刺史,家族不算很有名也不算低。刘弘基的家境并不好,史书说他“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家产”,就是个爱游荡乱花钱的家伙。刘弘基在大业年中为右勋卫卫士,杨广征辽他被征召,但府兵作为义务兵,有许多东西都要自带,他穷得付不起这笔开销,好不容易能够成行,出关后走到山西,已经耽误了期限。他倒也滑头,干脆和同伴一起去杀牛吃肉。按当时的律法屠杀耕牛这种贵重的农业生产资源是违法的,刘弘基又让人告发自己,被当地官员给关了起来。如此,刘弘基虽然不免牢狱之灾,至少不会因为误了军期被斩头。

  这样一年多以后,刘弘基被释放。他也没其他生路可寻,干脆在山西干起盗马买卖的勾当,真的成了豪侠巨盗一流的人物。不知道刘弘基具体是怎么攀上李氏父子的,但到大业十三年初,他和李世民已经结交甚深,所谓“出则连骑,入同卧起”,关系非同一般。

  李思行,生年不详。河北赵州人,那很可能出自赵郡李氏。关东四大高门“崔、卢、李、郑”中的“李”就是“赵郡李”。但有关李思行的记载很少,只知道他在这个时候“避仇太原”,却不知到底和什么人有仇。

  李高迁,生年不详。陕西岐州人,此时客游太原,被李渊“引置左右”。

  武士彟,生年不详,卒于贞观九年那年龄应该不小。他是太原本地人,是一个经营木材的富商。李渊在山西上下讨捕的时候在他家住过,所以有了一层关系。当时商人地位不高,作为一个富商巴结本地高官,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李渊作太原留守时让武士彟做“行军司铠”,管理军械甲胄,也就是让人家出钱赞助军资的意思。武士彟和王威、高雅贤等关系不错,对李渊也有所帮助。

除了以上之外,另外还有不在“恕二死”、“恕一死”之行列而史册有录的人物。

  温氏兄弟:温大雅、温大临、温大有。

  温氏是关东世族,太原温氏家族前面也已提及。北周、北齐对峙时太原是北齐重镇,温氏兄弟的父亲温君攸在北齐任文林馆学士。温大雅字彦弘,大临字彦博,大有字彦将。温大雅生年不详,温大临生于公元年574年也就是北周建德二年,温大有的生年也不详,综合来说三兄弟的年龄差不多比李渊小一些,比李氏兄弟大许多。

  温氏三兄弟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和关东名士们关系密切。薛道衡就是他们父亲温君攸的至交,见到他们三兄弟就大大称赞一番,说他们“皆卿相才也”。另外,属于关陇旧家的名士李纲也和温君悠关系密切,温家兄弟在隋代任职多有他的推荐。

  这个时候,三兄弟里老大温大雅和老三温大有在太原,他们都做过隋室的官职,但此时温大雅辞职、温大有丁忧,都在家。老二温大临也就是温彦博却不在太原,先是出使过一趟高句丽,然后以“东北道招慰大使”留在了河北幽州一带。

  作为本地豪右,李渊对温氏兄弟“甚礼之”,而他们也有心结托,以求在乱世里保护家族平安,并谋求一席之地。

  任瑰,字玮,生年不详,贞观初过世。任瑰是安徽庐州人,原来自南朝。但他的家族不是江南华族,出身十分低微。任瑰的伯父是个名人,叫做任忠,小名蛮奴人多称之为任蛮奴。任蛮奴《陈书》、《南史》有传,陈亡时背叛后主打开建康城门迎入隋军的就是他。虽说陈之灭亡是后主活该,任蛮奴的名声到底不太好。

  任瑰倒和伯父不同,在建康沦陷后还未陈朝命脉努力了一下,试图说服自己的上司立陈朝子孙据岭南为帝,当然并不成功。任瑰在隋代做过一阵子韩城尉,家族也被迁到关中。李渊在山西讨捕的时候,他到行军辕门晋见,李渊当时有任命低级官员的权力,就给了他一个河东县户曹的小官做,主要的目的则是拜托他照顾自己的家眷。当时李渊只把次子世民带在身边,而让长子建成保护家眷暂居河东,任瑰就成为暗中协助李建成保护李家嫡亲家眷的人。

  张后胤,生于公元576既北周建德六年,比李渊小一些,叔叔辈的人物。张后胤是苏州人,郡望就是吴郡张氏。南朝的大族其实可以分成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五胡乱华时迁徙过去的中原世族,另一个就是真正的江南本地大族。这些真正的江南本地大族号称“吴郡四姓”,既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若对三国时代历史有兴趣,那么对这四大家族应该都不陌生。从东汉末年开始,吴郡张氏历经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几百年起伏,多文人名士,声望不坠。

  张后胤的父亲叫做张冲,陈亡后被征入北朝,因做汉王杨谅的文学,所以迁到太原居住。张氏家学以《春秋》最为擅长,李渊让李世民拜张后胤为师学习《春秋》经。这个时候的小李会否努力读经是很值得怀疑的,当然所谓学习《春秋》云云,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借口,说李氏父子和这些高门的名士们“互相勾结”还差不多。张后胤后来和李世民谈起“当年”时就明确提供了证词,李世民《春秋》经大约没认真去学,问的是“隋氏运终,何族当得天下”这种问题,当然张后胤也猛拍一把说“李姓必得”。同时,张后胤也劝他们尽快去占据关中地区。

  以上种种人物,其实多在大业十三年以前就先后依附于李氏,天下大乱时这是常见的现象,毋庸多言。这些人的来源,有李氏亲族,有地方官吏,有清流名士也有杂色人物。

  另外,李氏本是关陇旧家的重镇,但因李渊为官的因素,必须起兵于太原。这就给李唐集团带来了更多关东的色彩,李氏父子不得不依靠太原地区的地方人物来下第一步棋。北周和杨隋时代,关东人士虽然也被陆续收入朝堂,但总的来说他们只是被征服者任意挑拣的对象。如今这一批人里的关东人士有着元从功臣的名份,在李唐的朝廷里能得到比过去更高的位置。李唐比他们的前辈融合东西的能力更强,作为“天下共主”不可太过局限,这种能力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

  不过,如果按照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所定的调子,在大业十三年以前,一直是李世民在上蹿下跳搞三搞四,李渊则小心谨慎到几乎可以说懦弱的地步。

  当时李世民拉拢了一大堆人以后,甚至担心父亲不肯造反,迟疑不敢向父亲说明。这时已经下狱的刘文静向李世民出主意,说裴寂与李渊关系良好,可以先拉拢裴寂,然后让裴寂帮忙劝说李渊。

  于是李世民抓住裴寂好赌的性子,让辽山 县令高斌廉做中介人,时不时就找裴寂赌钱。大概裴老鬼过去太穷,所以对发横财这种事非常执着。李世民就故意输给裴老鬼很多钱,一来二去,裴寂也不免陷入“拿人手短”的局面。然后李世民要裴寂帮他劝说父亲,没想到裴寂向他透露一个消息,那就是他老爹居然已经和晋阳宫的美人有了一腿。到了《新唐书》里,更进一步说,找宫人来和李渊上床正是李世民与裴寂商定的计策之一,目的是逼李渊就范。这个,个人无法判断,所以不发表意见,呵呵。

  总之这下李世民猜透老爹的假正经了,便跑去找父亲明目张胆劝父亲起兵,李渊开始还继续装样子,气吼吼地吓唬儿子:“你这么说我只好向上面告你谋反”,甚至去找纸笔做出要写奏章的模样。李世民倒不怕他老爹这一手,回答说“老爹你一定要告就告好了,你要我去死我也不敢推辞”。李老爹见做戏做过头,把纸笔一收,安抚安抚儿子“我这么爱你,怎么忍心告发你,你小心别和其他人说这些话”云云。

  愈发确定了父亲只是在装样子以后,到了第二天,李世民又再接再厉继续游说父亲,拿出杨广猜忌大臣的例子来,李渊才说出“你的话我想了一夜,也是大有道理,从今以后,‘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之后,才是裴寂来“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地找到李渊,嘀咕说“你家老二本来就在到处拉人,现在知道你和宫中美人关系不清白,更加担心事情泄露的说,总之现在天下大乱,大家都想造反,你觉得如何呢”。李老爹很认命地回答“俺儿子那些打算俺都知道了,俺也打定主意了,就这么办吧”。

  因为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资治通鉴》的评论里有“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的话语,后来成了大家某种公论似的。支持李世民的人固然以此为李世民开脱一切,反对李世民的人也指着大叫说李世民“抢老爹的功劳”。然后,又因为太原起兵这一段还有一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面专以李渊为中心描写李唐之兴,似乎愈发可证李渊被他儿子李世民给抢了功了。

  然则,李渊从大业九年开始明确心怀异志,这也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告诉我们的,《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赞词说“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和《起居注》的定调并无差异。

  时间问题也很值得注意,《起居注》里尽管记载了迎击突厥和清剿历山飞两场行动,可明确说李渊有野心,也是在大业十三年李渊任太原留守以后,也就是——

  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仍遣兽贲郎将王威、兽牙郎将高君雅为副。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里的记载,李世民自作主张做什么也好,他担心父亲不肯造反也好,找裴老鬼想馊主意也好,都是在大业十三年春天以前的事。也就是说,正在《起居注》记录以前。

  所以,就算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确有过分溢美李世民之处,却正好互补地给我们讲述了李世民的角度。

  而且更加值得考虑的是,大业十一年到十三年初这段时间里,李家在山西的私人力量已经初成。那么李渊这段时间在幕前做过什么呢?其实很少,否则《起居注》不会不详加记述。这段时间里,李渊所起的本就是后台、幕后和背景的作用。不仅如此,如果仔细往后看,我们还会发现李渊这种“居于幕后”的特点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在早期的台前活跃,本也是事实。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李世民在台前那么活跃,是否如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所形容的那样,有很多他自作主张的成分,甚至他一直迟疑着不敢和父亲说破,要借裴寂那临门一脚的提示。

  这亦未必没有可能啊。

李渊的那些表现,被论者认为“懦弱”,那是论者自己下的注脚和标签。因此就认为李渊是靠儿子成事,那也分明《资治通鉴》这个千古后的后人的一家之言。就是稍早的《旧唐书》也完全持相反的观点,这我们从其高祖本纪的赞里就可以看出。所以根本是同样留下来的事实,怎么来看,就是李世民也左右不了。如果要说这一段事实,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懦弱”的李渊吗?还是看到一个狡猾、深沉的李渊呢?

  分明通过其他渠道,正史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李渊早就想造这个反了,可他在儿子面前装傻,所谓连自己儿子都要小骗一把做作一番,岂非正是三分枭雄本色?

  就拿所谓晋阳宫美人的事件来看,不管是裴寂先送的还是李世民指示裴寂送的,一句话老李这家伙自己根本已经不在乎杨隋的皇家威仪了,才会随随便便笑纳。与其说李世民用这件事吓唬了父亲,不如说他终于确定了父亲的态度还差不多。

  李渊所图乃大,而他又被杨家那个姨父、那个表弟吓唬多了,小心谨慎深藏不露也是该当的。李世民当时很年轻,他这个老爹只怕还有不放心之处,不肯明白把自己的心意告诉次子,也是很可能的。

  其实当时李渊的环境很微妙,他自己万万不肯出这个头,若是闹得不好就把老本都赔进去了。但也不能不有所行动和准备,所以一定得有一个人来代表他在台前活动。让年轻的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大孩子的次子来瞎折腾,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闹出什么麻烦来,也容易推托,因为人们一般很难和这么年轻的人认真,况且虽然没啥理论,大家也都该有个大体的概念,觉得小孩子到这个时候么爱惹祸,所以如果惹了祸,倒也不用太计较。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李渊却又真的怕李世民太积极。若李世民是那种老实小孩,可能他还要说透一点儿、戳一戳推一推、让儿子去帮他做做活儿。可李世民有那种不戳都跳三丈高的不安分,互动之下李渊反而要以装傻约束为主了。说李世民完全不知道父亲的心意则未必,应该在很多情况下两父子还是心照不宣。只不过李渊太深沉,又要装傻来约束儿子使其行不会太过,于是两父子不免要捉捉迷藏。

  实际上单说所谓被李世民“篡改”的史料,即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里记载的史料,太原元从里的许多人,也是李渊亲自拣选的,或者假以其他借口推到儿子面前。因此个人的观点是:唐代留下的史料并没有欺骗我们,所谓李世民篡改历史被某些翻案风者无限夸大了。宋朝司马光的观点是他的一家之言,再往后的论者,将“司马光及其后代史家认为李渊懦弱”和“李世民诬陷李渊懦弱”画上等号,似乎也有些张飞打岳飞的时空错乱。

  按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史料,我们看到的也绝非一个“懦弱”的李渊,而是一个老谋深算就是儿子也拿来做工具的李渊。

  当然,这里不能责怪李老爹心肠不好,要做皇帝,无法不被权力本身的规律所制约。遇到这种事情,父子亲情也会有障碍,自古亦然。

  至于李世民,除了他在前台那些活动之外,我们还要着重注意一下他的年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反复说明过的,这一段时间里,李世民虚岁也就十八到二十岁,实岁则更小,才十六到十八岁。搁在今天,那不过是一个高中生的年纪,而且正在所谓“青春叛逆期”的人生阶段。

  今人或许会觉得古人早熟一些,因为古人成婚较早。然而古人的“早熟”也是有限度的,男子二十弱冠,隋代规定男子二十一、二十二成丁,所以正式开始负担社会责任,依旧要到二十岁左右。即使如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样是刚踏入社会的“新鲜人”。“三十而立”,真要做点儿事业什么的,还是得到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壮年,和今人的差异并不大。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象李世民这种人。

  青春叛逆期的一般特点,今天的人都有个概念,大致来说就是:刚刚开始脱离家庭的保护,稍微广泛地接触社会,“自我”人格的形成时期。一方面是适应社会、建立“自我”,急于得到承认和在广阔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是经验不足、知识薄弱,感受到外界世界莫大的压力。于是青春叛逆期的少年人,往往容易闹情绪,精神状态不稳定,思想迷茫。和长辈冲突,和年长的人相处困难,嫌他们给自己的教条太多,不理解自己。喜欢和同龄人“胡闹”,做出许多出格而无益的事情,在和外界世界不停地冲突中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地位——自然以上的特点也是因人而异,有的小孩特别激烈些,有的小孩也相对平和。

  就李世民来说,他在这个年龄段上,非常积极地为李家造反大业活动。造反,可以说正是一个很大的“叛逆”行为,因此把他那极其充沛的精力给吸引了过去,减弱了其中“闯祸胡闹”的色彩,反而正好合用,是他的一个幸事。

  但是,反过来看,李世民毕竟这么年轻,从理论上来说,他还是很容易搞出纰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太原起兵时起重要作用的这一批人,其实都遵循年龄的规律,年纪都不轻,因为年纪太轻毕竟经验知识不足。绝大部分人都是李世民叔伯辈分的人,比如和他关系密切的刘文静。即使有一些兄弟辈的人,也是“老大哥”大他十多二十岁,比如因世交和他情谊匪浅的唐俭。按理说他和这些人不容易处得好,但实际上他基本上和这些人颇能相得,刘文静、温大雅、唐俭、殷开山、许洛仁后来还成了秦王“私党”。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李世民个性特别“早熟”?那么这种“早熟”又是怎样一种早熟?个人觉得可以从主观、客观两方面来看:

  从主观来说,再往前推一点,我们已经分析过,李世民童年到少年前期的生活,应该是幸福和轻松的。幸福的童年是一种客观环境,但到这个时候已经培养出一种主观特点。在幸福环境下长大的小孩,就算很调皮,叛逆情绪也不会太严重。如果遇到困难和自己的经验、知识无法解决的问题,比较自然地去向经验知识更丰富的人寻求教导和帮助,这种习惯在他的潜意识里便已经养成,他的本性上来说是一个乐观开放外向的人,既今日所谓之“阳光少年”。

  从客观来说,正因为当前李世民面对的局面非常复杂,不管他先天有多聪明,本来也是他应付不来的。这样的压力确实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是迫使他寻求帮助、努力向长辈们学习;二是让他养成鸵鸟心态,抵触情绪更严重,更不愿意和长辈们交流,脾气更怪癖暴躁。李世民在外界压力下选择了前者而非后者,才能基本顺利地辅助父亲把前台工作做好,才能和那一群爷爷伯伯叔叔大哥们融洽相处。

  所以,综合来说,李世民的本性须得乐观、开放,才能在青春期经验能力知识薄弱的情况下,面对外部局面的巨大压力,以正面的态度从众多长辈那里顺利吸取经验获得帮助,从而取得较大成就。同时,恰在他青春期的这个时期,外部环境非常复杂微妙艰险,又促使甚至迫使他更加重视众人所能提供的帮助和教诲,反过来在他的个性成长里加强“尊重众人、虚心求教”的成分。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微妙的差别。如果这时候的李世民是成年人,自己的精神世界非常稳定,世界观人生观已经成熟,面对复杂的局势和众多的问题,他自然也会虚心接受众人的正确意见。但是,这样的“虚心”是纯然理性的产物,从某种角度来说未必能触及所谓的“灵魂深处”。可是正因为李世民太年轻,心志还在发育之中,这时候他必须大量表现的“尊重”和“虚心”,包含了很强的感性因素,会形成潜意识里的习惯和情结,在他的“灵魂”上打上更深的烙印。

  同时,李世民比周围绝大部分人年轻,他的经验知识不足,所以他的尊重和虚心会显得更自然,在感性的包裹下远比成年人纯粹理性的虚心更有一种自然感人的力量,亦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孺子可教”这句话给人的亲切感,正在于此。年轻人的跳脱胡闹容易被人原谅,年轻人的谦虚有礼亦更容易触动人心中柔软的部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个人觉得论者似有注重理性因素而屏弃感性成分的倾向,然而实际上我们所论的历史人物都是曾经活着的一个个有理性也有情感的人,帝王将相的感情就算薄一些也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所以个人认为感性的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稍微多说一句,日后李世民以一个特别能“纳谏”的帝王闻名后世,论者多单单看到一个玄武门是绝对不够的,甚至主流的观点是:李世民本性完全是个傲慢不屈、刚愎自用的人,玄武门使他受到刺激强迫压抑自己的本性,做成一个谦逊的帝王。但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人到了将近三十岁的时候也很难改变那么大。

  事实上纵观历史,“得位不正”的那些帝王,很多人根本不会去压抑自己“虚心纳谏”,而是变成所谓“雄猜之主”,倾向于独断专行、杀伐决断。比如之前欺负孤儿寡妇起家的隋文帝,比如之后靠造反登基的明永乐皇帝。可都没听说过他们从此埋头“屈已”,做一个成天被大臣碎碎念的皇帝。

  所以,玄武门对李世民来说是一个催化剂,但本末不可倒置,正是因为李世民在那时候其个性里本就有很强烈的谦逊的一面,所以玄武门的作用才是激发、强化和突显出这一面。否则,玄武门后我们只能看见一个猜忌心强烈的更专横的李世民。当然,相关的情况还更微妙复杂,更具体的分析我们还是放到后面再说吧。

在大业十三年初春的这个时候,在李世民的前台活动和李渊的幕后操纵下,李家已在太原附近的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私人势力圈。造反是迟早的事,李渊也终于和次子完全捅破这层窗户纸。恰在此时,杨广追究李渊迎击突厥不力的诏书到来,成为促使太原这个火药桶爆炸的导火索。

当是时,所有史书都明确无疑地告诉我们,李建成和李家其他人都在河东,李渊身边只有李世民相随。得到朝廷的诏命后,所有的史书也告诉我们,李世民急急来找父亲商议。但他们父子商议的过程和结果,两《唐书》加《通鉴》是一种说法,《起居注》是另一种说法。这里我们先来看《起居注》的记载。

  李渊一副悲惨模样地对次子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大体的意思:就是你老爹我早就打算造反了,到现在还没发动,是考虑到你们兄弟还没有聚拢。没想到今天就象周文王被关进羑里一样遭受牢狱之灾,你们兄弟一定要以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的事迹为榜样,不要陪着我一起倒霉,这样自己送了命,家族也会灭亡,白白被天下英雄嘲笑而已。

  默……杨表叔你可被定调了,你这不就成了一个商纣王么?

