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MingLi The Great – 李世民评传- 秦王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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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Taizong of Tang (Chinese: 唐太宗; pinyin: Táng Tàizōng, January 23, 599 – July 10, 649), personal name Lǐ Shìmín (Chinese: 李世民), was the second emperor of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ruling from 626 to 649. As he encouraged his father, Li Yuan (later Emperor Gaozu) to rise against Sui Dynasty rule at Taiyuan in 617 and subsequently defeated several of his most important rivals, he was ceremonially regarded as a cofounder of the dynasty along with Emperor Gaozu.

He is typically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if not the greatest, emperor in all of Chinese history.

第一章 末座少年

  “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唐]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

  传说,隋大业元年的时候,一个叫做袁天罡的人从天府之国的蜀郡,来到当时尚在大肆修建之中的东都洛阳。

  后人提到袁天罡的名字,总和神秘的阴阳方技、测命相面的术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他本人来说,不过是一个天文历法学家,只是那个时代的天文历法都被笼罩上一层“天命”的神秘面纱而已。

  有关袁天罡的预言故事很多,在故事里他总是百言百中。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他在一家人里见到一个婴儿,别人告诉他这是一个男孩子,他看了以后“大惊”,交口不迭地赞扬那婴儿“龙睛凤颈、贵人之极”,又说“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主”。当然,袁半仙的话是必须“灵验”的,因为那个婴儿实际上正是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的武则天就是她。

  袁天罡预言武则天未来会做女皇帝的故事,我们今天却可以一笑了之。皇帝么,总需要那么一点点传奇来做“天命有归”的传奇。而在这个传奇里唱第一配角的袁天罡,当然还应该有其他好几个神奇的故事,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传说。这些故事就算见载于正史,今人也不敢实打实地相信。不过,尽管预言未必是真,每个故事所涉及到人物事迹,倒也不是完全虚构——

  比如说,王珪、韦挺和杜淹的故事。

  袁天罡预言作得准的传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和流传开来的。反正在故事里,大业元年的时代,他已经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了。所以,当他到洛阳一游的消息传开,便有三个人登门前来拜访。

  这三个人便是王珪、韦挺和杜淹,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结伴一起来找袁天罡,请这位袁半仙先生给他们相相面,测测未来。

  袁天罡先分别聊了聊三人的脾性才能,说出他们未来会在哪个方面有所成就。这倒还有几分事理可寻,毕竟阅历丰富的人自可从别人的谈吐气质里看出许多品性能力方面的东西来。再往下,故事里的袁天罡的预言就玄虚起来。他神神秘秘地告诉三人说:二十年以后,你们恐怕要为同一件事被贬斥罢黜,不过没关系,暂时离开一下,很快又会回来继续任职,而且以后会做大官。

  这话可不能再用常理来推断,若故事为真,那么袁天罡倒真是准确得可怕。因为恰恰就在二十年后,三个朋友果然因为同一件事而遭到流放的命运。在这件事上,他们本分别站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甚至可以说因为这一立场的差异,三个昔日的好友在当时基本上成了死敌。却没想到造化弄人,同一件事情,敌对的双方吃到了同样的惩罚。结果当时正在敌对的三个好友,又一起悲悲戚戚被一同押解上路。

  就算袁天罡做预言的故事是假的,王珪、韦挺和杜淹的故事却是真的。世事变幻莫测固然让人感慨,他们三人的故事也还没完。二十年后的那一天,就在三个朋友即将动身的时候,忽然有人给杜淹送来了三百两黄金。敢给一个罪人如此丰厚的赠送,这个赠金的人当真是大胆得可以;而且出手能如此豪阔,也真是让人不由得叹口气——果然是这个人的风格啊,如果让他老爹知道,只怕又要气得无可奈何了吧。

  这个赠金的人,不算太久之后,三个朋友就和他认识了——不,应该说,韦挺早已认得这未来的赠金人,因为他和此人的长兄,本就是从小相识的挚友。

  不过,先不提韦挺。

  当初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有关王珪的。当时真是佩服他的胆子,居然就那么大模大样地在朝廷的重心地带晃悠。因为在那个时候,王珪的身份是一个被通缉的要犯。

  王珪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是南北朝末年的名将王僧辩,他的家族太原王氏也是关东五大高门之一。可惜王珪的叔父王颇当时是汉王杨谅的手下,先帝隋文于年前驾崩,太子杨广登基,杨谅却不服他这个二哥,起兵造反。结果却是个不成气候的家伙,两把三把就被镇压下去。王颇积极地参与杨谅造反,失败以后被杀也是活该。可怜王珪这一批近支亲族都跟着一起倒霉,谋逆大罪株连九族,虽说当时其实并没有株连到王颇的“九族”那么多,王珪这个亲侄儿说不得也只好去作逃犯了。