  小李回复父亲的话语也够悲壮:“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

  却是用汉高祖刘邦藏身芒砀山的典故,说白了就是怂恿他老爹现在逃走,然后寻找机会召集人手“举大计”。

  李渊老谋深算和谨慎到家的本色在这时候充分发挥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势下,他最后给儿子的指示是:“今遇时来,逢兹锢絷。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总之一句话:俺还不想发动、不逃,俺有天命俺怕啥,他们怎么可能违背天命来害到俺呢。

  看来李渊也确实谨慎小心得到了可笑的地步,光看这么一段对话,这个时候他的造反大计还没有做任何布置呢,他要靠“天命”来撞这个大运。

  偏偏就有这么巧,杨广已经改变心意,数日后又传来新的诏命赦免李渊和王仁恭。李渊大喜之余更加得意,接受众人祝贺后时“我这条命,以后的日子都是捡回来的”,转过头却对着自己儿子吹牛,说什么当时江都到太原的道路都被盗贼阻隔,两道诏命竟然如此顺利前后脚送到,可不就是“天命”么?

  而这之后,按《起居注》的记录,李渊终于“雄断英谟,从此遂定”。暗中命令两个儿子——“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这才开始筹划造反事宜,才开始布置,才有所谓“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也就是说这时候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才开始在前台出头,帮着老爹收揽人才豪强,图画造反大计。

  其实,翻案风者说根据《起居注》就表明了李渊多么多么雄才大略——真的吗?李渊有这么活宝,临到事头才开始布置?而且在系狱事件中将自己的成败性命都扔给“天命”来决定?这也能叫“雄才大略”?不能吧。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则提供了另外一个有同有异的版本:

  李世民还是赶着去见父亲,不过拉上了“裴寂等人”,大意就是这时候只能造反了,并正式提出今后的攻略方向:我们趁虚攻打长安,以为根本。李渊“然之”,并且让儿子和裴寂等人暗中集合力量,准备起事。这时候确实恰好,宣布赦免李渊的第二个使者赶到,于是才又暂停。

  如果真要说“雄才大略”,好歹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里的李渊才象个样子,哪里是《起居注》中一副没了抓拿坐等天上掉馅饼的样子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那就是道德问题。《起居注》这里如此假惺惺,说穿了,是因为它要塑造这么一个形象:李渊并无积极造反之心,是被杨广这么一次“无理迫害”以后“被迫”、“无奈”、“天命使然”才起兵的。在这个问题上,《起居注》有时候甚至做得比两《唐书》和《通鉴》还过分。

  这也让人们反过来反思翻案风者对两《唐书》和《通鉴》所提供的史料的诟病,或者说对据说被李世民“篡改”的史料的诟病。这些史料里突出李世民在前期的活动,弱化李渊早期的造反意向(当然还是保留了一些痕迹),究竟是李世民定的调子,还是李渊定的调子?李渊要一早就雄才大略地在前台积极活动,真的是很好听的名声么?李渊很好意思么?

  杨广再怎么说不好,对他并没有特别对不起的地方。恰恰相反,尽管有一些不得不然的猜忌,杨广到底是信任李渊的,给了他高官,给了他厚禄,给了他家族平安,给了他重权在握。

  相比起来,李世民包括李建成两兄弟这方面的道义负担就小得多,杨隋没有直接给过他们什么特别的好处,对他们来说,为可怜的老父亲分忧啊,为家族谋取出路啊,道义上的理由充分得多。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李渊一幅被宝贝儿子“逼”着造反的做作,和《起居注》里由宝贝儿子加“裴寂等”外人反复“逼”着“劝”着造反,其实在调子上也很有相通之处。且让我们慢慢一步步看来。

  “系狱”事件时,两《唐书》和《通鉴》的记载更可靠,当然李氏父子肯定早就有一批势力了,且以当时的环境,直接掌握的人是在前台活动的李世民。当然《起居注》的记载也有借鉴之处,那就是李世民先私下单独和父亲见过面,两父子把布置大致敲定以后,大概才是李世民去找裴寂等人一起来见李渊。

  李渊和李世民私下对话的内容,当是后来他们转告温大雅的。他们转告的就自然有裁剪,温大雅也必然要加以润色。实则从记录下来的父子对话来看,潜台词也很丰富了。李渊把自己比做文王,要儿子们做武王,李世民要老爹事急从权学汉高祖,说的不是造反还是什么?

  “不逃”自然是不逃的,然则不做任何动作等运气,那只能是愚人所为。

  李氏父子的私人势力肯定已经形势初具,当然这个时候准备是不够充分,但事急从权,逼到头上了还一点儿冒险精神没有,你造什么反?所以紧接着后面应该就是活动比较方便的李世民,召集他们父子的心腹来见李渊,准备就此举计。《起居注》里其实也露出了诸多“马脚”,比如说李渊这个分明应该下狱的犯人,却在那里舒舒服服和儿子聊天、继续住在官邸之内。又比如,首先见到第二位使臣的是温氏兄弟中的老三温大临,他“大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哥哥温大雅以后,两兄弟抢在使者之前就去向李渊报告,从头到尾,分明就是李渊私党的面目。

  《起居注》记载下来的对话便隐见杀气腾腾,个人认为,其真实的面目正是李渊暗示李世民作好准备,他们父子真实对话可能更直接露骨。之后李世民带着裴寂等李家父子当时的心腹来见李渊,谋划在近日内发动,都是十分可信的也更符合逻辑。

  然后,才如所有史书所说的那样,恰好杨广改变心意,才使得他们缓了下来。当然,正好给了李家父子更加准备时间,然而这是不可事先猜到的运气。

  如今窗户纸完全捅破,李渊开始着手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在已有基础上扩大他的私党势力。这里,《起居注》所谓“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倒不可以看作这第二步的主旨,要说让两个儿子分头秘密招揽人手,那是早就已经在进行的事业。在这个时候,李渊要做的是更加公开的更大动作。

  契机正在于当前危亡的局势,方式则是在扩充现有兵力的过程中取得新募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突厥问题十分棘手就不用说了,李渊被赦免以后要“戴罪立功”,可手头现有兵力不足,光是对付突厥,都有足够的扩军理由。同时,当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个重大事件——马邑郡守王仁恭被杀,一个叫做刘武周的鹰扬府校尉叛隋自立。

  王仁恭,曾经也是一时名将,他在炀帝数征高句丽的战役里都有过很不错的表现。天下纷乱,他在边境马邑这个艰苦的战场上作太守,身上也承担了相当大的压力。史书说王仁恭作马邑郡守时“颇该所为”,纳贿贪污,又不开仓赈济灾民,渐渐人心离散。不过,也许真正的问题是王仁恭没有“野心”,面对隋末乱局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茫然态度,在这样的乱世中自然很容易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如果运气好一点,也许还可以投靠附近崛起的某个老大,运气差的,便会被乱世吞噬只剩下一点儿渣子。

  王仁恭被刘武周所杀,刘武周本是马邑一鹰扬兵府的校尉,只是一个中层军官。作为马邑本地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豪强,刘武周深得王仁恭信任和器重。但是,刘武周却和王仁恭的侍妾私通,同时比王仁恭更有野心。根据史书记载,刘武周在马邑郡中发布煽动性的言论,针对王仁恭不愿也不敢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一点作宣传,在生活困苦、不满现状的现实情况下,马邑的乡里豪杰和他站到了一条线上。

  于是,刘武周带上数十人前来谒见王仁恭,趁其不备将王仁恭刺杀。事成后刘武周立刻打开仓廪放粮,并借放粮招揽流民,很快就控制了整个马邑地区,“得兵万人”,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和势力。

  更要命的是,刘武周和北方的突厥联合,正式成为突厥的边境打手之一,马邑也就此成为突厥的势力范围。马邑地区和太原地区相隔极近,如此一来,太原的局势更加危急却也是真正的实情。

  据说当时山西中部的汾阳宫有“天子气”,甚至在十三年年初,大家都看见汾阳宫方向在夜间有光明如昼。汾阳宫在楼烦郡,在李唐来说,李渊当初做过楼烦郡守,可不就是应在他的头上了。而刘武周则认为这是自己的吉兆,所以率领军队前来攻打汾阳宫。

  这本来是危机,自李家父子这伙的“野心家”来说,却成了机会。李渊的两大副手王威和高雅贤本是杨广派来牵制李渊的重要棋子,面对如此局面也是惶恐,李渊又吓唬他们说“汾阳宫要是失守我们又不能对付刘武周,一定会被族灭的”。于是王、高二人主动请求李渊招募军士扩充军队,并将野战兵力集中起来以备不测。李渊反而拿大,扭捏着说“如果刘武周能攻克汾阳宫,我们再做准备吧,现在还是再等等,免得引起恐慌”。

  三月,在李渊的不积极战备下,刘武周果然攻克汾阳宫,他把抢到的隋宫宫人送给突厥始毕可汗做礼物,始毕见他果然“恭顺”,便封之为“定杨可汗”。

  在这里,李渊的用心却是十分“险恶”。

  刘武周起于马邑,当时的马邑作为边境地区,虽然民风彪悍善战,但人口稀少兵力不足。而且更擅长游牧民族那种游击野战,攻城掠地不是长项。李渊深知刘武周即使攻克汾阳宫也很难立住脚,最多抢劫一番退回马邑。如果自己认真迎击保卫汾阳宫,不过白白折损己方实力,哪怕能打掉刘武周的势力,也是杨隋得利。所以他左右推辞不肯出兵,一方面为自己扩充新军布置造反找到更充足的借口,另一方面也是保存实力的意思。毕竟,花费大力气就算把马邑收复了,对已经决心造反争夺天下的李渊而言,此时没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放任汾阳宫被破,放任楼烦等地被刘武周和突厥人抢掠,成为他一个足够狠毒的抉择。

  李氏父子,固然绝非良善之辈。

  刘武周抢劫了汾阳宫以后,王威、高雅贤等人更加焦急,力请李渊赶快想应对之策,李渊亦终于下令大举募兵。

  其时天下纷乱,流民遍野,太原地区就算好一些,也还有不少外来避难的人。刘武周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招募到上万兵力,李渊开始募兵,“旬日之顷,少长得数千人”也没什么稀奇之处。

  参与这一批人马,按李渊的指示被安置在太原城中的兴国寺处。两《唐书》和《通鉴》里提到四个主要负责募兵的人是: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刘文静对太原地区的人物熟悉,之前早向李世民毛遂自荐愿为李家募兵,此时经过李世民的推荐,被李渊释放出来参与募兵事务;长孙顺德是李世民的姻亲;刘弘基作为一个亡命的盗马贼,早被李世民收揽——在这四个人主持下募集的这支新军,毋庸置疑都不再是杨家的“勤王之师”了。而四人当中,李世民是毋庸置疑的首领,李渊亦不可能让另外三个外人凌驾于自己的儿子之上。

  《起居注》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募兵的负责人是谁,倒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线索,那就是李渊为了装样子,自己反而对新兵的事务做出一副不闻不问的模样。可转过头来呢,李渊就“私谓秦王等曰:‘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虽然《起居注》说得含混隐晦,可这意思还是很明白的:这批兵就是我们李家“兴国”的第一批兵马了,口采多好啊。同时,也示意他的儿子帮他出面,一定要把这支部队控制在李家手里。

  总之,由李世民出头掌总,为李家牢牢掌握了李唐“龙兴”的第一支武装力量。这成为未来李唐天下之权力格局的最初预兆,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直逼父兄的炽手可热,亦由这一刻正式开始。

当然,机遇是一回事,能否抓住机遇又是另一回事。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就是,“就算大金块摆在路中间,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本事拣起来的”。李渊放心地让儿子出头,也许是当时他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然而不说这一年多来李世民的积极行动本就颇有成果,就单讲在李世民出面主持之下,这支军队也确确实实就成了李家的私军。虽然就在李渊眼皮子底下出疏漏的可能性小,至少李世民的能力也不算差。

  与此同时,李渊也暗中派人到河东城去送信给李建成,让他找机会带着家人逃来太原。这里,我们要来看看李建成在河东的行动了。

  太原元从论功,得到“恕二死”、“恕一死”的十七个人里,除了李世民以外,另外十六个人中绝大部分与李建成关系不大。如果硬要说和李建成关系密切的,大概有这么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李家的女婿柴绍,他此刻住在长安,后来逃来太原在路上碰到李建成,不过这似乎很难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第二个人是陈朝旧臣任瑰,李渊让他在河东县做一个小官儿帮自己照顾家眷,他和李建成的来往肯定很多。说起来日后任瑰的弟弟任璨是李建成的典膳监,武德末年很有名的毒酒事件似乎就和任璨有很大关系。在那个事件中,李世民到东宫参加夜宴“中毒”。李建成被杀后,任璨因此得罪,任瑰也被牵连贬职,此是后话,不过在此刻也看得到一点儿未来的引子。

  第三个人是赵郡人李思行,李渊派他南下去打探和关注关中的动静,当时李建成在山西南部的河东,本就是山西和关中的交通咽喉之处。甚至李建成自己就可能常常来往关中山西两地,那么李思行和李建成的来往可能也会比较多。日后李思行是李元吉的手下,武德末年兄弟之争里,太子、齐王共为一党,那么李思行和李建成的关系应该一直非常密切。再往后一点儿,玄武门之变后魏徵受命到河北安抚,发现当地官府抓住了逃亡的李思行便将其当众释放,亦可见李思行确实是太子、齐王党的核心成员。

  不过,这三个人都不是李建成直接招揽的人物,况且其中柴绍根本不算数。

  按照《起居注》的说法,各自分头秘密招揽“豪杰”的活动,李建成是和李世民并提的。虽然《起居注》说得即不清晰也不具体,让人很难抓住线索。从两《唐书》来看,《新唐书•高祖诸子》倒对李建成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写“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抛开其中带贬义的意味,那脾气行事,还真是他们李家的儿子。而“所从皆博徒大侠”,正是在这乱世里应当招揽的人物。

  当然,这里还是要辩证一下,如果李建成真的“所从皆博徒大侠”,那倒确实不行。正如李世民的幕府里如果只有一些将军,那他也不免只能做一个纯粹的军阀。

  那么,《起居注》李建成和李世民并提,但找不到相关人物的详细名单,是否《起居注》只是给李大这个皇太子一个面子,反正模模糊糊说他两句好话就得呢?毕竟《起居注》作于武德初,要不说皇太子好话光说秦王,怕是要犯“政治错误”滴。至少太原元从论了大功的那十六个人呢,都不是直接和李建成有关的。

  这里就要再来审视轮了大功的这十六个人了:

  首先,他们基本上出身太原地方,或者在此做官,或者在此做贼,或者在此居住,既然他们出身太原。李渊在山西上下都跑过,但李唐兴起的基础势力还是以太原为根本。所以元从里最基本的势力圈在太原,那么功劳最大的一批人也就只能出身太原。李建成带着家眷在山西南部,这个先天优势不足,建成再厉害,也不可能从河东遥遥地招揽他们。

  其次,李建成在河东地区可有建树?日后李家打到河东,战事进行得十分顺利,除了少数不得力的抵抗和河东城一处的强力抵抗以外,远近降附者众。那么,这里的豪强人物里面,就算和那十六人并肩,也是次一等的功臣啊。这里面有没有李建成的努力?有没有因此和他关系密切未来成为他“太子党”的人物?这里面就不好说了。

  按翻案风的说法,李世民直接把相关人等的事迹抹煞,这是第一。

  次一等的功臣往往不一定能登上史书列传,整个元从队伍里,包括那十六个人,有能力的只是少许,后来随着李唐的事业扩大,许多后来居上的功臣更有名,所以许多人后来湮没无闻。“十六人”还至少有个封功臣的名单可查,其它人就更难找了,这是第二。

  李建成在兄弟之争中最终失败,除了太子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其它人在当时不够出名,随着时间迁移,留下的事迹很少,后来人便很难确定他们曾经的党派倾向。给这些不太知名的人立传,勉强能找到的资料多是他们的一些墓志碑铭,由其家人后辈所写碑传不免很不严谨,很有可能忌讳提到曾为太子党的往事,这是第三。

  比如就说“十六人”里的李思行,作为太原元从他后来的功劳不算很大,地位也没有多少提升。给他立传的时候,多半只有他的墓志或他的子孙的墓志或地方志上的零星记载可供参考,所以单看李思行本人的列传,根本看不出他是什么“齐王党”、“太子党”。而且李世民在玄武门以后又没有大肆杀戮,李思行在贞观年间继续稳稳当当做官,舒舒服服活到高宗朝后过世,还获得洪州都督的赠官。如果不是恰好魏徵和他打了一次交道,谁知道他是什么党?多半不是猜他依附秦王,就是猜他为中立派。

  综合来说,这里只好存疑。

  第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到这么一个问题:李建成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来大肆招揽人物?

  李建成护着嫡亲家眷寓居河东,他肩上的责任大,顾虑也会更多。他没有和父亲在一起,无法直接得到李渊的保护。他的身边主要还是忠于杨隋的官员,当时屈突通和尧君素在潼关、河东郡城守卫,这会儿他们都是隋的忠臣,李建成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敢有太多动作么?

  比起李世民来说,这确实是“开局”中对李建成不利的一个形势,他的局限多特权少负担重,反而没有弟弟那么好的发挥空间。

  第四,如果仔细看看“十六人”的来源,刨开李家亲戚那一部分,旧隋官吏还是占了大头。毕竟他们才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也是真正有行政、军史经验的人。巨盗大侠一流的人物,除了武侠小说以外,真正上得了台盘的不多。所以上面说,李建成如果真的所从全是博徒大侠,那也是不行的。

  可反过来看,李建成所处的局面,他远离父亲的保护伞,他身边的旧隋官吏那多不是他父亲的直属部下,有多少人会特别卖他的账呢?他又敢和多少当地官吏深交呢?李建成短暂的一生里,身边的僚属党羽,自然并非全是博徒大侠。可在这个时刻,他若能为李家提供一些人物,只怕也只能以博徒大侠为主。这样一些人的底蕴有限,未来的成就有限,对李唐提供的帮助也有限,却也是不得已的。

  第五,若说底蕴深厚的,还可以考虑一下河东地区的世族门阀。因为这些豪门的投机心理也很重,在乱世里也喜欢四处找机会。李建成又有无在河东豪族那里建立势力呢?也许有——按个人的意见,是肯定有——但还是比较模糊,不易分辨。

  比如当时河东三大族是“薛、柳、裴”,从后面的一些迹象来看,薛氏人物多入秦王幕府,柳氏持中,而裴氏在武德时的重臣似乎更倾向太子。可裴氏几个重臣倾向太子的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而薛氏家居河东李建成也没能早早和他们有太多联系。这些,都容我们日后再来仔细分析吧。

  综上所述,李建成在李氏即将起兵前,虽然是独立负责一个方面,但其空间、自由受到限制,负担较重。更多的是需要李建成持重观望,难以尽情发挥和活动。这一局限在一开始来说影响还不大,但是,最初的开始,往往也预示着未来的走向。

李渊大概在三月开始募兵,把新兵安顿到兴国寺以后,大概在三月底四月初,李渊派人去河东召李建成兄弟赶赴太原。

  但是,在忠于隋室的地方官监督下,大概建成等人一时难以成行,如此一直拖到仲夏五月,太原那边的局面又是一变。

  王威、高雅贤并不是傻子,李渊表面上不管新兵的事,可新兵依旧完全在李氏父子掌握中,这一事实自然让他们非常不安。可怜两人都到这份儿上了还在想着忠于杨隋,想要以罪收长孙顺德、刘弘基下狱,和他们关系更密切的留守司田德平甚至要按验李渊募兵为己的罪状。这时候那个木材商武士彟见他们这么鲁莽,心里害怕,劝他们不要妄动。

  武士彟此举,按史书记载,不过是他自己害怕。后来他以此向已经入主长安的李渊邀功,又说自己梦见李渊入长安为天子,还被李渊大大嘲弄了一通。看来李渊虽然拿了人家许多钱财,也给了武士彟官位为报酬,对这个木材商人并不特别尊重。当然,这里李渊嘲弄也许开玩笑的成份居多,但是骨子里不把武士彟这个经商的暴发户当回事,并不尊重他,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很可以想见的。说到武士彟的马屁,后来他女儿武则天在吹捧自家老爹的碑文里也公然承认,只不过那里面描写李渊的态度是大喜。就阿武的本意,当然还是炫耀她父亲受李渊器重。李渊究竟是嘲讽还是大喜,或者我们今天很难确定,但是这个马屁呢就确实低俗没有水准,如同脸上写着“我是暴发户”一样,亦难怪反被后人当作笑柄。

  武士彟的小小一劝,并不能使王威、高雅贤罢休。他们也知道公开和李渊对抗没有出路,便和晋阳乡长刘世龙密谋,当时正好天旱,准备趁李渊到晋祠主持求雨祭祀时刺杀李渊。很不幸的是,刘世龙根本就是李渊的死党之一,把王、高二人的计划全盘泄露给李渊。

  五月十四夜,李渊让李世民率长孙顺德和赵文恪,统领五百士兵在晋阳宫东门左侧等候命令。

  五月十五日,甲子,李渊叫王、高二人和他一起处理政务,刘文静引来开阳府司马刘政会,状告王、高二人勾结突厥意欲不轨。莫名其妙被栽赃陷害的王威和高雅贤大骂,一句“这是想造反的人要杀我”倒深得其中真谛。可这会儿哪有他们说话的余地,李世民率领的士兵已经封锁了道路门户,当即将王、高二人擒下系狱。那些还没有参与到李家“大计”里的官吏,就算心有疑问,谁又敢多一句嘴呢?

  五月十七日,竟然真有几万突厥大军来袭太原。若不是巧合,就是李渊本来已经得到什么消息所以趁机动作,甚或竟是李渊自己去勾结突厥,竟似也未必不可能。

  李渊没有守备太原外郭,把官吏守军都退入晋阳宫城,至于百姓在哪里就不太清楚了,应该退入宫城了吧。这原也无可厚非,因为当时很多城市外郭城不过是一些矮小的城垣,防御据点则或是本地官府所在地,或象太原这样,以行宫为防守堡垒。

  不过很显然李渊无意与突厥硬拼以损耗自己的实力,他命投效自己的“贼帅”王康达率其所部千余人与志节府鹰扬郎将杨毛一起伏兵太原外郭城的北门,却不是要他们和突厥作战,而是要他们趁突厥大军过后,抄掠突厥留在队后的备用战马,以补充自己的骑兵力量。结果王、杨二人没有听从指挥,突厥兵还没过完,便冲出来搏斗,被突厥尽歼。使众人更加惶恐。

  突厥兵在太原外郭城抢掠一通后退出城外,李渊趁夜也派兵到野外去虚张声势。但是,他严禁派出去的军队和突厥战斗,告诉他们,如果远远看见突厥人过来,就赶紧据险固守,不可主动接战。如此,突厥抢掠一通也算有了收获,原也没有抢占太原的打算,又见疑兵四出,疑惑不清楚李渊的意图,或以为有援军将至,便在两日后退去。

  突厥此次大举前来是有些突兀,不过前面提到天旱,也许这一年里突厥那边年景也很有问题,使得他们加紧了南侵劫掠的频率。又有马邑新近投附突厥,阻挡突厥的屏障减少,使得突厥能更方便南侵。

  至于李渊的应对方法,在一个方面是他想保存实力,另一方面来说李渊手上的兵力也确实有限。李渊当初合太原、马邑两地兵马可供野战的也不过五千来人,太原一地的野战军队就更少。至于刚刚招募来的新兵,即没有足够经验也没有充分训练,封锁一下街道还行,要拉出去野战,老实说,拼老本拼这一场也未必能赢。

  所以,既然突厥只是想来劫掠,没良心地说,李渊左右计算,干脆让他们打劫一番自然撤走最好。同时李渊也故布了一下疑兵,毕竟是促使突厥较早撤走的一个因素,将损失降低了一些。

  这一番故布疑兵,常被人拿来和雁门之围时李世民给云定兴献的小计相比拟。其实之前李渊在马邑用游击战法对付突厥的入侵,也是异曲同工的产物。山河破碎实力不济,雁门之围后北方边备各自为政,以一郡两郡的兵马尽力周旋,亦只能如此。

  此番突厥的入侵,最大的倒霉蛋自然成了王威和高雅贤,李渊趁机坐实对他们的诬陷,将二人斩首示众。好在后来记下的还是实情,否则,篡改篡改,就算让王、高二人千载蒙冤,也未必是很大的难事吧?

  李唐将五月十五甲子日擒拿王威、高雅贤作为起兵的标志。传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在甲子日牧野誓师,遂成大事。李渊把自己比做文王,要他的儿子们去效法武王。一语成谶也好,他自己故意安排的也好,甲子日里,“文王”终于自开局面,多么精心的安排啊,多么美妙的口彩啊。

  “文王”在此,“武王”呢?甲子日里在千万大军的面前牧野誓师,率领着千万大军挥戈鏖战,让天下和四方都臣服在周天子的脚下的武王在哪里呢?

  甲子日初升的朝阳下,李世民在晋阳的宫城边指挥着的,只有五百人。他们是第一批“李唐的军队”,当然,他们还是不过区区五百人而已。而且五百新兵,既无经验,也还没好好训练,不知未来是否可堪大用。就象李世民自己,年轻如他,也不知未来是否可堪大用。

  所以,这时候的李渊应该不会认真想过,这一天,这一刻,这一个甲子日里,门外站在五百兵士前面的,指挥着这区区五百新兵的,是他的次子。

  只有他的次子。

  只有李世民。

  没有李建成,也没有李元吉。

  当然,这不过是五百人而已,这不过是个玩点儿日期游戏的小把戏而已。

  然而,不论是哪一本史书,告诉我们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哪怕这个事实微不足道。

  这真是,一个近乎讽刺的,事实。

  忽然想起来,武王也是文王的次子,传说他的长兄伯邑考惨死在传说中残酷得没有人性的商纣王手里,所以他当然是文王合法的、正当的、明确无误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周武王,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啊。

按《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暮春三月李渊开始募兵以后便派人到河东暗召建成兄弟,但是,大概是隋室官吏看管严谨,一直拖到五月甲子李家正式开始“造反”,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没能赶到太原,那时候他们正在穿越太原南部的雀鼠谷。

  从种种记载来看,李建成和李元吉应该是抛弃家眷潜逃的。

  到这个时候,李渊一共生有五子六女,除了四子玄霸早死,前面五个女儿既然是李世民的姐姐,按年龄应已出嫁。所以李渊派建成在河东照顾家眷,在建成直接“照顾”下的,应该还有:四子元吉、五子智云和李渊的小女儿,另外,就是李渊的妾室、建成自己的妻妾子女等一众女眷幼儿。只不知长孙氏和李世民的妾室当时是否跟在李世民身边,对此史书中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明。

  根据史书记载,李建成潜逃的时候,元吉在他身边是无疑的。另一件确凿无疑的事实就是,他们没有带上十四岁的李智云,理由是智云年纪太小,带在路上不方便。结果,李智云被隋室官员捉去杀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后来被追封为楚王,成为理论上李唐在“建国大业”里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一个人。

  一个人们似乎不太注意的细节是,若是如此,李建成更没有能力带上李家的女眷幼儿,这些人多半会被逮捕。尽管史书记载不清,但李建成和李元吉基本上是孤身上路应该更加合理。只不过,女眷们被捕以后一般不会被杀头,即使日后李家造反失败她们多半也是被没为奴婢,性命还是暂时无忧的。值得考虑的倒是不知道当时李建成有没有儿子,须知此时李建成已将近三十岁,有一两个儿子很正常。如果他确实已经有儿子,那么小的男孩他也带不上,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史书里记载说李建成的长子李承宗早卒,可是正在此时送了性命?或者李渊的这位长孙“幸运”一些,倒真是在李家起兵前夭折的?

  建成和元吉潜逃后,在路上遇见李渊的三女婿柴绍。当时柴绍和妻子平阳公主住在长安,李渊也派人给他们送去密信让这些近亲想办法逃往。得到李家的密信后,柴绍和妻子商量,平阳公主的回答实际上也很能说明李建成和李元吉兄弟面临的境况。平阳公主劝丈夫柴绍独自逃往,因为家眷不动一时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也可以给柴绍打个掩护。至于自己,平阳公主的观点正是:我一个妇人,怎么都好办。于是柴绍果然只身逃亡,只不过他的妻子却没有束手待捕。柴绍走后,李家的这位三小姐也离开了长安,她在关中鄠县别庄散财招兵,“引山中亡命”,成了小说家言中常见但历史记载里少有的一位女将军。

  柴绍则在路上和建成、元吉相遇,当时建成考虑不逃亡到附近收揽一些小贼自立等待父亲,其实正是他妹妹所走的道路。柴绍于此坚决反对,理由是如果那些小贼知道你是唐国公的儿子,贪赏出卖你,那就糟了,还不如辛苦一点儿赶到太原可保万全。柴绍此言也有道理,可他的话也未必全对。李建成当时确实有两个选择:尽快赶到太原,或者河东就地聚兵等父亲过来以后响应。或者前一个选择确实危险少些,然而这么一来,李建成就少了一次“独立”的机会。

  李建成选择更稳妥的方案,仿佛这确实是他的个性。如果他当时选择在河东就地自成一派呢?不知道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会更独立吗?会更大胆吗?会在李家面临那么多危险的局面时自己挺身而出吗?也许还是不会,也许他那个太子的身份是他很大的限制。然而,李建成“守中”真的是身份所限,抑或是气概能力和别人给他的定位所限?

  又及,从李建成有“落草”的计划来看,他把所有家眷都扔下的可能性更高,否则带着这么一大堆女子幼童,似乎这个计划他根本想都不用想。

  六月,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三人到达太原。这个时候的李渊,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是暂时打出尊隋的旗号,还是直接明目张胆地彻底造反?

  这个问题的出现,和突厥有关。

  太原地近北部边疆,本为太原北部屏障的马邑如今也成了突厥的势力范围。李渊若想从太原起兵南去关中,这个后院怎么安定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突厥虽然分裂成东、西两部,然而一个东突厥,也可以对当时北方各割据势力造成很大威胁。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兴起的各家,无不与突厥有或多或少的“联合”,是当时的常态。其中,越靠近北部边境的势力,受突厥压力越大,就越为突厥所左右,如马邑一地,几乎可算突厥的打手。

  太原离大草原稍微远些,然而要脱离突厥的压力却很难。此次突厥退兵以后,李渊也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联合突厥,以卑词厚礼换取后院的稳定。这个决定,按两《唐书》和《通鉴》是刘文静提的建议,《起居注》则不提刘文静建议。考虑到《起居注》笔墨过分集中于李渊,除了“劝进”以外几乎很少写别人的建议意见,仿佛李渊是个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想得到的上帝一样,所以当以两《唐书》和《通鉴》为是。

  当然,李渊心中对突厥应也有类似的考虑,而刘文静的建议合了他的心意。

  李渊给突厥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准备起义兵,去江南把皇帝迎回来,我起兵以后希望您不要来骚扰我的老巢太原,这个,反正您也只能来打打劫,占不了汉地的土地人民。所以您不来打劫呢,我会给您很多好处,“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不是更方便舒服吗?

  书毕,李渊在封信的时候特意让人属上“启”字,一般下对上呈文用“启”,李渊这可是“客气”到家了。所以近世学者以李渊的一番行为为“称臣突厥”,自有其道理。

  李渊此举固然说不上光彩,也须一个条件为前提一个未来为后果。前提就是这个时代的突厥游牧性太重,一时半会儿确实不能南下占领土地人民,虽然威胁大依旧是一种骚扰性的威胁。后果则自然是未来李唐立国后能积极反击并取得胜利,不使今日之让步和贿赂成为突厥长久的实力增长。前提当然是如今估计得准的,后果则尚未可知。所以,此一举措可以说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明智,但是赢得千秋声誉还是青史骂名,在这个时候,还很不好说。

  这里还有一个信息值得注意:有人向李渊指出书信用“启”太谦,建议他改“启”为“书”,认为反正始毕也是个没文化的狄戎,不会在乎这一个字的差异。李渊则认为中原离乱后,许多汉人到塞外避难,始毕可汗那里收容了不少汉人,向他玩文字游戏怕是行不通的。李渊这个反驳告诉我们,那就是汉地的分裂混乱,使得汉族的人才去到突厥。如果这种分裂混乱长期持续下去,结果很可能是带给突厥更多汉人的色彩,或者说半汉化的可能。

  汉人政权其实并不怕纯粹的游牧民族,因为纯粹的游牧民族组织散漫也缺乏长远规划。可半汉化的游牧民族就是个大问题了,历史上能够入主中原的“胡人”都经过了一个半汉化的阶段。这个时代的突厥虽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或者就算统一战争的时间拖久了也未必最后能够走到那一步,但再闹一次“突厥乱华”的危险还是存在的。有必要注意这个动向。

  始毕可汗得到李渊的“启”以后非常得意,中原之乱是北族之福,自不在话下。他让人告诉李渊:反正好处我都笑纳,至于你么,干脆自己称帝得了,不要去迎什么杨隋的皇帝。

  始毕的答复回来,李渊倒不干了,他要维持忠于隋室的面子,不肯干脆称帝。

  这里,李渊的一番作态,虽然各家史书都有,还是《起居注》记载最详。

  李渊接到始毕书信,据说太原官吏“舞蹈称庆”,而李渊就感叹着强调自己还是忠于杨隋的,他起兵就是只为了尊隋。不免搞得大家十分尴尬,又见他“辞色凛然”,竟不敢多说什么。

  这里,对于这些官吏而言,跟着李渊反既然是造定了,李渊的名号越高,他们所受的封赏自然越大,而且其轻率“舞蹈称庆”的场面确实有点儿恶心,当然这里不排除《起居注》夸张的部分。李渊之做作是有做作的成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他心中确实还很狐疑,下面这些人反正不用负重大责任,这会儿只会一个劲把他往上抬。可实际上呢,就象当年曹操所言,这么轻率地称帝,不是把他放到火上去烤么?另外,所谓“兔死狐悲”,众人对杨隋表现得如此凉薄,对即将坐上相同位置的那一个人来说,岂非也有三分惊心?这个时代的废立轻易和动荡不安,细细去想,也让人不能不有所感叹。

  但是,当然,李渊完全不“顺从人心”也是很困难的。当时兴国寺招募的新兵就有不稳倾向,时代风尚如此,别人就为了这个富贵来投靠你,你要怎么滴呢?这也正如当日杨坚被推为辅政,他还有三分忧郁,别人便说“你不肯做算了,我自己来做”,杨坚那时若不夺权篡位,反而更加危险。

  这样做作也好真情也罢,五月中到六月初,大家你来我往地磨叽了十多天以后,随着李建成兄弟的到来,李渊的决心也必须下了。
 按《起居注》,“裴寂等”由李建成和李世民引入,向李渊提出折中的方案:杨广就不指望他了,反正一时半会儿他们也不可能真的跑到江都去接他回关中。不如废杨广立在长安镇守的代王杨侑为帝,改一改旗帜,既不会那么显眼地“反隋”也给了大家比较大的希望和动力,对各方面都可以交代过去。

  各家史书告诉我们,对这个建议,李老爹叹着气自嘲地说是“掩耳盗铃”。然而不管是不是掩耳盗铃,这一番政治上的姿态做了,总是有用。至少它给了旧隋官员一个更好的借口,在未来李唐统一天下的进程中,这些人可以更心安理得地投靠李唐。其实这样的“做作”不仅李渊在做,日后黄河流域三大割据势力无不如此。应该说,王世充和窦建德在利用旧隋旗号上其实比李渊做得还要好些。

  口号即定,李渊开始发檄太原平原上各郡县,让他们遵从自己的旗号并派兵前来参加他的“义师”。大多数郡县都没有和李渊对抗,但也有不卖李渊账的。

  一个是辽山县令高斌廉,有点儿意思的是,李世民曾通过此人拉裴寂赌钱,借输钱给裴寂拖裴寂下水帮忙,可高斌廉本人反而对李世民的计划意图一无所知。其实这并不稀奇,李世民利用高斌廉结交裴寂和高斌廉是李世民的死党之间本就没有必然的等号。高斌廉被李世民小小地利用了一把,不过如此而已。

  到这会儿,高斌廉见李家原来竟想造反,甚至派出使者到江都告密。当然实际上这个消息也根本不可能再隐瞒得住了,杨广从江都下令西京长安戒备,更多的也只是一纸空文,因为这个时候,隋室已无多余兵力可派。隋代的辽山县在今天的山西左权,深入山西东部的太行山中,如果李家此刻要经营河北、河南倒是个重要地方,可对往西南去攻略关中,此地的战略意义不大。

  另一个不奉李渊号令的就更麻烦些,是西河郡郡丞高德儒。未知当时的西河郡郡守是谁,一个可能是没有郡守。因为当时要做一郡郡守需要较高资历,所以有很多时候一个郡就根本没有够资历的人来做这个主官,于是郡中事务便由郡丞这类副职管理。

  高德儒本是杨广的一个侍卫,大业十一年的时候,据说有一天有两只孔雀飞到洛阳宫城。高德儒和一群看见了的人都说飞来的是两只鸾鸟,孔雀和鸾鸟是不一样的。孔雀虽然在当时也不能说常见,可毕竟仍旧是凡鸟,而鸾凤那就是“祥瑞”了。于是他们得到杨广的奖赏,两只孔雀停落的地方也修了一座仪鸾殿。这个故事后来有一句成语做总结,那就是“指鸟为鸾”,和“指鹿为马”有同样的讽刺意思。

  说起来呢,除了拍这次马屁,倒也没有听说过高德儒有其他劣迹。这次他拼死也不听李渊号令,竟然还很有点儿骨气和忠心呢。西河郡在太原平原西部偏南,背靠吕梁山脉,是太原平原上一个重要的据点,但高德儒手下的一郡兵力应该不多,仓促之间更无力招募军队和李渊对抗。

  对于两股和自己作对的势力,李渊做了不同的决定:暂时不去讨伐龙山县,因为此县的地理位置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意义;讨伐西河,因为如果李家要西进长安,西河郡正卡住他们南下的道路。

  六月初五,李渊派长子建成和次子世民领兵征讨西河郡。临行前见载于《起居注》的李渊一番嘱咐的话语里提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又派温大有随军“参谋军事”,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西河的实力并不强,讨伐高德儒本身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因此可以作为一个“试验品”拿给儿子们去做热身赛。

  第二,李渊打算让自己的儿子来掌握领兵的权力,用一个容易对付的西河郡来让他们树威,不愿意直接派有经验的外姓将领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第二点,对未来武德年间的政治军事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正式起兵之前,李渊便把许多重要的暗地活动交给成年的长子和半成年的次子来做,正式起兵以后,他也一直奉行此政策。实际上,宗室领兵是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来的一个传统,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得不然的乱世特色吧。