  好在王珪这个人交游的朋友不少,其中不乏有点儿势力的,也不乏所谓“江湖上的朋友”,他在号为“长安大侠”的史万宝帮助下,一点儿也不危险地携家带口跑到长安南面的南山里“隐居”下来。虽然后人常说杨广是个残忍暴君,至少这时他没有表现出特别穷追不舍的苛察劲儿。象王珪这样本来说不上犯罪完全是被牵连的人物,大约追捕的命令也不紧急。况且在那个年代里,中国还是贵族世家大行其道的时候,太原王氏的名头也应该颇有些作用,朝廷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看得出来,名为“逃亡”,王珪的日子应该过得还算逍遥,至少他竟敢无所顾及地跑出山来去东都洛阳瞎逛。

  后来,又过了好几年以后,为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忙,也为了遵从母亲“你成天在外面交游,也把你的朋友们带回家来看看啊”的吩咐,有一天,王珪请了很多人到他家做客。按照故事里的说法,时间应该是在大业十年到十二年之间。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是一个颇有一点儿意思的时间段。

  这一次聚会看来相当有几分隆重,据说当时王珪没什么现钱,大概是“隐居”久了手头比较拮据吧。于是他的妻子把蓄了很久的长发剪下来换钱置办宴席,算是对丈夫的“事业”鼎力支持的贤妻的范本。

  朋友们来了,在这些彼此或熟悉或陌生的朋友中,有后来非常有名的初唐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王珪的母亲显然对他最要好的朋友的评价不如对这两位的评价高,当她见识到房、杜两位的风度学识后,非常开心地说“这两位客人有做辅相的才能,我的儿子的富贵就不用操心了”。

  王母的眼力确实厉害,不过这一刻,王珪发现他的妻子注意到了另一个地方,他顺着妻子视线看去,看到的是末座最年轻的一个少年人。妻子说了一句很“过分”的话:

  今后你们能够成名,都因这一位少年。

  这些话,在很久很久以后,被王家的后人告诉了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圣杜甫,并被记载在杜工部不朽的“诗史”中。

  末座的这一位少年姓李,名世民,这个时候,他仅仅是唐国公李渊的次子。

  李世民会出现在聚会中,应该和韦挺有关,因为韦挺和他的大哥李建成是挚交。那么李建成很可能也参加了这一次聚会,听着弟弟被如此夸奖,不知道他是会为自己有一个出众的弟弟单纯而自豪地一笑,还是会在朦胧中隐隐感到未来的纷争源头。

  故事里提到的几人,虽然当时已经很有些名气,但在这个时间上都很有些不得志,他们未来的“成大名”,果然出自那末座少年之手。不过如果李建成也出现在聚会上,他应该算是唯一的一个例外。王家夫人一语成谚,他们兄弟之间的未来确会因此一种前景而演变成两人都无可回避的悲剧结局。到了那个时候,王珪应该没有把妻子当年这句话当真,他和韦挺一起站在了李建成一方,只有杜淹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最后他们同时被流放的命运亦因此而起,再到他们同时被赦免回朝继续高官厚禄的时候,当年相遇的唐国公次子,已经成为了这个天下的君主。

第三代的唐国公李渊在七岁上死了父亲,他前面本还有三个哥哥,似乎有两个死得很早,还活着的那个大概是庶子,于是,作为父亲唯一在世的嫡子,李渊就在还不能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的年龄里,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

  唐国公的家族号称是陇西李氏的一支,陇西李氏往上追溯祖宗,除了不太可靠的老子爷爷以外,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名人,应该是战国末年的强秦大将李信。没听说过吗?没关系,那位派荆轲去刺秦王的燕太子丹总听说过吧?在他那次失败的行刺计划完蛋以后,一怒就可以“流血漂橹、伏尸百万”的秦王嬴政正好抓住这个借口,派大军进攻燕国。最后率军追击并抓获太子丹的人,就是李信。

  李信以后往下数,就数到了西汉名将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说来他也是一个可怜人。按照陇西李氏的说法,李陵一家虽然被汉武帝灭了门,但他投降匈奴以后自然会重新娶妻生子。这样李陵的血脉传承下来,后来又搬回胡汉杂居的陇西,从此陇西李氏又有了陇西成纪李和陇西狄道李的区别,其中狄道李自认李陵为先祖。李唐的李家倒是陇西成纪李,不过在陇西这个地区,亦有很大可能早就混杂了匈奴人和各种不知名的胡人基因的“杂种”无疑。

  再往下,陇西李氏最近的一个名人是南北朝时一度在陇西一带小小割据了一把的西凉李暠。其实西凉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朝廷,整个陇外地区在那个时代前后一共出现了“前、后、西、北、南”五个“凉国”,真是地方不大,大家都来凑热闹,倒可以从中一窥乱世的混乱和无常。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毁英雄。所谓的“英雄”们在乱世里旋起旋落。西凉也没有撑多少日子,传三代,二十一年灭亡,从历史长河的时间线来看,西凉所占据的时空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瞬间。