  天下长期纷乱,所谓的“正统”、“忠诚”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笑话。人们眼里看着一个又一个旋起旋落的王朝,心态已经变得十分麻木。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忠诚”的,家族也许才是一个更好的理由,因为血缘的联系毕竟是生而天定无从更改。其实就从隋末的这场变乱来看,除了李渊以外,其他割据政权无不奉行各种宗室领兵政策。比如说王世充,他就把军队都交给自己的子侄。又比如说窦建德,他没有儿子,就让自己的两个妹夫做自己的左、右仆射,协助自己统领一切。

  第三,李建成和李世民当时都还欠缺经验。从年龄上讲,李世民虚岁二十正当弱冠,固然还不成熟,李建成年近三十将近而立,看来也没有什么丰富的经验。从这一点来看,李建成年轻时在家帮助父亲打理家务应该还是有的,在外接触的事务确实不多。

  李建成和李世民自然领命前往西河,这一战确实容易。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两兄弟所率兵马是新募集的军队,没有时间训练,所以两兄弟在行军中兼顾了一部份训练的工作。当时李渊还没有设置官署,所以众人以“大郎”、“二郎”称呼李氏兄弟。隋末唐初的“郎”这个称呼是尊称,类似于后代所称之“大公子”、“二公子”的意思。根据史书记载,一路行来,两兄弟与士卒同甘共苦,一同休息饮食。

  出发时他们携带了三天的粮草,到他们回师也持续了九天,所以粮草问题并不严重。路上所谓“果菜已上,非买不食”,民间的献食则尽量推辞,或者收下也和所见军人来个“见面分一半”,一同分享。

  以上倒也罢了,颇与历代“治军严整”的教条不合的是,如果士兵有偷窃的,就找到失主赔钱,并不责罚偷窃的士兵。

  最后这一点看似小事,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小”现象,这不竟让人怀疑:李家招募的这些所谓“义士”,到底是一批怎么样的人呢?流民?然则很难想象这些流民本是一些老实人。其实这很可能说明的不是李氏兄弟的“宽仁”,而是这些兵真的很“大爷”,甚至颇有些跋扈。我们再回头去看五月里讨论旗号问题的时候,兴国寺的新军就有一种很不稳定的现象,说什么李渊不自己称帝,他们就不干了等等。当然,这里面可能有《起居注》作者为了渲染李渊“被迫”造反夸大其辞的地方,然而对中国的史家而言,基本上夸大也不会全无基础的凭空乱造。

  说道当时的天下,河北、山东、河南几个地方因为征辽大军的“路过”早已乱象纷纭,自然很有可能大批良民也被迫称了土匪。山西一地的动荡却相应少得多,其中最大的一次骚乱还是“厉山飞”这股外来的河北“贼人”引发的。李家募兵,容易募到的到底是一伙什么人呢?真的是“良民”吗?还是地痞流氓无赖一类不安分的“非良民”居多呢?在这个时代里,不,应该说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中,一般的情况下都很难真有宗教式的“大义名分”来纠合起一群“热血”人士。造反的,若不是走投无路,也不过是为了一个富贵。

  又及,大乱世之后剽悍的民风和不安定的人心是否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呢?隋的治世在短短十多年里就崩溃了,如前所分析的,杨坚和杨广两代对民间的过度搜刮是一个因素,杨表叔这个“大暴君”的一系列超级浪费行动也是一个因素,然而社会本身不够稳定、动乱因素多,是否也值得考虑呢?我们现在把李唐看作某种“正统”的代表,然而在当时呢?这些募集来的士兵会把李家的“大义名分”当真?

  李氏兄弟没有急于整顿这支军队,多恩而不罚的态度,只怕和李家急于进攻关中有最直接的联系。总之,李氏家族本来财力雄厚,从旧隋官库也接收了不少东西,这支元从军队人数还算不多,笼络着先用起来再说。日后太原元从在李唐统一战争里名人很少,而李唐军队初期的战斗能力也不算很强,这些初起军队的素质怕确实是很一般。

  这样的手段是不能持久的,因为李家不可能永远在不扰民的前提下给那些盗窃(只怕还有抢劫吧)的士兵买单。同时,这样的军队也可以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但军队规模壮大了以后,这种风气下的骄兵悍将亦更难控制,甚至容易出现军队频繁闹事起哄的恶性循环。后来李唐统一战争里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则是李家进入关中以后逐渐整顿的缘故。

  好在这个时候顶上够用就好。西河郡连抵抗的意图都没有,李氏兄弟率军到达西河,并没有直接攻城。两兄弟不穿甲胄到西河郡下晓谕民众,也不封锁城池。如此一来,对当地民众来说,都没有战事临头的危机感。高德儒本来只是一个派来本地的官员,就算没有什么特别劣迹,也没有听说他有任何巩固自己在本地之势力的举措。所以事到临头,连个愿意为他卖命的都没有。

  六月十日,李氏兄弟开始攻城,西河郡司法书佐朱知瑾就直接把他们引上城墙,又把高德儒绑了送来,就告成功。李氏兄弟借着“指鸟为鸾”的事把高德儒骂了一顿,然后把人家杀了。回到太原,这个小成功让李渊非常高兴,说什么“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就这么用兵自然事实上不能横行天下,然而不管怎么说,现在他的两个宝贝儿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做他的领兵大将。

  西河之役里,李建成和李世民是共同的领兵者,两兄弟的“功劳”谁大谁小,也算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沿路带兵过来,和士卒同甘共苦这一点,李世民后来领兵作战中亦常见记载,所以可以算是他的风格。李建成在外领兵的具体记录不多,但无论两《唐书》、《通鉴》还是《起居注》,至少这时候两兄弟都能做到这一点吧。至于士卒盗窃不惩罚这一点,是李建成的意思还是李世民的意思呢?

  乍一看,这个手段表现的是“仁厚”,李建成个性据说正是“仁厚”的,所以似乎应该是李建成的意思。可正如前面分析的,这只怕不是简单的“仁厚”,而是在微妙复杂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这批募兵难控制,不是这个时候的问题,从一开始募兵就是如此。李世民带这批人也带了一个多月了,并且率领他们参加过行动,所以怎么和这些人相处、怎么运用它们,他应该已经很有底。采用一时权宜之计,很可能他早就这么做了,这时候未必见得他非要表现得特别冲动或强硬,从记载来说亦是如此。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两《唐书》和《通鉴》被众人看作“溢美”李世民的产物,其实里面也没有抹去李建成西河之役里的作用;作于武德初年的《起居注》在这一战中总是“大郎、二郎”并提,则让许多后来人莫名其妙地兴奋,似乎这充分说明了李建成如何如何了不起。

  可是,正因为《起居注》作于武德初年,有些问题我们不能用后来人的眼光去看。

  《起居注》的这一笔法,真正值得人注意的不是李建成如何,恰恰正是李世民的地位在这个时候便让人惊心不已。

  根据专家考证,《起居注》或作于武德元年,最迟也不会晚于武德三年。从武德元年到三年,李世民的战功和地位都还没有达到顶点。按理,作为嫡长子和太子,作为未来的君主和眼下的“半个君主”,李建成怎么也应该比做臣子弟弟高许多。所以“正常”地书写出来,到李建成到达太原后,李世民已经没有资格和哥哥相提并论。《起居注》的笔法,本该体现出他们两兄弟这种所谓“天地”一般的差异。可实际上呢,《起居注》里对李渊固然抬得高过众人,对李氏兄弟之间却采取了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

  提“大郎”便必提“二郎”,“陇西公”和“敦煌公”、“太子”和“秦王”从来都成对出现。两人中间究竟谁为主谁为副,也从来都含混其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李建成作为长兄和太子有什么特殊的高位,而是李世民作为弟弟和亲王,竟然无时无刻不和他的哥哥平起平坐。这种情况在武德初年都这么明显,李世民的地位岂非相当惊人?

  进一步说,两兄弟相比李建成本占有长兄和储君的极大天然优势,李世民在先天上则无论如何都是劣势。所以,李世民要和长兄不分轩辕,除了靠自己的功劳、声望,还能靠什么呢?个人一直认为后人对《起居注》的解读有矫枉过正的态度,其实《起居注》告诉我们的依旧是一个其他史书反复说明的问题:李世民在李唐的建立过程中有着非常不一般的作用,并且从一开始就有着相当超然的地位。

  西河郡拿下,通往长安的道路虽然还有很多障碍,然而穿越太原平原进入雀鼠谷已是通途。李唐起于山西太原,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时候可以往西南进取关中,也可以往东抢占河北。如果他们是塞外的游牧民族,后一个选择更有利。当然,此时对他们来说,不熟悉的动荡中的河北根本不用考虑。关中有旧隋都城,关中是李氏发源,关中河山四固,关中是李唐不二的选择。

  六月十四,李渊上尊号大将军,建大将军府。此时李家募集了数万兵马,除了由李元吉率领留守太原的一部以外,其他军队分为六军和两个部分:左三军由李建成率领,李建成得到“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的称号;右三军由李世民率领,李世民则是“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陇西郡公”当年曾作为李虎的封爵,纪念意义自不必说,“敦煌郡公”其实也与陇西李氏这个郡望有很深的关系。

  陇西李氏上朔先秦两汉的名人不说,正经的近代始祖应该是南北朝时西凉李暠。李暠是陇西望族,在南北朝乱世中建国称帝,其首都正是敦煌。陇西李氏公认的正派后裔,李暠的孙子李宝在北魏即被封为敦煌郡公。李渊把这个封号给了自己的次子,正有标榜自家为陇西李氏正宗的含义吧。

  因为正式起兵的日子算在五月甲子日,所以大家本来建议模仿周武王牧野誓师用白旗。李渊则考虑到所谓“桃李子”的谶言,在白旗里杂用红旗。

  七月初五,李家的“义军”三万从太原开拔,在红白相间宛如桃花李花的漂亮旗帜掩映下,西向长安而去。

  等在他们前面的,虽然没有恶战,可是,也不是一条全无阻碍的通途,甚至差一点就让这一路新生的“反王”被掐死在襁褓里了。

李渊起兵的消息传到长安以后,镇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做出的布置是派宋老生将兵二万守霍邑县治,派屈突通将兵数万屯河东郡城。

  霍邑县,是雀鼠谷中部的一个县治。从太原平原攻打关中,必然要南下河东。在吕梁、王屋两座大山夹逼下,雀鼠谷成为连接太原平原和河东地区的一线交通要道。霍邑正卡在雀鼠谷中部,因此成为一个李家长安攻略中绕不过去的战略要冲。

  河东郡,则在河东地区南部。要从山西河东地区进入关中,就必须西渡黄河,但是河东一带的黄河两岸水文不好、水流湍急,能做渡口的地点不多。河东城边上的蒲津是一个最重要的渡口,守住河东城就能有效地阻止李家的军队从蒲津过河,原也丝毫没错。

  问题是,除了蒲津,河东地区还有另一个渡口,就是河东地区南部的龙门。龙门渡口过河比蒲津困难些,却不是过不去,周齐战争时龙门渡口也一度成为争夺焦点之一。同时,渡过龙门以后进入关中渭河平原,本也有一些防御堡壁可守,隋室却没有派驻重军。所以可以说,隋室的防御布置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和缺口。兵力还在其次,当时关中没有一个有能力有眼光的将领做主镇守,实在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当然,对于李家来说,霍邑还是必须打的,不打通雀鼠谷其他都免谈。而霍邑之战,也成为李唐攻略长安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一场战役。

  

  代王杨侑派给宋老生的军队有两万人,宋老生本来驻守霍邑要地也有不少兵马,按《起居注》记载他的军队则有三万人以上。李家太原起兵的兵力也不过三万人,所以在兵力上,李家并无优势。至于作战能力,宋老生率领的是隋室的正规军,他本人在之前山西的剿匪战斗中表现也还不错,李家率领的这支军队虽然经过了初步整顿,也有不少旧隋正规军参杂其中,但战斗力也没有什么特别优势。

  尤其让李家父子头痛的问题是,作为防御方,宋老生据险而守,有着很好的战略优势和地理优势。只要宋老生有足够的耐心,李家的麻烦就大了。

  事实上他们的麻烦确实不小。

  七月十五,李家父子进军到霍邑附近,此时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作战困难,他们只得暂时屯兵于霍邑五十里外的贾胡堡。李渊命人返回太原再运一月粮草过来,准备长期作战。

  这一停留,就足等了半个月时间,雨一直不停,同时还发生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和中原的局势有关。当时位于中原的河南一地乱得不可开交,满地大小“盗贼”几乎数也数不清楚。杨广派名将张须陀在河南主持剿匪战事,张须陀倒也尽心尽忠。张须陀率领的是隋室正规精锐军队,满地的“盗贼”虽多,但绝大部分是乌合之众。如此张须陀一时间倒也是百战百胜的样子,可一不留神,一堆乌合盗贼里出了一支不那么乌合的军队,就把他打倒在地。

  这伙不那么乌合的“盗贼”便是隋唐间最为知名的瓦岗军。瓦岗军的头目本是翟让,翟让出身是地方小官吏,本人没有多大才气,他的手下也顶多是一些地方小土豪,所以翟让时代的瓦岗军原也不过是众多乌合之一。但这时李密来到瓦岗军中,得到了翟让的信任和重用。

  李密出身高门,所受的教育培养本就比当时许多中下层人士好得多,作为杨玄感谋乱时的谋主,李密本人也确实颇有才能。杨玄感失败以后他在河南四处逃窜,并游说各路盗贼寻找机会。终于翟让给了他这个机会,李密得以大展拳脚。

  翟让原本有一定班底,李密又说服了一批势力弱小的盗贼加入他们,在此基础上加以整顿,使瓦岗军逐渐脱颖而出,在河南汴淮流域之荥阳地区四处纵横。杨广任命张须陀为荥阳通守讨伐瓦岗军,翟让等十分害怕,李密反倒胸有成竹,决定利用张须陀轻敌的心理设伏对付他。说来也巧,李密设伏的地方是荥阳大海寺,大业初李渊做荥阳太守,为李世民生病求福造像的地方也是在大海寺。

  回溯到大业十二年的冬天,李渊在山西和厉山飞作战的时候,李密也与张须陀展开决战。十一月二十七日,张须陀在荥阳平原上布阵攻击翟让、李密率领的瓦岗军。应该说瓦岗军此时的战斗力也还是一般,很快他们的战线就被隋军冲破开始撤退和逃跑。张须陀纵兵追击,过分轻敌的心理使他不再注意保持追兵的阵型,隋军在追击中混乱了,当他们追到大海寺北面的树林边上时,事先在此等待的瓦岗伏军出现。已经混乱的隋军无力重新组织再战,就这么大败溃逃。张须陀也在斯役战死,史载他本可逃脱,但几次冲出重围后又为营救部将返回包围圈,终于被杀。张须陀次举未知是否明智,但他的名声也因此不坠,死后得到所部士卒的追悼。

  然而无论如何,张须陀败了,隋军损失惨重。在张须陀麾下的一批骁勇将领走投无路加入瓦岗军,大大增强了李密的势力。李密自号蒲山公,在瓦岗军中建蒲山公营,逐渐取代翟让成为瓦岗的核心人物。之后瓦岗军越过荥阳地区和洛阳平原之间的嵩山山脉,先后攻取了兴洛、洛口等大仓,通过放粮的手段招揽四方流民,实力愈发壮大。

  到大业十三年三月的时候,李密已经开始攻打东都洛阳,远近降附者无数。只是洛阳城在杨广时代经营得十分坚固,杨广又频频从各地调军增援,李密始终没能把洛阳攻克。

  这时李密也一度有暂时不攻洛阳、西入关中的计划,向他献计的人是柴孝和。可此时的李密就象当年的杨玄感一样,迟迟无法绝然执行这个计划。其实李密面临的困境和当年杨玄感有相似之处,他的手下多是关东人,他怕这些人对放弃洛阳入关作战没有积极性。最后落得个两面捞不着。不过,李密确实也派了柴孝和前去“窥伺”关中,可是柴孝和刚走到河南西北角上的陕县,就传来李密在洛阳城下被隋军将领段达、庞玉打败的消息,这一三心二意的西进计划遂告破产。

  之后李密重新积蓄力量再次进攻洛阳,取得了较大胜利,可依旧拿洛阳城没办法。杨广再度调集各路兵马支援东都,其中就有后来凭借洛阳起家的王世充。这时李密又听说李渊太原起兵的消息,便和李渊互通书信联合。

  史载李渊卑辞下气给李密写信,努力试图麻痹李密,骗李密说他只想守住山西就好。李密还试图叫李渊到洛阳平原北方的河阳地区来和自己汇合,李渊也小心翼翼地好言好语推迟了。据说李密也是果然中计,不再考虑早早西进关中。还很得意地拿着李渊的信给属下看,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之类的话。

  李渊的信是不是有那么大作用呢?李密又是否确实被吹捧一下就忘乎所以了呢?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李密当时的基础很差。没错,瓦岗军起于荥阳,现在在洛阳平原也占据了不少据点。可洛阳大城不下,这些据点就是分割零星的。也就是说,李密在中原之地看似声威赫赫,却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这就和李渊差别很大了。李渊身为太原留守,太原平原的核心重镇根本不用他多费劲就自然到手,进而控制住整个太原地区,将其连接为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这样,李渊西取长安,就算中途有所阻碍(比如霍邑),他也可以停下来、派人回太原运粮、安心等待机会。

  反之,如果换作李密,问题就多了。重要的是当时洛阳城还很有实力,杨广更不停派援军前来。李密要扔下洛阳西进长安,后方很难保证。万一他遇到一点儿阻力,都有可能全盘皆输。而且当时关中并非绝对空虚,还可以派兵到霍邑、河东防御李渊的话,调过头来一样可以对付李密。比如说李密要从河南攻打长安,也要走河东城边的蒲津,那就会被屈突通数万兵马挡住。洛阳城离关中又近,这时候不管是洛阳城中出兵攻打他的后路,还是其他隋室援军到来,李密都吃不消。反正李渊不肯来和他汇合,李密也没有其他办法。直接攻打关中困难也很大。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其说李密被李渊轻易给骗住了,不如说他就此顺水推舟而已。

  当然,李密本人对东都洛阳的执着还是太过。从河南入关中在地理和战略上是比较困难的,但从荥阳地区进攻河北则相对容易。其实,李密未必非要攻打洛阳,也未必非要入主长安,他还可以选择东向河北,占据河北南部为根据地。这个时间段上,河北盗贼虽多,成大气候的还没有,从荥阳到河北也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强力的阻碍。如果李密能趁这个时候经营河北,以他此时的实力,大概能比后来的窦建德更早站稳脚跟,对世族号召力也更大,领兵的将领对一些基础军事问题也应该更有谱。这样一来,就算李唐占据了关陇等地,未来“关陇、河南、河北”三大割据势力的对峙中,河北会更有可为。

  不过总之,不管李密是真上当假上当,这会儿他对李渊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回报了李密的书信以后,真正让李渊差点儿失败的问题发生了。

秋雨迟滞了交通,太原的后续粮草还未运到,却传来刘武周即将进攻太原的消息。李渊的后路虽然比李密稳当许多,还是有这么一个唯一的却也够麻烦的隐忧。正如我们前面所言,秋季是突厥劫掠的黄金季节。尽管李渊刚刚给了突厥人不少好处,也难保他们不出尔反尔,受刘武周鼓动南下。所以,这个不利的消息传到,李渊就立刻召集众人前来商议。

  当时大多数人有打退堂鼓的心理,既担心刘武周操了老巢,又怕李密有什么小动作,更怀疑是否能攻克霍邑,都提议暂时回师再说。只有李渊的两个儿子主张坚持下去,他们的意见是:

  1、刘武周和突厥之间虽然联合,但也互相猜忌,他们联手攻打太原坚城的可能性不大,且刘武周要倾巢而出跑来努力攻打太原,他就不怕突厥干脆占去他的马邑吗;2、李密在河南难以动弹,不用担心他插手关中;3、现在是秋天,就算后方粮草一时送不上来,就地取食也还方便;4、霍邑宋老生为人轻躁,不会据险守城,引他出来野战就很可以一战;5、如今军队已经开到霍邑,一仗不打就掉头回师,军心容易涣散,甚至内部就可能出现敌人,这时候若被敌人追击,更是立时崩溃,他们李家也就不用玩了。

  李氏兄弟的建议不是没有漏洞的,从后来的形势发展来看,刘武周就有实力攻打太原。还有宋老生,李氏兄弟可能对他确实比较了解,但他会不会死守不出也是一个不能完全确定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风险的。

  然而,任何作战计划要达到“万全”一点儿风险没有,那也不是打仗了。其实兄弟二人最后一个观点最为重要,那就是他们这么一鼓作气而来,连尝试都不尝试一下就退回去,麻烦可大了。

  其实这也正验证了前面对李家这支元从军队的分析。这支军队不是完全的正规军,军心并不稳定,士卒也有骄纵跋扈的一面。李家父子急着把这支军队拉出来用,轻易退军人心一沮丧就很容易出问题。

  面对两条不同的建议,史书的记载出现了分歧。

  按两《唐书》和《通鉴》,李渊的决心也动摇了,两个儿子虽然是他的亲生儿子可毕竟在当时被看作不够经验的年轻人,所以他听取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退军。李渊颁下退军令后,李世民还是左右想不过,再次去老爹的营帐进谏。结果李渊却“已经睡了”,人说知子莫若父,也许是李老爹一听说次子来求见就猜到了小李的心思,故意找借口不理他。可到头来李老爹还是“知子”得不够,小李见老爹不肯理睬自己,居然拿出对亲人采用最容易见效的终极招数,所谓“一哭二闹三上吊”,干脆在他老爹帐外大哭起来。

  李老爹大概也被吵得不行,况且儿子号哭老爹一般也不大能沉得住气的,不得以只好把这个宝贝次子叫进来。于是李世民痛陈利害,其余几条理由都不再多说,就抓住一旦撤退军心溃散这一点,竟说得李渊回心转意。当时李建成统帅的左军已有部分出发,李世民统帅的右军大概在他抗命之下还没有动,李世民便自告奋勇前去追赶左军。李老爹摸着头叹气,随儿子做去。李世民还真的拉了他大哥连夜追赶,把已出发的左军分头追了回来。按《新唐书》的记载,李世民自己追得太急,大概抄近路抄错了,冲进一片山谷中,干脆扔了坐骑翻山追上撤退的军队,再和他们一起回来。

  这么一大段有趣的故事,到了《起居注》里就看不到了。按《起居注》的记载,在两条建议摆出来以后,李渊欣然接受,对两个儿子说“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従二,何籍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这可就好玩了,难道两《唐书》和《通鉴》里面,李世民又哭又闹的那一幕并不存在?难道李世民说服父亲回心转意后追回左军的过程也全没有发生过?竟是两《唐书》和《通鉴》完全无中生有糊弄我们的?

  历来论者,却在这里不太相信《起居注》的简略。

  两《唐书》和《通鉴》溢美李世民,却也不会完全无中生有,最多不过有所本后再加以夸张。《起居注》也有溢美李渊的毛病(其实两《唐书》和《通鉴》也照样会溢美李渊,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按《起居注》来看,李渊在太原起兵的过程中那是英明神武一点儿过失都不会犯的完人。

  仔细一想,不管中间过程如何,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他接受了两个儿子的建议。以这个结果来看,中间李世民哭哭闹闹跑前跑后,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已。反正《起居注》又不是记“秦王的言行”,马虎眼一下根本就可以不记。即使如此,《起居注》里也不是一点儿痕迹没有,李渊在接受儿子们的建议后说“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意思是“其他那些懦夫的意见啊,差点儿坏了你们老子的大事”。如果其他人只是提了个意见,李渊完全没听,怎么会严重到“几败乃公事”的程度?这是否正意味着,李渊其实却是一度就听过“懦夫”的意见呢?

  再来看李渊本人的个性,小心慎微得很,遇到困难的时候感情上偏向保守的意见,也不是不可能的。李世民包括李建成都年轻气盛,尤其李世民更是如此,一力主张积极的态度,亦显得十分可信。

  再及,实则众“懦夫”们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李氏兄弟的主张更非没有漏洞。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他们这支军队的素质和李家对这支军队的控制能力,因为控制能力其实有问题,所以这真的是一伙可进不可退、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部队。

  对部队情况最了解的,是实际领兵的直接负责人。李渊从最开始就一直没有实际领军,最初他让次子来全权负责相关事务,长子到达后又把军队分成两份完全交给了两个儿子,自己主要负责的都是政治、外交这些大战略的问题。这样一来,李渊自己和军队的实际接触反而少。李渊把众人召来商议,除了两个儿子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人呢?似乎都是大将军府的幕僚,以裴寂为代表,也就是说李渊身边一群也没有直接带兵的主要做文书工作的人。这样的情况下,李氏兄弟对军队的动向有着最感性的认知,他们对这支军队各种问题的敏感程度,只怕确实超过了李渊和他的一帮子文书们。

  因此,在这个决议过程中,李渊因为对手中军队的实际情况有所隔膜,一时做出的判断有误也不稀奇。李氏兄弟的意见开始没有被接纳,他们还都没有立刻表示不满。其实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下了撤军令以后,确实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让直接领兵的李世民看到了。所以他才越想越觉得不对头,要来找老爹继续“纠缠”。第二次进谏李世民其他问题都不说,只重申“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的道理。这话他们兄弟前面就说过,为什么他这一次重申老李会“幡然醒悟”?只怕就是李世民结合撤军令下发后的种种迹象,用事实来说服了李渊。否则,前后不过同一个道理,干巴巴地反复声明有什么用?又正因为李世民直接领兵,他能在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事实,才可以把干巴巴的道理和推测变成让李渊猛然惊醒的说辞。

  当然,无论如何李渊作为最终决策者,他能听进李世民的意见,能在很短时间里就吸纳了李世民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自然无愧于一个优秀统帅。

  李建成和李世民则处于相同的地位,他的见识并没有输于弟弟,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他的态度似乎有点儿不对。李建成对于自己认同的意见,没有很强的坚持欲望。如果要李建成自己来做主的话,他是否能做好这个主呢?当然好的决策者也不能刚愎自用,但在尽量吸取各方面意见的同时,最终总得选择一条道路去走。这微妙的平衡,李建成能不能很好地把握?李世民一生中有从谏如流的美名,但并不缺乏坚定施行的意志,李建成呢?他是否更象一个优秀的参谋,提出意见供人选择就好?轮到他自己做主,就会显得不够积极同时优柔寡断?

  最后,一些其他方面的史料也支持两《唐书》和《通鉴》的记载,如考古发掘的唐俭墓志里就提到,李渊在霍邑前遇到霖雨不止,打算撤军。通过唐俭苦谏,打消了李渊的念头。这样一来,李渊一开始打算撤军看来是确有其事。注意到当时唐俭在右三军受李世民管辖,李世民要劝谏父亲拉上属下作陪不稀奇,对军中情形的阐述解释,让一个属下来做佐证也很正常。唐俭的父亲和李渊是老交情,也是一个合适作陪的对象。作为唐俭的墓志,只提唐俭的作用也非常常见。

这一番折腾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太原的后继粮草运到。八月一日,下了半个月的秋雨终于停止,李渊拜祭霍山山神。八月初二,李渊命令全军翻晒铠甲准备开战。八月初三一大清早,李家的军队向东南开拔,抵达霍邑城下。

  八月初三的清晨,雾气很重,但随着浓雾散去,下了半个月秋雨的天气分外澄澈。李渊此时的心情大约也是很好吧,他一面感叹着“景色如此,天似为人”,一面问两个儿子如果宋老生坚壁不出怎么办。

  两兄弟则认为:宋老生本来出身寒微,没有多少根基就不免急于立功。他在山西剿匪的成果不错,反而容易自视过高。如今长安派他守卫霍邑,如果他一直坚壁不出,就让人传播谣言说他畏敌胆怯,他在朝中无人,容易被疑,固守的心性也难坚定。

  李氏兄弟和宋老生可能确实以前多打过交道,他们的推测没有出错。李家的先头部队开到霍邑城下后,宋老生立刻率领三万人出战,这时后面大军尚未到达,他是想趁机先打乱李渊的先锋了。

  按《起居注》的记载,李渊怕宋老生离城太近失利后退入城内,就命自己所部人马假意退缩,而让两个儿子各率一支骑兵队掩袭隋军后路,去堵住霍邑的东门和南门。宋老生果然列队前进追上李渊退缩的部队,和殷开山率领的后方步兵遭遇后鏖战起来。于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冲向霍邑城门,成功堵住了宋老生的退路。但是宋老生也非简单之辈,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他追记李渊假意后撤的军队时阵型依旧保持齐整,仅此一点已非许多乌合之众可比。

  如今李家的军队分成三个方向向隋军发动进攻,但双方兵力差异不大,加上隋军阵型未乱,接下来的仍旧是一场苦战。到底隋军三面受敌心意先开始慌乱,李渊又让人传言说宋老生已经被杀,隋军在厮杀的混乱里不能辨别,全军最终崩溃。宋老生想逃回霍邑,城门已被截断,城上隋军悬绳拉他上去不果,被这边的军头卢君谔所杀。

  这时天色渐近黄昏,李渊见士气可用,就直接下令攻城。这时李家的军队连像样的攻城器械都没有,但隋军主力已被消灭,守军兵力极其薄弱战意更差,很快霍邑就被攻克了。

  这一战两《唐书》和《通鉴》记载大同小异,主要的差别有四:1、开战是在中午,李渊本打算吃了午饭再打,李世民则建议立刻出击;2、没说李渊是有意撤退;3、李建成和李渊在一起后退,截断宋老生后路的只有李世民;4、杀死宋老生的是刘弘基。分析来看,似乎《起居注》更合情理,至于杀死宋老生的则有可能是刘弘基下辖军头卢君谔,因为卢君谔地位太低,后代史料湮没就直接算到他的头头那里。

  一场战斗从中午开始,到天将黑时才结束,也是相当惨烈。对于战况之惨烈,两《唐书》和《通鉴》还添加了李世民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手刃数十人、砍坏两把刀、衣袖被血溅满的记录,李世民亲自参加第一线战斗是他的标志性风格之一,在这个时候就已初见雏型。不要看什么传奇里面的神人动辄杀人成百上千论万的,一个人真要在战斗中亲手杀个数十人,也是一件杀得手软的苦差事。不说别的,要一般人就数十个人站在那里不动让你一个一个砍死,到砍完这力气也够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斗里,李家的军队和李氏父子都没有表演什么高超的骑射技能,史书所载的骑兵大约有“轻骑数百”,除此之外都是步兵方阵。按理数百骑兵也不算太少,但李世民所展现的战斗方式显然不是轻骑兵的骑射或重骑兵的冲击,他和李建成所率领的数百骑兵所起的只是一个迂回机动的作用。这也说明单纯的骑射轻骑兵在一场歼灭战中,对敌人严阵以待的步兵队效果不大,这时候李世民也只能上前去拿刀砍。

  战后,面对满目的尸横遍野,李渊再没有之前叹赏风景的悠闲心情。他在日落中怆然不已,发下“从今已去,当以文德来之,不复用兵戈矣”的豪言。至此西去长安,那倒也确如其誓。不过世上哪有这么轻松的事情,李唐的统一战争根本也不可能只有温情脉脉。当然,从霍邑之战结束后算起,李渊包括李建成也真的不用再亲自指挥、亲眼目睹这么残酷的场面,他们的手不会再直接沾染太多血腥——

  这种事情,是的,未来都交给李世民去做就好了嘛。

  当然之当然,《起居注》在美化李渊的时候其肉麻之处有时候真比所谓两《唐书》、《通鉴》美化李世民还让人寒。如果是历史上那位李老爹,也许不过是拍拍头说“俺只是说尽量而已”。

  尽量以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来完成统一大业,李渊李老爹所做的也算很不错了。

霍邑之战后,李家父子通往河东地区的道路畅通。李渊在霍邑稍事休整,论功行赏和安抚地方。论功行赏时,有人提出立下战功的奴仆如何赏赐的疑问,李渊宽大为怀亦依其本色照常奖赏。对霍邑乡里和降卒,李渊也示以宽仁,愿从军者编入左右军,欲回关中的也授以五品散官。又以本官礼节安葬忠于隋室的宋老生,亦有很强的安定人心的作用。于是远近规附,李家也顺利进入了河东地区北部。

  李渊的“重赏”颇有几分特色。其实从太原一路行来,李渊就是一直这么干的。五品散官的品级对一般人来说可不低,而且他真是授官如流水,甚至有一天授官上千的记载。虽说这个授官授勋一时不费什么,到底未来会成为财政上的一定负担。而且官滥不值钱,也容易变相地使官位贬值。也有人向李渊提意见,说授官太高,李渊并不接纳,因为他自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他认为杨隋败亡的一个原因就是吝啬封赏,雁门之围等危机时许诺高额赏格,危机过去就说话不算数,从而导致人心离散。

  李渊的理由亦有道理,虽然滥赏不可长期持久,但非常时期当不吝赏赐。至于雁门之围时的出尔反尔就更有点儿过分了,杨隋当时也不是财政困难得拿不出钱。如果说要杜绝这种滥赏变成惯例,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早日结束纷乱恢复稳定,而不是在事急时还不从权。

  八月十二日,李家父子进军到雀鼠谷南端出口的绛郡,这是挡在雀鼠谷和河东地区之间的又一个要冲,但绛郡通守陈叔达却是一个南朝文士,对军事基本上一窍不通。所以到十三日,李家的军队没费什么事就直接攻下了绛郡。当天李渊住在正平县令李安远家中,陈叔达也没什么脾气,战败了自己面缚请罪,得到李渊的宽恕。

  这里要谈谈陈叔达和李安远这两个人。

  陈叔达是陈朝宗室,陈朝灭亡后宗室在隋代多得礼遇,虽然陈之宗室本非江南华族里的高门,可在南朝立国几代以后早已贵族化,又因其做过帝王,自然地位声望不低。陈叔达的父亲,是陈朝高宗陈顼,本人军事虽非长才,却以才学出名,明辨,容貌举止高雅,加上家世贵重,李渊待他自然优厚。日后陈叔达成为武德朝宰相之一,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大力为李唐引进江南士人,可算一个唐初非常重要的人物。

  李安远相比起来就不那么出名了,可他的履历却更有意思。李安远是朔方人,算不得什么特别有名的世族,但父祖在北周、杨隋为官,职位都不低。后来李安远的父亲李彻因与高颎友善被罢免,李彻因而怨望,杨广听说后将他召入宫中毒死。《隋书》里有一个奇妙的记载,就是李安远作为李彻的儿子,告李彻的妻子宇文氏诅咒杨广,使得宇文氏被杀。尽管《隋书》中称李安远为宇文氏之“孽子”,然则李安远未必是正妻宇文氏亲生。这里可能涉及到李安远家中的内部纷争,却无关李安远在李唐时代的宦途。

  父亲死了,李安远家里倒很富有,甚至继续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史载他年轻时“从博徒不逞”,年长后才折节读书、结交士人。他和王珪交情很好,王珪家倒霉那阵,他也没少帮忙。按王珪和韦挺关系很好,韦挺和李建成交谊不错,如今李安远在绛郡正平县做县令,又直接投靠李唐看来极得李渊信任的样子。那么,是否李安远正是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的成果之一呢?

  正如前面所言,其实这不好说,因为李安远在武德后期的兄弟争权中恰恰是个秦王党,看来和李建成关系并不亲密。当然,也可能最初李安远也确实是建成在河东郡时招揽的,后来时异景迁,他有多次追随李世民征讨的纪录,在此过程中逐渐疏远建成而亲近世民。

  八月十五中秋节时,李渊到达河东北部的龙门县。这个阖家团圆的节日里,派去出使突厥的刘文静也回来了,并带来确切的口信,所谓突厥人即将和刘武周合谋来攻打太原的传言果然是假的。季节虽然是秋天,不过有马邑、太原等地送去的财物,大概突厥人一时也吃得饱了不愿意大肆生事吧。

  刘文静还带来了突厥的所谓“友军”,一共只有五百骑兵。李渊大喜,所喜者正是突厥“友军”人少。李渊和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等突厥打手很不同的一点,在于他其实并不需要突厥的“援助”。即使突厥不派兵“帮忙”,李唐也可凭自己的实力统一汉地。对于他们来说,所求的只是在统一进程中突厥不来捣乱。这样,李唐和突厥的谈判地位相对有利一些,因此也不象刘、梁、高等人直接接受突厥的封号,并且尽量淡化突厥的影响力。这里倒不必觉得李渊在说假话,实际上谁愿意没事受别人制约和摆布呢?