  之后陇西李氏的子孙四散逃亡,其中不免产生许多模糊的地带。李渊一族就是抓住了其中一个,认认真真地说他们不仅是李暠的后人,而且还是其中的嫡系。

  今日的学者不免怀疑李渊的家族不过是在自吹自擂,相关的考证则可以分成两种倾向。

  按一部分学者的说法,李唐之“李”根本是胡人冒姓,也就是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杂胡,在汉化的过程中随手抓过一个当地汉人大族的姓氏。反正陇西李本来就血统不纯,再多一个冒牌胡人亲戚来,也不算太过分。

  在另一部分学者眼里,李唐之“李”从其父系来论,是确然无疑的汉族,中国人的习俗就是从父系来论民族的。甚至认为他们本是更“纯洁”一点儿的汉族赵郡李之“破落户”,在南北朝末年为着一些政治上的好处,再重新发达以后改了自家郡望。当然这时代的赵郡李也不能说是血统纯之又纯的汉人,不过总比陇西李还好些,自然更“纯”过冒名的杂胡。

  汉?还是胡?这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从原理上说,一个稳定的系统受到一次巨大的脉冲冲击以后,虽然会逐渐重新恢复稳定,但往往很难再原封不动地回归到过去的稳态上,更多的都是出现新的稳态。

  如果说以“五胡乱华”为开始的三百多年南北朝乱世开始前,汉族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状态,那么南北朝时代的胡人兴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脉冲,南北朝结束时这个脉冲逐渐过去,整个系统也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稳态,新的稳态也就是新的民族自然会应运而生。

  当然,新的民族是叫做“新汉族”还是“新匈奴族”还是“新鲜卑族”还是“新X族”,又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好歹隋唐的君主都信誓旦旦声明自己是“汉人”了,似乎这个“新汉族”的定性总是确然无疑的。简单一点儿说,在新的民族里,源于汉族的性质至少在五成以上或更多吧。

  从“天时”、“地利”这一自然环境上讲,各路“胡人”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出身,当他们跨过15度等雨线以后,就进入到更加适宜农耕生活的地区。“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在这里是没用的,即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他们还能保持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时间稍久一点儿,便会在大自然的无穷力量之下转向农耕定居的生活。

  从“人和”这一社会环境上讲,汉族的文明经验本根植于农耕,就比游牧民族的文明经验更适合“中国”的主体自然环境。同时“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也已经产生出一个巨大的旧汉族人口数量。相比于所谓“乱华”的那一批又一批胡人而言,在“中国”的环境下,汉族有着质和量上的双重优势。所以总体来说是胡人向汉人转化,产生的新民族是“新汉族”而不是其他什么“新X族”,那也是非常自然无可否认的事实。

  那么,不管李唐的祖先有着怎样的具体经历,都不妨碍最后得到的结果,即:他们是“汉人”,他们是“新的汉人”。

  在一种针尖对麦芒式的激烈争辩里,论者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否认李唐是汉族,要么否认李唐这个汉族之“新”——似乎都太过了。

  其实认真的史家最后还是走着一条“中庸”的路线,或者说“辨证”的路线,那就是:李唐一脉,以及整个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之主体,是胡汉合流的新汉族。

  所谓之“新”还有时间上“刚刚发生不久”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个胡汉合流的新汉族产生的时间还不长。那么,在人们的记忆里,“我”到底有多少来源于汉、多少来源于胡,还是比较鲜明的。“我”到底是胡还是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争议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争论争论李唐到底是陇西李、杂胡李、赵郡李、父系算来母系算来到底有几分之几的汉人血统胡人血统,应该也是有一种意义的。

  这个争论,实际上唐初本来就发生过。

  因为新的稳态还没有完全固定,即需要一次小小的选择和进一步大力地培养,亦展现出可变化的开放境界和不确定的未来远景。蓬勃清朗的朝气由此而发,建大功大业立千秋典范的机遇亦正在今朝。

  因此,对那些有雄心、有野心、想立功、想扬名的人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有福的。

现如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连富三代才能成就贵族”,那么李唐的李家传到李渊,抛开可疑的家谱背景,正好阔到第三代。那么李渊和他的儿子们,至少算是符合基本标准的贵族。或者反过来说,他们才“刚刚”富到第三代富过第三代,还真是贵族里的一群菜鸟啊——应该说,关陇贵族集团,正是那个时代里的一群“新贵”。

  在隋唐之交的时代前后,中国的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贵族社会。当时的贵族虽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直接分封割据的一方诸侯,也是豪强乡里名重天下的世族门阀。而天下世族,在此时又可一分为三,如以隋杨李唐之关中本位的视角来看,即是:关陇旧家、关东(山东)高门、江南华族。

  三分的世族本源于南北朝末期三分的天下。南北朝号称“南北”分割,总体局势本是黄河流域的北朝和长江流域的南朝的对立。然而,在南北朝末年的最后近半个世纪里,一度出现一个对历史影响亦非常深远的“三足鼎立”。当时本来已经统一黄河流域的北魏衰落并且分裂,形成了“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的在黄河流域东西对峙局面。其中,“关陇旧家”源自“西魏-北周”,“关东高门”则主要在北齐一系里延续发展,“江南华族”则在从长江流域陆续北归。

  “江南华族”应该算是最古老和最纯正的汉人世族吧,他们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期大举南迁的汉族士人,秉承了汉魏以来的传统,文化高妙文明博大。

  江南,就地域上来说指长江流域,其中心地区主要是长江下游的建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长江流域的地理情况并不太适合军事对峙,尽管有长江这一条大江作为屏障,但守卫长江流域却不能光守大江。上游的巴蜀地区(四川重庆)、中游的荆襄地区(湖北湖南等)、下游的江淮地区,都是长江流域的政权必须争取的中间地带。并且北朝南下进取这些中间地带,比南朝南上多要容易一些。中国几千年来,只有一次南并北的成功例子,其他都是北并南,绝非偶然的因素。

  同时,这时候长江流域的经济生产还不够发达,尽管前有东吴后有南朝的几百年开发,但所谓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现象还要推迟到宋代尤其南宋才会真正出现。所以在隋唐之交的时候,说什么“南方”如何如何发达重要,都是没边儿的话。

  江南华族的优势集中在了文化上面:旧汉族的文物在他们那里得到传承,新引进的思想也在他们那里发展得最好。中国传统的儒家和诸子也好,最早仅仅是一个“胡教”的佛教也好,都在南朝得以最优秀的继承、发扬和改造、同化。又及诗歌、文艺、语言、文字等各项社会科学的大宗小学,都在南朝有着划越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最为当时“最正统”的汉人贵族集团,南朝世族士人并没有特别情绪化地排斥过“舶来品”,佛教或曰印度文明对南朝文化氛围的影响深远弗界,其中有功用过,但就连最正统的汉人也不复是旧汉族的翻版了,又何况其他?

  作为始终如一的文化贵族,江南华族在军事上相对另外两家来说是比不上的。当然,在三百年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不同的情况,但是这里所谈的是总势暂不论细节,而且我们尽量把视线集中在靠近隋唐的时间段里,免得生出太多枝节。

  江南华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他们和南方本地人民之间,有一个用了三百年也没有填平的巨大鸿沟。作于南北朝末的《颜氏家训》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当时南方的贵族们,依旧说着当年从中原带去的“洛阳音”,而大量源于南方本土的庶族和平民,日常用语是南方的土话方言,以致于一个人一开口,你不用去注意修辞文法的高下,直接听语音就知道这个人是贵族还是庶族。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最基础的一个工具,使用的语言上的差异,往往预示着在思想和社会生活上的隔阂。因此南朝贵族和南朝乡里的“血脉联系”,多多少少是要打一些折扣的。

  实际上我们还发现,随着不久以后的南北统一进程的发展,江南华族“北归”的现象很明显。才不过几十年时间,到李唐兴起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江南已经不剩多少有根基的大族了。“北归”后的江南华族再一次离开乡土,很快就融合进北方另外两大贵族集团之中。再往后李唐中衰以后,地方上强大的割据势力都没在江南出现,反推回唐初,江南的力量只由更弱。

  “关东(山东)高门”则几乎可以说是南北朝遗留下来的“综合实力”最强的世族门阀。

  “关东”又作“山东”,和今天说的“山东省”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关东(山东)地区泛指潼关和崤山以东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黄河上游的“关中”地区相对应,主要包括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这一大片地方。其核心地区,在当时就是河北的邺城和河南的洛阳。

  从军事上看关东的地理情况不算差,也不算很好。

  从好的方面来讲,把关东之地全部联在一起,它们是可以构成一个自成屏障的地区。其中多山的山西和山东在军事上是关键——因为河南作为中原之地交通方便,河北更基本上就是一个地势平坦开阔的大平原,都是难守易攻之地——拥有太行、太屋、吕梁、中条等几大山脉的山西在河北之西河南之北一挡,就挡住了大半关中过来的攻势,而山东中部和南部也有意大片浅丘山岭,有效地起到俯瞰和阻遏江南淮河势力的作用。同时河南呢,倒也不是完全的通途,其西、南方向也有或浅或厚的山脉,从而亦可比较有效地吸挡关中南遏荆襄。