  李渊在派刘文静出使时就明确告诉他,可以从突厥多弄些马,但人能少来尽量少来。同时刘文静在李家顺利攻克霍邑后才带来突厥“友军”,也让李渊十分满意。因为这样一来,突厥“友军”给李唐的“帮助”越少,李唐的独立性就越强,受突厥的牵制就越少。

  如前所述,长安派来抵御李渊的军队主要驻守在两个地方,一个是霍邑已被攻克,另一个是河东地区南部的河东郡城尚在隋将屈突通重兵把守之下。河东郡城保护的是蒲津渡口,然而河东地区另有一处渡口正是龙门。隋军不能守住龙门,实在是布防上一个很大的失策。

  龙门南面不远是汾阴县,河东三大族之一的“汾阴薛氏”就聚居在这个地区,该地区有许多薛氏在乱世中修建的坞堡,其中最著名的是“薛通壁(又名薛强壁)”,有好几百年历史。北周、北齐对峙时薛氏分成两支,分别为北周、北齐争夺这一重要渡口出过大力。这个时候薛氏也有一个人前来晋见李渊,他的名字叫做薛大鼎。

  薛大鼎虽然是名门之后,他的父亲薛粹原也身有官职,是太原平原中介休县的长史。但杨广即位时,坐镇太原的汉王杨谅造反,连累他的属官一起倒霉。薛粹被杀,薛大鼎连坐为奴。此时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遛出来投奔李渊的,他劝说李渊不攻河东郡直接从龙门过河,倒也未必是特别的奇计,只怕早已是李氏父子的共识。

  同样来劝李渊的还有前面提到的任瑰。另外,渡河最好对岸有接应者,黄河对岸的关中地区最强的一股“盗贼”头子名叫孙华,李渊便写信去招他前来。孙华此人两《唐书》无传,按《起居注》的记载他拥兵数千,倒也不是非常大的一伙人。另外,孙华年纪很轻,所谓“年余弱冠”,外貌寻常、举止也不高雅,看来出身只怕不高。《起居注》里说尽管李渊对孙华表面上“厚加抚遇”,暗地里却“轻之”,竟是很瞧不起这个人。由此可见孙华后来必然难得高位,在历史上湮没无传也不稀奇了。然而不管怎么说,孙华的投效为李家渡河提供了很大便利。

  不过李渊此时还是十分谨慎,他没有直接全军渡河,而是先派王长谐、刘弘基和陈演寿、史大奈四人率领一部份兵马先过河试探。渡河四人中,王长谐和刘弘基分别是左军和右军中的统军,陈演寿是左军中的长史,史大奈是金紫光禄大夫,可说是左右两军各抽调了一部份人马过河。如果据守河东城的屈突通前来袭击攻打他们,两岸也好互相照应,李渊这一布置很有道理。

  为此,屈突通也不敢大军全力攻打过河的李家军队,但也派出兽牙郎将桑显和率领数千骁果掩袭王长谐等人。结果却被打得大败,屈突通这位旧隋老将气势大衰。

九月初七,张纶攻下河东龙泉、文城等地,文城太守郑元璹被当作俘虏送到李渊面前。郑元璹是关东四大高门中荥阳郑氏的子弟,但他的父祖昔日入关投靠了北周,所以又可看作关陇旧家的人物。郑元璹本人自然是旧隋臣子,才学名望不低,立刻被李渊释放重用。

  如今后方更加稳固,李渊的主力趁机从黄河东岸进围河东郡城。该城要保护渡口,一面临河,所以围城只围三面,分别由李建成、李世民和裴寂三人负责。李家两兄弟不说,裴寂在李渊心目中的地位亦确实可见。围困即定,屈突通固守不出,李家的军队也难以攻破如此坚城,双方一时陷入胶着状态。

  下一步怎么走,按两《唐书》和《通鉴》出现了一次议论。议论分为两派:一派以裴寂为主,主张稳扎稳打,先攻克河东城再西入关中,免得过河后被屈突通抄了后路就麻烦了;另一派以李世民打头,主张不打河东城直接入关,因为关中重兵都在屈突通手里长安兵力空虚,如今屈突通不敢出兵野战,正好先拿下长安,屈突通也自然完蛋。

  按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如果李家真的死认河东城是没指望的,一座坚城在兵力物资充足的情况下决心要守,那是很难攻破的。屈突通虽然不擅长野战,也是旧隋宿将,两三把刷子是有的。关中重兵确实放到了河东,后来屈突通投降李唐,可河东城仍旧长期固守,到武德三年才告最终投降。李家要在河东城发呆到那个时候,早就不知道完蛋多少次。当然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就当时的决策来看,需要多河东、长安两地的兵力、守将等等作出全面分析,史书在这里记载并不详细,但记下来的李世民的寥寥数语也勾勒出了大致情形。

  另外,还有其他现象也支持李世民的论点:当时关中许多州县和流寇纷纷遣使向李渊表示归顺,以致于李渊的“大将军府”所定官署已经不够安置这些人,又自己给自己加封了一个“太尉”的头衔以方便增设官员。说明关中地区对杨隋已经普遍失去了最后的忠诚,且无其他可以与李家抗衡的强大势力,直接进入。关中的阻力很小

  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陇西的动态,李渊从山西西向长安的同时,关中西面的陇西地区也崛起了另一股势力,为首者是薛举。薛举也打算进据关中,实际上他几乎和李渊前后脚冲入关中平原。如果不是李家在此时毅然先打长安而是在河东城下虚耗时日,只怕关中就到了薛举手里。

  然而,尽管不必死认河东城,也需要对其有所防备。按史书说法,李渊是“两从之”,既过河以后把军队分成两个部分,一部为进取长安做准备,另一部则守在黄河西岸的潼关位置,防止屈突通在他们后方捣乱。其实这并不算“两从之”,因为裴寂等人的主张是不过河而让主力攻坚河东,战略上完全不一样的。严谨地看,李渊此举正是完全选择了李世民所提议的战略,然后在战术层面作出补充和完善而已。

  当然,毫无疑问的一点在于李渊作为统帅,首先要说的是他的选择正确,李世民此时所起的只是一个参谋的作用。

  不过稍微让后人疑惑的一点,在于《起居注》里并没有记载这次讨论,直接说李渊围住河东以后,见关中形势不错,就率全军渡河。

  那么是否根本没有这次讨论呢?也未必,我们反复说明过,《起居注》的焦点是李渊,而对旁人一般能省就省。这一次议论和之前霍邑的争论有很大区别,李渊心里很可能早有一定决断,按两《唐书》和《通鉴》他认同李世民的建议是没有争论的,与霍邑时两父子上演一场哭哭闹闹的大戏很是不同。也就是说,其实李渊心中本无太大疑虑,召集幕僚前来商议很可能本就只是为了完善一些战术层面的问题。至于中间有裴老鬼在战略上瞎嚷嚷,对李渊而言反而真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插曲,他根本也没放在心上。

  如此,既然李渊本来无疑,《起居注》也就不再记载这些真正的小插曲式的意见分歧了。反之我们又可以看出,霍邑的争论在《起居注》里记录下来,也可隐约看出李渊当时心中确实出现了很大的摇摆。

  九月十二日,李渊大军渡过黄河,算是正式进入关中谓河平原。作为关陇旧家的核心家族,这个地区可以说是李家真正的老巢了。黄河西岸之冯翊郡在北周时叫做同州,周齐战争时北齐打过来这里就是第一线,为此宇文泰将本地区的大片田宅赏赐给手下将领,让他们在两军争锋的前线安家,以达到誓死抵抗的效果。因此李家和旧隋杨家的老宅都在此地,当时的同州城也够小的,东南、西北两角相差不过二里,确然是一个军事堡垒。

  九月十六日,李渊在长春宫暂住了几天,之后他南渡谓河,关中平原南面是秦岭山脉,李渊到山脚下背靠秦岭扎营才方便防御。

  九月十八日,李渊把军队分成两路:一路由李建成率领,下辖刘文静、王长谐、姜宝谊、窦琮、窦轨等人屯守黄河西岸的永丰仓和潼关,主要防备对象就是隔河遥对的河东城之屈突通;一路由李世民率领,李世民被任命为渭北道行军元帅,下辖刘弘基、长孙顺德、杨毛、殷开山等人,从高陵道去收取关中西部的渭北州县。

  这一次分兵,是李世民首度率领部队独挡一面,尽管一路行来州县纷纷降附并无重大战事,却也是对这个年方弱冠之年轻人的一次挑战。如此的安排,应该也不是随意或偶然的。李建成和李世民各自不同个性的分野大约已得到大家的一定程度上的共识。李建成主守,而李世民主攻的安排,可能就是在大家的共识、或者说至少是李渊的认识下决定的。

  两路都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李建成一边,屈突通见唐军向长安进军,留下副将尧君素守卫河东,自率数万精兵欲驰援长安。先是刘文静将其挡住,潼关旧隋守将刘纲想支援屈突通,却被王长谐偷袭杀死并占领了潼关,屈突通不得已退保黄河西岸的北城。不过,李渊想趁机攻下河东城却还是没能成功,尧君素倒也厉害,把河东给守住了。

  李世民一边,一路西进,则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尽是一拨儿又一拨儿来“归附”的。加上前面陆续而来的和直接到李渊营中报到的,人物众多,主要来说也是这么几拨:

首先是李家的亲戚朋友:平阳公主、李神通、段纶、窦轨、长孙无忌。

  平阳公主就不多说了,此时她在鄠县别墅招揽徒众,并派家奴马三宝游说附近的“群盗”,前后记有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集合起这些人以后,平阳公主攻击关中平原东部的盩厔、武功、始平等县,无往不利,前后拉起七万人。当然这七万人未必都是战斗力,李世民行至渭北,平阳公主率精兵万人和他会师。太原起兵后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一直在李世民的右三军效力,此时夫妻相逢,对置幕府,平阳公主时号“娘子军”,为一时佳话。

  李神通是李渊的堂弟,名寿,字神通,以字行。李家造反以后带着长子李道彦在长安大侠史万宝的协助下逃亡,躲进了鄠县山中,后在平阳公主帮助下和何潘仁合势,有一万余人。

  段纶是李渊的女婿,娶了李家四女即后来的高密公主为妻。同时段纶也是旧隋大臣段名振的儿子,出身不低。李家造反段纶也是被牵连的近亲,他聚徒于蓝田自保,有万余人。

  窦轨是窦夫人的堂兄弟,李氏兄弟的舅舅辈,他的弟弟就是当年和小李关系不好、太原起兵时才和小李合好的那位窦琮。窦轨倒没有听说和李世民有什么“旧仇”,日后他们舅甥的关系还不错。窦轨当时在关中闲居,李家入关后率领数千人到长春宫拜谒李渊,李孝常献永丰仓就是他前去接应的。

  长孙无忌也不用多说,大约李家闹起来以后他也是在外逃亡的一位,此时他和名为于志宁、颜师古的两个人一起来见李渊,李渊任命他为渭北行军典签,就是直接拨到李世民帐下干活。

  其次是旧隋官僚及其子弟:房玄龄、李纲、令狐德棻、于志宁、颜师古、李仲文、丘师利、丘行恭。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以字行。是年房玄龄三十八岁,比李世民大十八岁。房玄龄的名气在后世很大,他在这个时候却只是一个小小的隰城尉而已。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是关东名士,这一点我们早已说起过。可是,北齐灭亡后父子二人均很不得意,在杨隋官职平平。房彦谦相交的知己亦多在隋时得罪送命,想来他也十分怅然吧。还在隋文帝的时代,据说房玄龄父子曾经“预言”过隋室必乱的命运,他们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文帝废长立幼事件影响恶劣。后来房彦谦在大业初年过世,房玄龄和父亲一样交游广阔、名重一时,可是,尽管有高孝基等名士的期许,却仍然怀才不遇。

  大业末年房玄龄在山西隰城做那么一个小官吏,隰城深陷吕梁山中,李家太原起兵时并不在意此地,房玄龄也继续默默无闻连个“首义”都没有赶到。李家入关以后,房玄龄离开隰城追到关中,并直接来到渭北李世民的行辕求见。在王珪的那一次家宴中我们知道,房玄龄似乎应该早就认识李世民了,可当时他或许根本没太在意这个末座少年。但如今房玄龄径直前来求见李世民,是否是对当初的一面之缘抱有一线希望呢?

  房家名气不小,交游广阔,史载房玄龄和太原温氏三兄弟这样的关东世族子弟也有交情。史书提到温大临也向李世民大力称赞房玄龄,但温大临此时正在河北,似乎没这个能力穿梭空间来推荐房玄龄。或者是不久温大临说服河北幽州罗艺投唐,以罗艺使节的身份来到长安以后,再在李世民面前为房玄龄大说好话的。温氏兄弟和李世民关系非常密切,由此也可见一斑。

  不过,其实不用温大临多帮忙,李世民和房玄龄这一次见面以后,按史书的说法那就是“一见便如旧识”,关系好得不得了,李世民立刻任命房玄龄为他的行军元帅记室参军。

  房玄龄的个性十分沉稳,“房谋杜断”的谚语里,房玄龄以筹划细致入微著称。他的为人也十分谨小慎微,有时候甚至显得过于琐碎。而且房玄龄为人十分低调,笔者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历史上说房玄龄怎么怎么能干,那他到底做过什么事业”。这个问题还真把人问住了,因为仔细追查的话,还真说不出房玄龄具体做过什么。这却正房玄龄的特色,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辅助性人才,也许让人觉得琐碎、过于细致、尽做“小事”不做“大事”,却是以一种滴水穿石的态度做好了种种“伟业”中不可缺少的许多事情。从这一点来说,房玄龄与不拘小节、临机果断的李世民倒颇有一种互补的优势。

  房玄龄的年纪也不小,十八岁的年龄差异,在当时已经可以算是李世民叔叔辈的人物。这时的李世民是那么年轻,又被父亲委以重任,正如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他就是再聪明,要应付这付担子,只怕经验和知识也有限。第一次离开父亲的羽翼独挡一面,也不知道有多少未知的问题让李世民隐隐感到困扰。房玄龄在这个时候出现,他的年龄、知识、经历、交际等等都有着李世民无法企及的深厚,而此公偏偏又个性稳重温和,他应该是那种可以用无形无声的帮助来指导李世民的长者。按一位朋友的形容,很大程度上房玄龄此时只怕正是取代了李渊在李世民心中的依赖地位。

  对于房玄龄而言,以他的才能和家世,应该也很有抱负。可一直职位平凡,房玄龄蹉跎到近四十岁,也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年华老去而无所作为。他谨慎温和的表面下,应该仍旧有一股不服气、不甘心的感觉吧。他和父亲讨论杨隋天下时那种尖刻劲儿,似乎也有一种愤懑不平的发泄意味。非如此,房玄龄不会在这天下大乱时就这么闷头跑来撞机会,他也在李世民身边找到了许多人想也想不到的机遇。借着李世民特殊的地位和隋唐之交的环境建大功立大业那就不用说了,如果换了直接跟着李渊和李建成,只怕也未必有跟着李世民的成就感。因为这里不仅仅有一个君主要跟随,更有一个少年需要帮助和教导。而且这个少年个性外向,好奇心重,又有足够的聪明伶俐,教起来成就感十足吧。

  日后这一对君臣之间的倚重极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史书里记载说李世民一发脾气,房玄龄就显出一副格外战战兢兢的样子。可是转过头,我们却看到房叔叔被小李骂回家以后,跟家人说“赶快打扫屋子,陛下会到我家来接我(返回朝堂)”。李世民当了二十三年皇帝,房玄龄就做了二十三年宰相,前几年因为位置没空出来做中书令,之后十九年就是雷打不动的尚书左仆射做到底。每每小李同学闹别扭把房叔叔吼回家去,甚至都不考虑另找人来代替房玄龄的官职,不久就又把房叔叔接回来,也难怪房叔叔不把这小孩子的吼来吼去真当回事。

  只是,未来房玄龄为李世民夺取皇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他有否回忆起当年和父亲的那段品评亡隋的话语,会否感叹在许多年前他曾经那样地诟病过杨家的“废长立幼”?或者到了房玄龄临终的那一天,他倒也不后悔。不管他和李世民的子孙在未来幸与不幸、和与不和,李世民并没有让房玄龄后悔。当然,那些都是后话了。

  李纲,字文纪,观州蓚人。虽然不是李氏里有名望的大世族,父亲李制也在北周为将。李纲从小“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许”,是一个出了名的直臣。说来也有趣,他这人特招霉气,跟谁谁垮。李纲最早是北周齐王宇文宪的参军,结果宇文宪被周宣帝冤杀。之后隋代周而起,李纲被任命为太子杨勇的洗马,杨勇的下场也不用多说了。杨广即位又给杨广的儿子齐王杨暕当司马,杨暕后来也不招父亲待见,被杨广折腾得够呛。偏偏不管李纲辅佐的这些老大们如何倒霉,在他们得罪以后李纲都执意为他们说话、表忠诚。这么一来,李纲反而很得当时的称赞和推许,觉得他风骨出众。所以李纲也总能获得得胜者的原谅,并开始做新的倒霉蛋的辅臣。

  齐王杨暕被父亲杨广猜疑折腾以后,府僚俱废,李纲也因此闲居关中。哪知道被一个造反的“盗贼”何潘仁劫持强要他做记室,幸好何潘仁投靠了平阳公主,李纲也就顺竿儿成了李家的臣子。未来他还要继续做一个超级“霉气弹”,因为他是众口皆碑有“风骨”的名臣,据说这种人特别适合管教太子。李渊会让他当自己长子建成的太子僚佐,李世民会让他当自己长子李承乾的太子辅佐。而这两位李唐太子的命运,大家都知道是怎么样的——不能不说,李纲的一生,也真有点儿黑色幽默。

  令狐德棻是河西大族,父亲令狐熙为隋的鸿胪少卿,具以文史知名,令狐德棻是唐初重要的文臣之一,先后参与编辑和主编了几部重要的官方书籍。此时令狐德棻在家闲居,遇到李神通堂叔的人马,就当起了李神通的记室,相当于是秘书的职务。

  于志宁是北周八柱国之一于谨的曾孙,在关陇旧家里出身显赫不说,从曾祖父时开始,家族中人在北周、杨隋都历任要职。虽然出身军事贵族家庭,于志宁的父亲已经是一名文臣,于志宁也以文采著名。他在大业末年作冠氏县县令,却因时乱不到任,在家里看风向。李家一入关,他就去长春宫晋见李渊,并跟着李世民招抚渭北,为渭北道行军元帅记室。

  颜师古名籀,字师古,以字行。他的家族本属江南华族,祖父颜之推是一个大名士,著名的《颜氏家训》就是他的作品。后来,颜之推被北齐扣留后在北齐做官。颜之推还有个弟弟颜之彻则被北周扣留,也在北周任职显要,是周宣帝托孤臣子之一。杨隋代周时几个托孤之臣都想搞事拉杨坚来辅政,唯一一个不肯在伪造的诏书上署名的就是颜之彻。结果也唯有颜之彻逃过杨坚对旧同党的清洗,算是直人有好报吧。北齐灭亡后,北齐的颜家被迁到关中,和北周的颜家重新合而为一。颜师古及其父亲颜师鲁、弟弟颜相时都是当时名士,长于儒学,文名很盛。颜师古曾被李纲推荐做官,又受到隋代大名士薛道衡的看重,可惜却没当好官,此时已经免职在长安教授为业。李家入关颜师古到长春宫谒见李渊后,被封为敦煌公府文学,他的父亲、弟弟都因此进入李世民的幕府。

  李仲文是李密的堂叔,当然也是关陇旧家的人物。李密出事他也受牵连,从此在关中做“贼”。这会儿李密既然无法入关,李仲文也不认死理,老老实实从了李渊,受李世民节度。

  丘师利和丘行恭是两兄弟。他们的父亲丘和是隋朝的臣子,名声却不大好,因为据说杨广巡游各处地方时丘和去

丘师利和丘行恭是两兄弟。他们的父亲丘和是隋朝的臣子,名声却不大好,因为据说杨广巡游各处地方时丘和去大拍马屁,献上极其精美稀罕的美食讨杨广欢心,从此以后各地官吏纷纷效仿开了很不好的奢侈先风。此时丘和被派到岭南做交趾太守,并不在长安。关中这几年也很乱,有陇山附近的奴贼在关中平原西部边界上攻打扶风郡城,丘氏兄弟设计杀了奴贼首领,收服其众。按理丘氏兄弟的父亲还认认真真做着隋的官员,两个儿子却已在此搞三搞四,天下纷乱也有许多人心存侥幸以为是发家的机会,自不待言。李家造反,丘氏兄弟心里一算计,就投靠了平阳公主。然后在渭北见到李世民,李世民以之为光禄大夫。

  以上人物,日后多为李世民所用无疑,这里我们看到李氏兄弟一个“机遇”的不平衡之处。

  在李家公开造反以前,李建成独挡一面照顾家眷却不敢公开大肆活动,其活动空间和做主能力有限。李世民跟在父亲身边,一方面有父亲的权位保护,另一方面李渊不方便出头又不得不把许多事务交给李世民处理,所以他的活动空间和做主能力倒比这时候独挡一面的李建成强些。

  等李家终于公开造反了,换作李建成跟在父亲身边。这时候李渊自己就可以直接出头做主,李建成更象一个参谋,其活动空间和做主能力又是有限。而李世民却被派出去独立应付方面事务,也不怕惊动了什么人要掩饰隐藏,其活动空间和做主能力还是比大哥强些。

  也就是说这么一来二去,李家老大总是欠缺一个让自己尽情发挥的空间。

  客观的机遇会影响到主观的才能发育。

  李建成少年时主要应付的就是家事,稍长一些的现在又老是处在不好大展拳脚任意发挥的环境里。人的才能,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你做什么事,就容易培养什么样的才能”,久而久之,这后天环境就限制了李建成独立自主、做主绝断的能力养成。而且再往后走,他的年纪越大,就越难改变。从这一点来说,如果等到李渊七十多岁过世,李建成近五十岁登基接位,也很难再有个性和能力的发展余地。当然这里不是说李建成就会变成一个笨蛋,但才能、进取心有所欠缺,却是可以预料的。