  从差的方面来讲,要守住所有这些屏障,拉出来的范围实在太宽了些,战线也未免太长了些,相应地一不小心被人突破的几率就增大了不少。而且地域广大之后,容易发生内部得分裂割据,从而使得关东屏障的整体效应无法发挥。从历史经验来看,战国时代关东六国各不统属,整个地区处于分裂的状态,所以无法有效地发挥整个地区的综合地理优势被强秦各个击破。至于南北朝末年,居于黄河中下游的北齐分明占据了整个关东,到头来仍旧成为战争上的失败者,则又有这复杂的原因,其地理上的战略优势略逊于关陇地区,也可以算作原因之一。

  但是,关东地区在经济上则比另外两个地区高出不少。前面说此时代尚未出现经济重心的南移,可所谓“地气东移”,却是南北朝末到唐朝的一个重大经济政治事件。黄河中下游有着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当时北方的自然条件也比今天优越,加上长期的开发同时又没有开发过度的人力,本是隋唐时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经济的发达、地域的广阔和人口的累积,自然会带来政治和文化上的发展。东汉几百年得政治文化中心就在关东,曹魏和西晋也是如此,三百年南北朝北朝的统一时期是北魏,其政治文化中心还是在关东。所以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积累不可说不厚实。

  尽管在“五胡乱华”时有许多汉人的大族避乱南迁,加上之后本地区战乱频繁,使得关东积累的“底气”受到很大打击,但是毕竟还是有不少人留了下来,并且只要稍一太平就会自动恢复发展。因此文化上关东高门也许比江南华族逊色一些,可也基本继承了汉魏的传统,是当时学术的北派大宗。

  另外,正因为战乱频繁,留在北方的大族建坞据堡、招纳流亡,为着自保的缘故壮大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所以关东高门一方面继续文化贵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引进了军事贵族的色彩。同时,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他们的传统是氏族制,也更倾向于贵族化的发展。在游牧民族政权汉化的时候,他们的军事贵族性质浓厚的部落氏族酋长和汉族的世族大家结合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强势的贵族集团。

  老实说,若是关东高门就这么直接统一了天下,好像也该是理所应当的事。可是事实却非如此,也许是因为战争本身的严酷和可怕吧,本来已经统一北方的关东高门遭遇到一个纯粹军人集团的叛乱打击,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军事色彩最浓的关陇集团横空出世,生生用战争的利剑成为这一三百年乱世的最后胜利者。

  所以,“关陇旧家”,在三大集团里,奏出的是军事的最强音。

  关陇,从地域上来说指今天陕西、甘肃、宁夏三省构成的“关中陇上”地区。

  从军事上讲,这一地区是最适合作战的。关中素有“四塞”之称,中部一块渭河平原在四面山岭、大河的包围之下,北有高原南有秦岭,西挡陇山东阻黄河。这样的地形适宜于战争,因为四塞就易守难攻,在长期对峙里有着先天的地理优势。翻过陇山到了陇上,就进入胡汉分割的边界线,多民族杂居地区民风剽悍勇猛,亦给关陇集团带来一批批悍将猛士。

  在经济、人口、文化上来说,关陇地区倒没什么优势。可是当时中国的总人口还不算太多,土地的过度开发现象也不是太严重,所以咬咬牙,关中中部的渭河平原大致还是能够提供统一“天下”的物资需求和人员需求。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关中入巴蜀相对容易,加上巴蜀地区一般来说抵抗意识不浓,占据关陇的政权一旦拿到巴蜀,就可以得到天府之国的物资支援。当然加起来也未必有经济优势,可能够够用就好。只要经济能够支撑,再好一点儿也未必能够提高军事力量。甚至经济和文化的发达,是有可能削弱军事力量的发展的。

  关陇“旧家”之“旧”是站在关中本位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呢关陇集团比起另外两家来一点儿也不“旧”,实在是“新”得过分。这一个集团,完全是在“西魏-北周”的圈子里产生发育成长起来的。

  北魏末年大乱的直接作俑者,是一个纯粹的军人集团。当时已经基本汉化的北魏早已失去对草原的控制,所以北方草原上新起的游牧民族柔然成为北魏的巨大威胁。为了防备北方的边境,北魏设置了“六镇”。在长期的边境战争里“六镇”形成一个松散的武力集团,因为种种不满和北魏中央逐渐腐败衰落等等的缘故,拥有强大武力的“六镇”闹起了“六镇之乱”。

  这一场军事叛乱葬送掉北魏一朝,可以称之为六镇军阀的一批人分别以高欢和宇文泰为首,把北魏一分为东魏和西魏两半,后来两人的子孙各自搞了一次“禅让”表演,便演化位北齐和北周。

  按说这两拨人初起的性质十分相似,都是比较纯粹的军阀。可是他们后来的发展却很不一样。

  占据关东地区的北齐,境内的政治基础力量是北魏传承下来的关东高门,所以北齐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有许多优于北周之处。有趣的是高欢一脉虽然仍然秉承可以说野蛮的武人色彩,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军事集团。如果相信正史的记载,北齐皇室是相当野蛮,其武风之浓烈似乎还在北周皇室之上。可另一方面这种色彩与北齐的关东高门是格格不入的,毕竟山东高门依旧以文化贵族为底蕴。所以北齐皇室的“野蛮”让人觉得野蛮得没有章法,更多是皇室的家族行为。

  或者更简洁一点地说,北齐空有一个军事背景浓厚的起点,却没能象北周那样制度化地建设出一个军事贵族集团来。

  占据关陇地区的北周,境内却没有太多有力的政治力量。那个时代,关中不做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很久了,不免有被边缘化的情况。所以关陇本地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强有力的名门望族。比如就说陇西李氏,他们本来吧应该是在关陇的,可实际上呢“正牌”陇西李氏早已在北魏时期迁居关东,早已不在本地了。虽然也不是说关陇就一点儿当地豪族没有,但这些豪族基本上地位不高,文化影响力也不大,而且他们的军事色彩多也十分浓厚。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真空”的状态,给了北周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宇文泰带来的这一票军阀,依托北周的军事体系府兵制,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军事贵族集团。

  府兵制的源流我们这里不去追究,单来看看西魏-北周的府兵体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西魏-北周的府兵体系,将其拥有的军队分为“队、旅、团、军”这样的层级。其中“队、旅、团”等基层中层组织不论,到了“军”这一级,实际上又分为三个层次:

  所有军队被划分为“二十四军”,由给二十四个开府将军管辖。然后每两个开府将军上设置一个大将军,于是二十四军合并为更大的“十二军”,由十二个大将军管辖;每两个大将军上设置一个柱国大将军,于是十二军合并为最大的“六军”,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管辖。另外,当时还没有篡位的宇文泰自己统领一切军队,也顶着一个柱国大将军的头衔,他又为了表示一下对魏室的忠诚,让一个西魏宗室亲王也顶着一个柱国大将军的头衔,这样一来,柱国大将军就有八个。

  此即为关陇集团自傲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的源头,尽管后来“柱国、大将军”这样的名目成了赏人的虚衔不再那么宝贵了。但要说到“八柱国家”,则专指最初担任“柱国大将军”的那八个人的后裔,“十二大将军”亦是同理。

  “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确实也是南北朝末到唐初关陇集团的核心重镇。北周宇文家族是八柱国之一就不说了,杨隋起家的是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李唐起家的是八柱国之一的李虎。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武力强大自有当时的历史给他们作证,从北周到杨隋到李唐,这些证据真是不要太多。

  然而在文化经济制度方面,关陇集团的弱势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使得他们在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的同时,迫切需要从关东、江南吸收大量的人才来为各项建设事业服务。并且,南北朝的分裂使得隋唐时代的贵族集团三分,统一以后自然面临着大家重新合流的需求。

  这时候江南华族和关陇集团的互补性要相对好得多,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很大,尤其随着江南华族的“北归”和脱离江南乡土,其对统治者造成的威胁小得多。倒是关东高门,他们的综合实力其实最强,和本地乡土的结合程度又高,武力亦颇为不俗,因此将在不远的未来,关东的世族即有给新王朝提供助力的一面,同时也是一个让隋唐两代统治者头痛同时又绕不开的问题。

到李渊这一辈,李家还保持着比较纯粹的关陇集团本色。因为在他这里,关陇集团也不过刚起步没多久。

  李渊的母亲,和有名的独孤皇后是亲姐妹。独孤姐妹的父亲独孤信,也是八大柱国将军之一。

  关于独孤信,人们记忆得最多的,似乎不是他的军功而是他的风采。传说独孤信是那样一个仪表俊美、风度翩翩的男子,即使在军中也“好自修饰”,服饰与众人很是不同,因此得到“独孤郎”的美称。后来他做秦州刺史的时候,有一次出外打猎回来,大约因为马上颠簸,入城的时候头上的帽子微侧,竟也别有一番气概风姿。于是第二天人们上街,发现许多官吏百姓都歪戴着帽子,纷纷仿效他们昨日急见到的风景。“侧帽风流”从此成了美男子的代名词,尽管在史书里,这个故事本来想说的是独孤信政绩斐然深得民心。

  其实,就连“独孤信”这个名字,都是在那以后才有的。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因其为秦州刺史“信着遐迩”,名誉很好,才被北周的太祖宇文泰赐名为“信”。

  不过,“美丽”也应该是一样很有用的资产。独孤家族“一门三皇后”的传奇,会不会多多少少也和独孤信那“美仪容”的遗传基因有一点儿关系呢?