  李世民则在少年时代开始参与李家的“造反”大业,青年时代正处在一个可以让他独立好好发挥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他如鱼得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处事做主能力自然也得到很大培养,并和他的个性成长融合了起来。当然,不是顺便找个人,只要有环境就能培养出能力的。如同李世民所面临的环境,机遇是不小,危险也很大,许多人甚至可能因为应付不了而从此心理大受打击,就算不一蹶不振亦容易小心过头。

  客观的机遇也会影响到势力的消长。

  李建成左右找不到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尽情发挥的空间,那么他身边就算有人物,也是老爹派来的居多,许多人也不够贴心,不是说他们不忠于他,可彼此了解总不够深入。李世民则相反,哪怕他幕府中的许多人原本是老爹派来的,可在一个独立的环境里和他长期相处并共同经营一个事业以后,就算感情这种在上层权力斗争中可以忽略的问题,彼此的了解、相互利益的勾连,亦远胜他的大哥。而且李世民还可以在父亲的圈子之外自主获得更多的人才,到最后甚至李渊也未必有他招揽面广泛。

  不过,略定长安以西的安抚工作持续的时间还很短,在李世民一生的功业中,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头而已。说来李世民也自有其幸运之处,基本上按部就班做起。太原起兵时有父亲在身边把关,又有李渊的官位保护,没有遭遇什么大战强敌。第一次独挡一面安抚关中,也没有遇到强大的阻力。如此从易入难,没有在他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就被太难对付的事情当头一棒打飞,于李世民的成长和个性养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九月二十八日,靠着李家的声望和之前家人亲戚在这一带的经营,李世民在十天时间里就基本拿下了长安城西面的大部分地区,围攻长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向父亲报信,请求正式开始进攻长安。

李家正式攻打长安的战斗……很有点儿喜剧。

  首先要纠正一个可能存在的误区,那就是所谓“攻打长安”到底攻的是什么的问题。笼统地说,有人会认为攻打长安城么,就是攻打整座长安城池,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个时代,长安、包括东都洛阳这样的大城其实应分作两个部分来看:一个部分是高墙箭塔、堡垒森严的皇城,帝王的宫廷和朝廷的办公机构都在皇城里面;另一个部分是广大居民居住的外郭城,只有一圈矮矮的土垣包围,并无坚固的防御。我们可以把皇城看作一个巨大的军事堡垒,外郭城看作堡垒外的“城下町”。

  所以,攻打长安要攻的不是外郭城而是皇城,根据后面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看到,李家包围的是皇城,驻军就直接驻扎在外郭城内。

  其次,李家起兵太原时,史书记载带有三万兵力。沿途过来,霍邑鏖战应该有所损失,但之后也当补充了不少。李世民安抚渭北更是一通狂招人,拉出十三万人之众,到李渊开始围攻长安,史书说李家已经有二十万兵力。长安隋军的兵力则是未知数,按前后形容应该不多,同时精锐部队都派给宋老生和屈突通了,反而一不留神造成了关中空虚的局面。若无此局面,说不定许多乱七八糟的“盗贼”、“流民”和地方“土豪劣绅”们对李家还不会那么“云从影附”呢。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群一个多月时间里凑合起来的人马,很难想象他们是经过严格训练和整顿的精锐之师。尤其是李世民十天里杂凑而成的十多万人,只怕很可以用“乌合之众”来形容。

  当然里面也有精兵,比如李世民从太原开始率领的右三军人马,也该有个万把人。可这比例确实太少了。一掺杂起来,如果安排不当,精兵也会被杂牌拖累,这种例子史不绝书,不用多举。

  事实则是李家围攻长安皇城的过程中,真的出现了骚乱的局面。

  九月二十九日,李渊向长春宫开拔,并命李建成选精兵一同前往长安。

  十月三日,李渊到达长安外围,两个儿子同样分别掌兵。其中,李建成率领军队屯守在长安外的长乐宫,李世民则屯守在已经放弃了的汉长安故城。李渊给守城的隋军主将卫文升、阴师仪等人投书招降,他们都不肯放弃。

  说来也难怪他们,李家正式造反的消息传来后,他们一狠心把李家在关中地区的祖坟给挖了。除了李虎及其妻子的坟墓在陇上天水之外,李家其他人的坟墓都集中在关中三原。陇上卫文升和阴师仪等人大概鞭长莫及,但三原这一片墓地就在劫难逃。李渊的父亲李昞、母亲独孤夫人和李氏兄弟的母亲窦夫人应该都葬在此处,这一挖他们都成了曝尸荒野的孤魂。如此,李家父子又怎能真的饶过阴、卫二人?李家的军队围城以后,卫文升干脆地吓病在床后病死,阴世师等虽然还在死撑,可他也应该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吧。

  第一次“骚乱”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记载最详细的是《大唐创业起居注》,因为二十万人马里多数为进入关中以后新附的“诸盗”,他们家人多在长安,又觉得自己没参加首义和前面的战斗,怕李家入主长安后自己的功劳不够,竟擅自移动逼近长安城。为此李渊“被迫”让两个儿子也引兵跟进——

  十月十三日,李家进围长安皇城。围城的布置如下:李建成围东、南两面,李世民围西、北两面。

  这一次骚乱其实颇有些可疑,按两《唐书》和《通鉴》的说法,则直接是李渊下令进围长安。《起居注》的一个很严重的倾向是试图把李渊描绘为“不得已造反”的“杨隋忠臣”,搞起怪来其实也不得了。论者爱说两《唐书》和《通鉴》里描绘李渊装傻就是在“诬蔑”李渊,可《起居注》里李渊这一份“懦弱”就比两《唐书》和《通鉴》更盛。

  当然,如前所言,这二十多万人是杂了点儿,里面有没有他们瞎胡闹的成分呢?也许确实是有,只不过李家父子未必是禁止不了,而是假装没办法阻止。甚至李渊老爹在前面唱红脸说“其实我不想打啊”,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在后面唱白脸怂恿这群杂牌军往前冲也是很有可能的。

  十月十六日,又发生了第二次骚乱。所谓“关中群帅”叫嚣着要开始攻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禁止不住,一时之间乱作一团。李渊自己本来住在长安春明门外,此时赶紧跑来弹压。他从春明门驰入,坐镇于长安城内的安兴坊。

  这一次骚乱却似乎颇有可信之处。因为从后面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李家围城的军队还没来得及建造攻城器械。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长安守备兵力再空虚,就这么乱攻皇城,只怕还是不行的。这也充分说明这支军队本身确实有很大不足,李家太原起兵的实力其实不够雄厚,如果不是果断决策趁虚攻打长安的话,最后李家落到怎样的地步还很难说呢。

  李渊驰入的春明门是长安外郭城东北的门户,安兴坊也在外郭城东北位置。对这座在隋代叫做大兴唐代改名长安的著名城池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皇城在长安北部,所以外郭城的东北方向所对应的正是皇城的东南方向。李建成所围的正是东、南两面,也就是说,这一次李渊还是跑到长子身边来监督弹压。而李世民镇守西、北两面,总是显得相对独立得多。

  抑或是李渊这时候反而对李世民更放心些?更可考虑到,杂牌“关中群帅”部队是李世民去拉起来的,所以虽然他年纪比哥哥小,对这些人的控制能力却更强?甚或两兄弟的个性能力,亦以李世民的明快果决、坚定不移更适合对付这群丘八爷们?

十月二十六日,围城的李家军队造了一批攻城器械后又申请攻打长安,李渊还是不批准。这时他的两个儿子一起跑来“逼迫”老爹,那真是痛陈利害,与两《唐书》、《通鉴》记载的李世民在太原时那股“强逼”劲儿不遑多让。李渊也就表达了一番自己的心志,“被迫”接受建议,同时也严令不可惊犯隋家的宗庙皇族。然后,李家的军队又建造了更多的攻城战具。

  十一月八日,李家正式开始攻城。从十月三日李家的军队屯守长安外围算起,他们为这一次攻城战也准备了一个多月。李渊在政治上演足了“被迫造反的忠臣”戏码,李氏兄弟应该也趁这个时间初初整顿了一下这伙杂牌部队并造好攻战器具。

  然而,即使到这个时候,《起居注》仍旧不忘给李渊抹上“忠臣”的色彩,按《起居注》的记载,这一次正式攻城不是李渊下令攻打的,而是第三次骚乱。

  据说当时全军又是一次乱爬,李渊“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结果,李渊刚跑到皇城东南角的景风门之东,军头雷永吉已经作为先锋攻入皇城,守城隋军立刻崩溃,长安皇城也就此宣告攻破。个人发现这里似乎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有些人认为雷永吉正是从东南景风门入城的,可实际上《起居注》的描写,只不过是在说李渊到达景风门。而雷永吉到底从哪里攻城,并没有说明 。

  会提到雷永吉入城地点的原因是:误会雷永吉从皇城东南入城的人,往往因此讨论长安攻城战里,李建成这一面成为突破点,说明李建成在攻城战中功劳最大,进而甚至有人捡到这个来说明李建成才是更通军事的那个等等,到这种地步已经有点走火入魔。

  当然,一般人们还是比较客观严谨的,其实不管雷永吉是不是在李建成直接指挥之下,亦无人可以来抹杀说他在长安攻城战里庸碌无为。建成、世民兄弟在这个时候贡献大致相当是没错的。

  这第三次“骚乱”就假得有些过分了,李渊竟是在糊里糊涂中白捡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靠众人一通乱爬去的胜利?或者李渊当时也真有如此做作,然而军队顺利攻城只怕仍旧是他们李家暗中准备好的一次行动。

  长安皇城即破,李渊约束部队不可惊扰杨隋皇室。然而军队出击到底是一种暴力活动,李家的军队冲到东宫,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住在这里,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惊吓得不行。当时杨侑身边的侍从官员全都跑散了,只剩下侍读姚思廉一人。姚思廉见军士们试图冲入殿中,厉声呵斥他们说“唐公举义兵,匡帝室,卿等毋得无礼”,硬是没让这些人进来。李渊赶来迎接代王到大兴殿也就是后来唐的太极殿后殿居住,姚思廉把杨侑送到顺阳阁下,悲泣而去。

  姚思廉,字简之,本是江南华族,生年不详,但这个时候年纪应该不小。父亲姚察曾任陈朝的吏部尚书,家学深厚。陈亡姚家入隋,迁居长安。姚思廉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汉史,以文史之名著称。姚察曾经试图修撰南朝梁、陈两代的历史,没有写完就过世了。姚思廉继承父志,也曾向杨广上书请求让他续修这两本史书。同时,姚思廉还是隋代著名地理书籍《区宇图志》的编辑之一。

  此时姚思廉为杨隋尽最后一点儿心力的态度看在了李家父子眼里,也算是佩服他吧。不久后李世民延请姚思廉为秦王府文学,日后更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至于姚思廉完成父亲遗志修史的志向,也在李世民登基以后得到实现。

  李家在攻破长安以后,对这个关陇集团的核心都会,基本上采取宽大政策是必然的。老乡见老乡,同僚对同僚,大家大多合作愉快。不过,倒霉蛋总是有的,比如挖了李家祖坟拼死为隋朝进最后一把忠的那些人。

  卫文升已经连吓带病而死,阴师仪等人就只有去当街被砍的命运。《起居注》这里介绍得仔细,监斩的人正是李建成大哥,亦是难得的一次提起李建成不附带李世民的事件。

  将被杀头的人里,有一个幸运的家伙,凭着一嗓子豪言壮语换回了自己一条性命。这个人姓李,名靖,字药师。

唐初的李靖是一个历史名人,论郡望算陇西李氏,当然和李唐这个冒牌嫌疑的陇西李没啥亲戚关系。父祖的地位虽然没有李渊家高,也不算低。李靖的近支亲戚里面,最有名的是李靖的舅舅韩擒虎,那是隋代一员名将,攻破陈朝都城的人就是他。李靖出生在公元571年也就是北周天和六年,是年四十七岁,比李渊略小几岁比李世民大二十七岁,对李世民来说是大叔辈的人物。

  李靖年轻时就很得名将舅舅的赏识,认为这个外甥精通兵法,是唯一可以和他讨论孙子、吴起的人。李靖十六岁就开始出来做官(应该是依靠父亲的资萌),除了舅舅以外,还有隋代名臣牛弘做吏部尚书时夸他是“王佐之才”,更有名将兼名相的杨素在做着尚书左仆射时拍着自家所坐之床说“你以后一定能坐我这个位置”。 流传广泛的传奇小说《虬髯客》里李靖和杨素的关系恶劣,还偷了别人的美女逃跑,现实中自然全非如此。不过杨素这个预言稍微有点儿不准确,因为他最终坐上的是尚书右仆射的位置。

  按杨素在隋仁寿初年为尚书左仆射,那时李靖还不到三十岁,一般来说除了少数象李世民那样过分少年得志的人,能在二十多岁时得到杨素这样的人物的极力褒扬,也是很不错了。不过也和许多人一样,年轻时所得到的期许未必能成为青云直上的阶梯,根据一位朋友的考证,大概在李靖三十多岁时他的大哥李药王和突厥人作战打了一场败仗,似乎也牵连到他。同时,称赞过李靖的牛弘、杨素等人,到杨广即位后多受猜忌,也许也影响了李靖的仕途。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匆匆而过,到大业末年年近半百的李靖只做到马邑郡丞这样的职位,也就是那个倒霉的马邑郡守王仁恭的副手。

  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史书说李靖察觉到李氏父子的不臣之心。当时李渊和王仁恭多有联合行动,他们家想造反这一点,大概在李靖这样精人的眼里,也难以掩饰吧。这时李靖做出了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那就是“自锁上变”,把自己当囚犯锁起来,据说这样会把他送到江都受审,他就可以趁机向杨广告发李渊父子。

  这样说,李靖对杨隋固然忠心,和李家看来也不大对付啊。至少,他不象其他许多人那样,觉得李家造反是机会趁机和李氏父子拉关系。

  不知道李靖是在什么时候“自锁上变”的,又不知道他到底以怎样的罪名“自锁”。但王仁恭在大业十三年二月被杀,李靖应该在那之前出发。如今已经是十一月了,他却只走到长安,速度那也忒慢了点儿。会否李靖在路上已经表明自己的真实用意?他本来早就到了长安,但没有取信于长安的留守将领,就把他那么关起来干晾在长安。之后李家正式造反,李靖就被释放,因为他告发的事情竟是真的。

  那样的话,李靖很可能还参与了卫、阴等人对李氏宗族的追捕,参与了他们的挖李渊祖坟的行动,参与了死守长安皇城——最后被一起抓起来砍头也不算冤枉。临刑前李靖扯脖子吼了一嗓子“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这里说“私怨”,大概就是指李家祖坟或亲戚的事情了吧。《起居注》里说当时监斩的是李建成,但李世民似乎应该也在,或者不是同一批砍头的,李建成监斩的是大头目,李靖这种小人物是另一批。总之李世民听着大约觉得李靖说得不错,至少这人看来还很有些抱负的样子,就向李渊求情,放了李靖一条生路。

  说起来,不知道李靖年轻时得到过牛弘、杨素等人赞扬的事迹,当时是否有所流传。李靖的能力,也许大家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不过李渊、李世民在马邑和突厥兜圈子那会儿,应该和李靖这个郡丞多有接触。即使当时李靖名头并不响亮,他们父子或已觉得这个人可堪一用。

  李靖逃脱一死后成为李世民的一名幕僚,这成为他一生功业的起点。

  一片生死悲欢之中,李家再次上演“劝进和推让”的戏码,李渊叫大家议论立代王为帝的程序,大家“异口同声”地请他自己当皇帝。这下李渊可不高兴了,说了一番忠君尊隋的大道理。

  当然,李渊这会儿的这番政治表演也不全是假的,毕竟如今做了李渊十多年君主的杨广还在江都好好活着,太猴急张狂了可不行。至于众人的“劝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为日后的“轮番劝进”铺好第一步。有句俗话叫做“皇帝不急太监急”,其实呢,很多时候还就是这样的。

  十一月十四日,李渊准备好仪仗,逢迎代王杨侑在大兴殿即位为帝,既后世所谓之隋恭帝。又遥尊江都杨广为太上皇,都是自然的事情。

  李渊自己则在十一月十六的另一个甲子日里,让杨侑封他为“位在王公之上”的唐王和丞相。这个外姓唐王自比杨家亲王还威风,直接就把宫城内的武德殿当丞相府。另外,按正常情况下,国王发布的命令只能称之为“教”,可李渊却把自己发出的命令称为“令”,那是和帝王、储君平行的。这一进封和任命,李渊还是按程序“劝进+推辞”地走过一遍,这一过程中他说的话语倒比较有趣:“王家失鹿,遂使孤同老狼”,真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呢。

  十一月十七,关中北部泾河流域的诸郡也相继归附,李渊又派出使者向南进发,前去收取巴蜀。

  十一月十八,设置丞相府官署,裴寂和刘文静成为当仁不让的丞相府里仅次于李渊的哼哈二将,其中裴寂做了长史,刘文静是司马。同时,李渊对所有功臣颁发赏赐,他赏人的手笔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一时间“国用不足”。太原起兵时的老功臣刘世龙给李渊出了个主意:京师最近涌进许多人,大家日常做饭取暖啥的都要柴火,结果直接导致木柴碳薪涨价,我们把内苑和道旁的树枝砍下来当柴卖,一定能换数十万匹绢布。如此,总算撑了过去。

  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渊分封家人,嫡长子李建成不用说是唐王世子,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李元吉为齐国公。爵位之外,李世民为光禄大夫和唐国内史,李元吉为总十五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

至此,程序大致完毕,长安终于落入李家手里,关中地区大部分也被他们掌握。李唐之兴的第一步棋着顺利完成。但是,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又不过是第一步棋而已。放眼天下纷纭,就连李氏在关中的统治也难称稳固。

  从远往近看,中国天下的大棋盘里——

  东北角河北之地,从大业七年乱到现在,“群盗”里逐渐杀出了一支人马,不用说那就是当时已自号“长乐王”的窦建德。窦建德是河北贝州漳南县人,大业七年杨广第一次征辽前夕,作为准前线的河北不堪百万大军集结、后勤的重负,许多“盗贼”揭竿而起,窦建德正是其中之一,可算隋末“反王”里的老字号。

  但是,出身低微的窦建德要成事可没有李家那么容易,前期的周折确实不小。一开始他跟着别人混,后来老大被前来进剿的隋将杨义臣砍了,他咬牙自己出头,打败杨义臣第一次初露头角。

  这个时代里,绝大多数出身低微的“盗贼”都象一伙无头苍蝇,打来打去往往在政治上全无打算,只不过乱世逼到门上来没办法而已。窦建德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眼光比许多同辈们远大,慢慢积聚起自己的势力以后,窦建德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政治目的。尽管近代史书常常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就叫“农民起义军首领”,可是窦建德的时代里,他实在是想不到这样的名词和未来。

  对于窦建德来说,心怀大志的他有着很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在这个乱世里壮大自己最后做天下的新皇帝。并且毫无疑问的,旧隋官员和地方豪门是窦建德最需要的力量。所以轮到自己作主以后,和那些抓住旧隋官吏就闷头砍死的盲目“反王”不同,窦建德对抓获的官兵十分宽大,也竭尽全力拉拢河北地区的高门大族。这对窦建德来说并不容易,不过渐渐的,他的明智和远见,终于有所收获。

  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刚当上太原留守那会儿,窦建德在河北河间郡乐寿县称王。因为窦建德的老家是故汉长乐郡,他也就以其美名自号长乐王。又初步设置了官署,都是从流寇向一个正规割据势力转型的标志。