  独孤信自己是美男子并且那么注重仪表,想来他娶得妻妾也必须是美人。那么,他的女儿按遗传学来讲,长得漂亮的机会应该很大。所谓“一门三皇后”正是指独孤信的长女、第四女和第七女,分别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宇文毓、李虎的儿子李昞和杨忠的儿子杨坚。其中宇文毓和杨坚都是正正经经做过皇帝的人,他们的正妻不消说也是正正经经的皇后。只有李昞这个没福的人,托儿子和孙子的福气,做了一把追赠的皇帝,所以他的妻子也就有了一个追赠的皇后封号。

  世人多以此为“美谈”,可细细思量,这却是让人多么悲哀的一个“美谈”啊!

  三个女儿,三个朝代,三位皇后——不过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连着换了三朝天子,如果说“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一个朝代轮替,下面又有掩埋了多少枯骨呢?三个朝代兴亡,这个数量岂止区区万骨?

  至少风流绝代的独孤信自己,就成了埋在别人脚下做垫脚的一具骷髅。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宇文毓,宇文泰去世以后由他的儿子来正式“篡”掉了名存实亡的西魏的皇位。不过“篡位”以后的宇文家的皇帝日子不好过,因为宇文泰死得还嫌早了点儿,他的儿子们年龄不够大,大权旁落到宗室兼托孤重臣宇文护的手里。

  这时八柱国之一的赵贵表示出对宇文护专权的深深不满,他倒不是为宇文泰的儿子打算,其思考思路大约只是:要专权也该我来啊。

  于是,独孤信蹦了出来,和赵贵谋求联合共同对付宇文护。

  可惜,独孤信所为的,只怕也不是单纯地为老朋友宇文泰保护其子的地位。

  独孤信的女婿宇文毓本是兄弟辈里的长子,不过他是庶出,按中国人的成法,没有被立为宇文泰的“世子”似乎是正当的。可是在这个纷纭的乱世里,宇文毓的年长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嫡子宇文觉当时甚至不能算成年,乱世从权立年长的宇文毓也自有其道理。然而宇文泰在立世子时曾经召集权高位重的“西魏”大臣们来商议,说“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这里的大司马正是指独孤信。宇文泰既然都这么说了,其实是早有准备一定要立宇文觉的,一番博弈下来,独孤信不敢当面对抗宇文泰,就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婿落选。这里宇文泰所说的那番话实在有些寒,其对独孤信的不信任十分露骨。而宇文毓之落选,是否正因为他是独孤信的女婿呢?

  实际上独孤信和赵贵很有几分相同之处。宇文泰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他们这伙人的头目,他们本来分别是北魏大将贺拔胜、贺拔岳兄弟的手下,其中贺拔岳的实力还强过其兄。只是贺拔岳一不留神被同僚侯莫陈悦所杀,在一片混乱中众将群龙无首,原也有好几个选择。而宇文泰被推为为新头头,赵贵首倡其义。当时宇文泰还有一个很强的竞争对手就是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如李家的老祖宗李虎就跑去给贺拔胜报信。当时贺拔胜派手下大将独孤信前来笼络众人,结果据说独孤信却和宇文泰是至交,到了贺拔岳军中,反而支持起宇文泰来。这里面不知道有一些什么样的博弈、交易、考虑和判断,但赵贵和独孤信对宇文泰的拥立之功确实相当关键。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宇文泰的权势日益巩固以后,这帮子跟着一起权高位重的老兄弟就显得反而有些不可靠了。一方面宇文泰把他们封为柱国大将军,“八柱国家”在关陇集团里名头响亮,另一方面却是柱国大将军们不再直接统军,有学者认为根本就是被渐渐架空。而独孤信又拿西魏皇室的问题做文章,以致于出现独孤信之亲信柳虬弹劾宇文泰对魏室不够忠诚的事件,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

  所以,实在让人怀疑,这个时候跳出来协助赵贵的独孤信,对宇文家“居心不良”才是真的。

  唐人书写的《北史》和《周书》里,将赵贵的行为称之为“反”,对独孤信措辞则隐晦得多,那倒是他反要靠女儿的关系了。

  赵贵和独孤信斗不过宇文护,其实既然宇文泰早就在架空他们,那么他们的地位虽高权力实际上有限。于是赵贵失败被诛杀,独孤信“幸运”一点儿,“恩准”他自尽了事。

  然则宇文泰无法控制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儿子们如今又受制于宇文护了。不久,少年皇帝宇文觉和托孤大臣宇文护的矛盾激化。宇文觉的年轻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在这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他也被宇文护斗败,先被废黜后被杀死。结果风水一通乱转之下,独孤信活着的时候无法为女婿竞争到的位置,如今被那个杀死他的宇文护拱手送到宇文毓手里。

  冷酷地讲,宇文毓几乎应该感激宇文护。可是宇文护自然本不是为宇文毓打算才杀掉宇文觉,宇文毓也时刻恐惧着害怕自己根本继承不了什么父业,仅仅是在步弟弟的后尘。

  宇文毓的斗争也显得不够成熟,其中的一点就是:以当时的形势,宇文护权势那么大,宇文毓似乎很有必要先隐忍周旋,尽量让宇文护降低戒心。可是,尽管宇文护无可避免地会忌讳独孤家的女儿,宇文毓却不肯放弃他的妻子,即位以后拖了好几年他还是把独孤家的大小姐封为“天后”。是因为少年夫妻的真挚感情?还是因为独孤家的女儿美丽可亲让他爱慕至深?甚至因为他就是要争那么一口气不愿受制于人?或者三者都有?