  十三年夏七月,李渊将到霍邑的时候,窦建德再次遭遇了一股前来进剿的隋军。领兵的人是涿郡通守薛世雄,也就是后代名将薛万均、薛万彻的老爹。薛世雄本人自然也是一个名将,当时他本来奉命率领三万人马支援被李密攻打的东都洛阳,一路南行而来,正好路过窦建德的势力圈,也打算“顺便”灭灭这股“盗贼”。窦建德的情况一时十分窘迫,但他并不气馁,表面上假装不行了要散伙了,骗取了薛世雄的轻敌之心。薛世雄率领的也是一支颇有些战斗力的正规军,要认认真真来打窦建德只怕确实没有多少胜算。可薛世雄的轻敌之心葬送了他的一世英名,不久以后窦建德见薛世雄放松了警戒,就率领一千多敢死之士在凌晨时分偷袭薛世雄的军营。凌晨将近天凉的时候往往是守夜的人最疲乏的时候,又接近天亮反而容易产生懈怠之心。恰好那天凌晨起了大雾,窦建德掩袭之下,隋军莫名其妙就崩溃了。薛世雄率领数百骑逃出,一气逃回涿郡以后,竟气病交加一命呜呼。

  窦建德势力又一次得到扩张,当然这时候他的力量还不够强。李家打长安的时候他正在努力攻打河间郡郡城,可打来打去就是打不下来。这里也可以充分看出窦建德的劣势,尽管他努力经营,但当时大多数旧隋官吏还是只把他当“贼”来看待。大致这个时候,窦建德和李渊一样收到了李密的书信,他采取的策略也和李渊一样,就是好言好语哄着李密,实际上呢反正李密盯着洛阳,他只埋头鼓捣自己在河北的地盘。

  东南江淮之地,此时自然是抛下两京跑去江都的杨广杨表叔的势力最大,人家可还是正正经经的皇帝呢,虽然他已经没有几天好活了。杨表叔如今很有些自暴自弃,然而还没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仍旧屡屡诏命各路人马“讨贼”,在江淮地区也不例外。本来此时杨表叔手头的力量还是很可观的,如果他下定决心偏安江南,用心经营之下未必没有起色。可是很快,随着洛阳局面告急,杨广把不少人又派回洛阳平叛。虽然他手里还是保留了一批精兵,到底中央的实力继续零散化并切削弱下去。

江淮地区知名的“反王”势力是杜伏威,也是未来支配这一地区的重要割据势力。

  杜伏威的出身也很低微,从少年时就开始靠偷盗为生。他的年纪也很轻,隋末刚开始造反的时候才十六岁。看来毕竟是年轻经验太少任性太多,和窦建德不同的是,杜伏威就更象一个纯粹的“盗贼”,到处打家劫舍、杀人如麻。不过,其为人果敢,“营护诸盗,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所以也得到他那一伙人的推崇。同时,杜伏威作战还是很有点谋略和勇气的,从最开始被地方官追剿,到杨广亲自派出右御卫将军陈棱讨伐,杜伏威都成功地打败了隋军,也成功地打败了一些和他抢地盘争势力的其他“盗贼”。

  大概这段时间里,杜伏威占据了历阳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以此为基地向外发展。有了固定的据点,那么杜伏威已经不是一股单纯的流寇。他开始搞一些建设,第一手就是整理军队,精选出五千“上募”作为自己的核心力量。一方面待遇极高,并于之同甘共苦;另一方面则刑罚也很严苛,据说战斗时有在背后中创的就视作逃亡杀之。另外,战胜后给的赏赐都很高,有人战死了就把他的妻妾杀了为其殉葬。当然,杜伏威的这些举措也有做过了头的地方,比如背后中创就要杀,用一个朋友开玩笑的话来说就是:李世民经常一口气冲破敌阵搞得敌人只好在背后撵他,那也会背后中创,可不也要杀头了?至于用妻妾殉葬,如果作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推行起来,那当然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对这些人,史书的记载或有夸张之处,倒也未必完全当真。可天下纷乱中各势力的尚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河北和江淮之间四边之一的山东这一块,在隋唐之交倒没有什么很强的势力出现。最早在山东起事的“知世郎”王薄虽然有些名气,可早被张须陀打得跑进长白山里不敢出来,始终也就是一个流寇的样子。比较强大的是一个叫做徐圆朗的人,他的记载不多,是山东本地人,出身不高,当时大约遥遥依附于李密。

  河南中原之地前面已经提到,除了旧隋势力以外,剩下的就是李密这个“隋末第一反王”独大。其实真要说李密的发展情况,比后来成为真正割据势力的许多人都差,可他的影响却是不小。而且最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李密在中原的“艰苦奋斗”,吸收了大量旧隋精锐,为他人做大嫁衣裳,给未来所有成型的“反王”们都提供了许多有利的发展空间。

  这时候李密正在努力试图攻下洛阳,可杨广时代对洛阳的重视和建设还在长安之上,李密打得很不轻松。而且,先一步起事的他,吸引的隋家精锐也更多。正是在这个时候,本来任江都通守的王世充同志恰恰被派到了洛阳。当然,王世充和李密最初的一场争夺战里被李密大败,可是李密还是拿不下洛阳。

  同时,此时的李密在政治上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他和翟让的关系恶化。瓦岗的老大原是翟让,翟让能力不如李密便自动将这个老大的位置让了出来。可是翟让到底是曾经的老大,依旧颇有威望。李密势力壮大以后,毫无疑问会产生一系列新人和旧人的矛盾,这些矛盾里也免不了有旧人想去挑拨翟让。翟让为人并不精明,虽然他并不后悔让出老大的位置来,却也有好些倚老卖老的行为。李密为免事情闹大以后不可收拾,干脆下狠心干掉翟让。他请翟让前来赴宴,却是一场鸿门宴,宴会上设下伏兵杀了翟让。

  翟让被杀后,李密虽然杀了一批与其关系特别亲近的人,总的来说还是尽量安抚人心,所以瓦岗军并没有因此出现大乱子。不过这到底埋下了不安的种子,李密的败亡亦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李密让精通文笔的祖君彦写了讨伐杨广的檄文,宣布正式和隋室决裂。这一决策在近代被吹捧太过,个人倒觉得其实非常愚蠢。

  杨隋末年之乱不是什么商纣、暴秦时代的混乱,在这个时候,虽逢三百多年离乱,但尚有秦汉数百年的大一统王朝的努力,大致已经形成一个统一的汉族,天下应当一统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南北朝的分裂和民族矛盾关系不小,可是当杨隋以一个新汉族王朝的姿态诞生以后,统一天下的障碍变得很小。在此之前,无论杨隋有什么缺点,人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这个新兴的王朝。尽管还是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可毕竟不是两族对立或者六国反秦的局面。

  而且杨隋的中央统治虽然岌岌可危,各地的旧隋官吏还没有产生腐化败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可以说,这个时代里,最有势力的人群里面最大头的就是旧隋官员,否定杨隋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也否定了他们,尽管在讨隋檄文的尾巴上对旧隋官员们说“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令不自疑”的句子,可也太单薄了。为了表示自己讨伐“暴隋”的合理性,前面已经给旧隋官员定性为“彝伦攸篸,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那么请问如今“在位”的大家是什么?不都是一群“小人”?

  是的,在李密率领下的瓦岗军里,还是有“官兵”、有地方豪强加入。可到底旧隋官员甚或许多地方高门对他的抵制心理不小,缺乏这些人的全面鼎立支持,很遗憾,在这个时代就是难成大事。实际上我们看到,后来能够成气候的“反王”其实都不“反隋”,都“假惺惺”地扯起尊重隋室的旗帜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势力。李密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此敲锣打鼓地宣称自己和姓杨的势不两立,不是他真的比大家了不起,只不过是他真的比大家糊涂。同时,这也让李密愈发成为隋室围剿的重心,做一个先出头先烂的椽子。

东北河北和西北关陇之间的四边之地山西则主要在李家掌握之中。当然,李家还没能把整个山西拿下,他们占据的是汾河中游的太原地区和汾河下游的河东地区。有这两块地方,基本上在山西就有很大优势了,不过还不够完整。山西北部的马邑在突厥支持的刘武周手中,这个隐忧不小,同时李家一时还很难将其消灭。另外,汾河河谷在西路吕梁和王屋山之间,东路王屋和太行之间的上党地区李家也尚未掌握。上党地区对攻略河南中原和河北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不可小视。

  东南江淮和西南巴蜀之间的四边之地是荆襄地区,大致是今天湖北省的范围。另外与之相关联的还有湖南和江西,并且往下可以数到当时称之为岭南的两广等地。这个地区如今乱得厉害,有好几股割据势力。这些势力到最后也没能拼出一个绝对的老大,所以未来在对抗李唐的时候很是不堪一击。

  荆襄地区此时也崛起了一股比较重要的势力,领头的人叫做萧铣。

  萧铣算来是南朝梁的宗室后人,他的祖父萧岩投隋复叛,被隋室所杀,虽然后来因杨广的皇后出在萧氏,他也大小算个外戚,不过在隋代官职不高,只当了一个县令。隋末本地一群旧隋官员看着杨隋要不行,就起了造反之心,议论之后觉得萧铣作为梁的宗室后裔可以作一面旗帜,就共推萧铣为主。于是萧铣起事,自号梁公,又兼并了附近一些势力弱小的“盗贼”,渐渐坐大。

  可是,萧铣这一股势力问题也很多,首先作为此集团之核心的萧铣本人力量薄弱。当时许多成气候的割据势力头头都有一个举措,就是尽量把大权交给自己的亲戚宗室。因为这个时代人心还是比较涣散,宗族不强则凝聚力不够。萧铣集团却非如此,推举萧铣为主的一群人同出于岳州,他们的势力很大。所以,萧梁封王就有趣,不是封萧铣的儿子宗族,而是封了一批外姓大臣。这样一种“弱干强枝”的局面,在这个时代是很成问题的。所以萧梁内部纷争严重,更缺乏和李唐对抗的实力。

  西南巴蜀一角,在隋末相对安定得多。尤其是蜀中的成都盆地,更加没有什么大的流寇出现。倒是巴山中多西南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南蛮各獠,可以算作一个问题。巴地也就是今天的重庆,这里多山道路非常崎岖,山地里的渔猎民族民风剽悍。实际上,如果轮单兵的平均剽悍程度,渔猎民族还在游牧民族之上。因为渔猎的生产方式与战斗最接近,中国人常常用狩猎来比喻战争,正是这个道理。不过渔猎民族的组织能力也最低下,又在巴山的分割之下,很难产生强大的政权。所以,一方面巴地的形势日后会给李唐的统一战争带来困扰和麻烦,另一方面却无法形成关键性的重大威胁。

  西南巴蜀和西北关陇之间的边地汉中,在隋末也相对稳定,这里掌握在旧隋官员手里,是李唐的一大幸事。

  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关陇。关陇关陇,有关中也有陇上。李家而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入主长安,获得关中大部分地区,可他们的脚跟还没完全站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崛起于陇西的薛举,也前后脚杀了过来。

  对于李唐来说,能不能在此时阻遏住薛举的汹汹攻势,以及能不能在稍后稳定整个关陇基地,成为其一统天下的根本问题。

第二章结语

大业十一年到大业十三年,杨隋的治世在一场华丽无比的盛大喧闹以后走向崩溃。大业十一年末的雁门之围成为压垮皇帝杨广心智的最后一根稻草,大业十二年杨广抛弃长安、洛阳这两大都城,抛弃这个时代里占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一意孤行,前往东南江淮地区的江都。隋的江山注定不保,唐的天下则渐露曙光。

  李渊其地亲位高,本人又加紧奉承,终于在隋末获得统帅军队的权力。古人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今人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天下大乱时掌握军队的人有机会,那也是本当如此。同时,这个时代里地方权力依旧由旧隋官吏和高门大族把持(他们彼此也颇有重合的部分),李唐能成功统一天下在于他们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其他各个割据势力的一时成功也多与此密不可分。

  中国的战略棋局可分为九块,隋末最关键的三年里,李渊在山西一地进行“剿匪”和防备突厥的战事。在这个过程中,李家渐渐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份力量。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李渊除掉忠于隋室的两个副官,正式开始起事。之后李家迅速稳定了太原地区,开始向帝都长安所在的关中进发。拿下西北关陇一角,在当时来说,就可以在战略地理占据很大优势。

  李家西进长安的战事基本上可算顺利。他们打出尊隋的旗号,唐国公李氏又是北周以降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因此在政治上很有优势。除了霍邑一战比较严酷以外,政治手段起了很大作用。旧隋官僚和地方豪强是这个时代力量最强的两股势力,李渊充分利用了他们,就能给李唐的统一事业带来很大方便。同时,关中相对空虚,重兵多被调往变乱已久的关东各地,又缺乏一个优秀的统帅主持,防御并不严密。李家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拿下长安,得到关中。

  第一步棋的胜利当然值得庆祝,但此时要欢呼还太早。入主长安后李家所拥有的地盘包括山西的太原、河东和陕西的关中。这三个地区在当时的战略地理里,都是顶尖的位置,为李唐迅速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战略地理再好,也只是有一定优势而已,不意味着从此高枕无忧,更不意味着李唐的统一战争真能一帆风顺,在短期内胜出。

  当时的天下,群雄并起,称王称霸者满地。那些个正在逐渐拼出的老大们,虽然未必能战胜李唐统一天下,但李唐稍有失误后与其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他们都是可能有这个实力的。

  中原之地,有李密之瓦岗军和旧隋鏖战不休,作为隋末第一反王的李密在这个四战之地的势力一时似乎最强,所攻略之初也是天下之中、旧隋重地。他又公然树起反隋旗号,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最后李密所起的作用不是成为天下新主,而是以出头鸟的高高姿态为四方霸主的兴起提供了机会,成功地吸引隋室一批又一批大军,成为隋室“重点关照”的对象,倒也确实为“反隋”事业做出了第一的贡献。至于中原之地的归属则和李密无关,落在了此时刚刚被派到洛阳就打了一场败仗的旧隋官员王世充头上。

  至于天下棋盘的其他六个部分,河北窦建德、山东徐圆朗、江淮杜伏威、荆襄萧跣,都在未来可能成为势力可观的一方霸主。只有巴蜀和汉中相对稳定,“默默无闻”。 最接近这两个部分的战略地区是关陇,也真是李唐的幸事。

  在这九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国际势力”就是塞外北漠上的东突厥。是的,这个时代里,刚刚兴起不太久的突厥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游牧民族行国,内部仅仅是比较松散那的军事政治联合体。因此经过隋代的分化瓦解,已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可汉地的混乱给了东突厥一个莫大的崛起机会,东突厥也不是没有试图把握这个机会。

  单纯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并不太大,对汉地来说威胁最大的是半游牧半汉化的“游牧民族”。在文明本身的扩散力量作用下,其实突厥人不是不知道他们需要一定程度的汉化,但这还是需要机会。隋末大乱给了他们这个机会,逃亡到塞外的汉人不少,北部黄河流域起事的汉族割据政权也被迫纷纷向其示好。突厥此时正在始毕可汗统治下,他趁机在整个汉地的北面边境上扶植起好几个出身汉族的“打手”势力,这些“打手”们纷纷向突厥称臣领取突厥可汗的封号,突厥进一步演化和壮大的这第一步棋,其实也下得相当高明。

  也因为突厥的因素,李唐此时虽然拥有山西大部和陕西关中,可立脚还不够稳定。突厥扶植起来的打手势力中,位于马邑的刘武周将严重动摇李唐在山西的统治。而第一个对李唐的“后院”造成极大威胁的陇西薛举,也多少和突厥有关系。

  至于李唐和突厥之间,“称臣”两个字还说不上,李渊并没有接受突厥的封号,也不需要突厥给他派什么“援军”。李唐和突厥妥协周旋,其目的只是避免突厥的干扰。

  在这三年中,李世民的虚岁是十八到二十,实岁是十六到十八,在古人那就叫做年方弱冠。按今天的看法,这个年龄段是青春期后半段,心智、自我和人格培养的重要时期。古人虽然比今人更早接触社会,可在这个年龄里能够做出功业的也不多。

  青春期叛逆性相对较重,刚刚开始脱离纯家庭的环境,在纷纭复杂的社会中,少年人的经验和知识不够,心智亦不成熟,偏偏精力旺盛急于想确定自己的位置证明自己的存在,本是个容易和环境起冲突容易闯祸出事碰壁的时期,喜欢和同龄人瞎胡闹,与长辈多容易相处比较困难。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开始参加家族的“造反大业”,这一叛逆性的活动倒正好吸收了他的那股子叛逆精神。

  李家造反事大,若要成功瞎胡闹可绝对不行。很长一段时间,李渊不方便自己出头,长子建成又被交托照顾家眷的任务不在李渊身边。因此,尚未完全成年的李世民成了父亲身边的得力住手,李渊能够体现出极度的小心谨慎,其中其实也很有李世民积极出头做事的一份功劳。

  一般的情况下,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年龄多在三十、四十的壮年以上,所以从一开始,李世民的身边多为长者,和同龄人瞎胡闹的机会反而少了。以往幸福宽松的家庭生活,给了他外向乐观的个性,自信心的基础也很好,同时也没有被骄纵无度,所以虽然有时不免冲动自负、使气任性,总的来说,却能和身边经验知识丰富的长者和谐相处。得到他们的帮助,吸收他们的教导,让自己顺利地成长起来。并且,他也因此和身边辅佐李家、辅佐自己的臣子幕僚很有一种一般成年君主与大臣不大容易出现的私人感情。

  李世民的外向、乐观、自尊心和自信心强没有走向刚愎自用、乖僻暴躁,他能够很好地同时非常积极地辅助父亲。年轻人飞扬骄傲、积极进取和年长者的谨慎细致、精明理性在这个弱冠年轻人的身上开始融合,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个性,在这个微妙时期里交织进李世民的自我人格之中。

  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人心还不稳定的时代,成功的割据势力都重视亲戚宗室的力量,因为外人不够可靠,所以,李渊也不得不把很大的权力交给自己三个年长的儿子。太原起兵以后李渊没有亲自领过兵,直接领兵的兵权都在他的三个儿子手里。武德末年三兄弟的权力之大,李渊这个父亲很有点儿控制不住的架势,亦与此有关。

  李元吉年龄到底偏小,童年不太幸福个性也有所偏差,所以未来差了两个兄长很多。李建成则既有嫡长子的先天优势,其成熟稳重的个性能给父亲帮上很大的忙。可是在后天的环境里,李建成的机遇比李世民差了一些。

  当然,首先李建成这时候年近三十,更成熟的同时是可塑型更低。身为长子、身为比弟弟们大得多的长子,李建成原本的家庭责任就重,养成的个性也偏向谨慎保守得多。而且太原起兵前他不在父亲身边,要照顾家人、没有父亲的权力庇护,很难放开了去做事。李家的第一批基础力量,也和他关系比较疏远。再加上个性因素,尽管在西进长安的战役中,李建成每每也和李世民一样有正确的观点和超过父亲的进取心,可看来他缺乏一些做主的能力,这个时候的他,有些过于象一个优秀的参谋。

  之后李氏兄弟的位置又调了一个个儿,在李渊可以自己作主的时候,李建成开始留在父亲身边,继续他参谋辅佐的环境。李世民却逐渐开始独档一面,有更多的机会自己做主,也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得不如此的需要,在父亲控制之外招揽人才、培养势力。否则,这独挡一面挡不起来,自己做主也做不好主,李渊交给他的任务便无法完成。

  这个相当于今天高中到大一的大孩子,为李唐的兴起,做出了远超过其年龄所限的很大贡献。太原起兵的主谋是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居功其次。然则考虑到李世民的年龄,他的收获远远多于他的父兄。即使在作于武德初年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似乎比其他史书更多地提到了李建成的功绩,可李世民作为次子,尽管先天优势本该远逊于年长他许多的长兄,依旧达到几乎事事和兄长相提并论的地步。在这么早的时候,他的功业和权势已太过可观。

  当然,未来到底会如何演变,在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第二章•完

LEAVE A REPLY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