  但不管怎么说,独孤家的长女没有福气享受丈夫的执著,她在立后以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她的品貌个性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在史书里只有简简单单几句话交待完她的出嫁、封后和身故。说得刻薄一点,当初她只是父亲和宇文泰博弈的一个政治棋子,在她嫁给宇文毓时两个老人家的矛盾已经很有些迹象了。而她丈夫对她的深情,也不知是真的情深还是仅仅为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不过这些似乎也不重要了,独孤家大小姐去世后的第二年,她的丈夫也在夏天被宇文护毒死。小夫妇俩合葬在一起,说起来真巧,他们的陵墓被命名为“昭陵”。当然,这个昭陵远没有许多年后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那个昭陵有名气。

  独孤信和他的长女、女婿就这么成了北周天下的弃子,未知这一事实对他的另外两个女儿和女婿有什么影响,至少史书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我们仔细地扫一扫历史的缝子,也许也能扫出一点两点东西来。

杨家的情况看来要好些,当时杨家的第一代杨忠还在。杨忠原是最初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里,表面上看来八柱国地位尊崇,可却有着被“拉上高位来架空”的一个趋势,所以杨忠领兵作战的机会远比独孤信和李虎等人多,建立的战功也更大。对于杨忠,宇文护是有所忌惮的。

  当时宇文护又立了第三个宇文泰的儿子做傀儡皇帝,这个新的少年皇帝就是周武帝宇文邕。和两个哥哥一样,宇文邕对宇文护的专权深为不安和不满,但和两个哥哥不一样的是,他选择了小心忍耐、等待时机。

  杨忠最初正是独孤信的部下,不过他表现得似乎更忠于宇文泰的儿子们一些,所以宇文邕在当上皇帝九年以后,曾想立杨忠为太傅,但这个提议被宇文护否决了,原因是宇文护认为杨忠不肯依附自己。不过杨忠的功劳、势力和声望,让宇文护也不敢对他作大动作。到杨忠去世的时候,宇文邕和宇文护都亲自临视关怀,同一个行动里所包含的不同心情,一定差异很大吧。

  杨忠的儿子、独孤信的女婿杨坚则更加不受宇文护待见,《隋书》的本纪里说宇文护对杨坚十分忌讳,甚至几次想害杨坚,这当是在杨忠过世以后的事。杨坚靠韬光隐晦和别人说情,倒也熬了下来。

  李家的情况则非常模糊,作于李世民时代的《周书》、《北史》等史书,看来都不原意对李家过去的事情讲述太多。李虎留下的事迹还多一些,李昞就简直是一张白纸。

  李虎的生平唐人记载很少,倒是后来到了宋代,大概忌讳少了,又还有不少资料留存,从而再宋人所做的《册府元龟》里,却给李虎留下一个比较详细的传记。这个传记告诉人们的是:李虎在“西魏-北周”的日子,未必好过。

  关陇这一支人马,最初本在贺拔兄弟统率下。李虎在贺拔岳手下做“左相大都督”,地位似乎还在宇文泰之上。正如前面所说,贺拔岳被杀死,李虎并没有一幅忠心热肠眼光独到地去推迎宇文泰作新头头,实际上他拔腿跑去找贺拔岳的兄弟贺拔胜,劝贺拔胜赶紧来把这一票人拉拢住。只不过贺拔胜很没用,众人最后推出的时宇文泰。到这时候李虎才试图回去,又被对头高欢抓住,幸好当时高欢和魏帝之间快要闹翻,魏帝才放了李虎让他去找宇文泰,为自己摆脱高欢的控制准备路子。

  这么几个周折下来,宇文泰又如何能把李虎当心腹看呢?

  其实就算赵贵、独孤信这些当初一力支持宇文泰的人,也因为他们是贺拔旧部中权力和影响太大的“老兄弟”,后来渐为宇文泰所忌。李虎又如何能逃得过这个游戏规则的无奈?其实也很难说宇文泰是心黑手狠对老兄弟不地道,这是权力斗争和中央集权的双重必然,是游戏本身的规则,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宇文泰自己也控制不了的必然发展。

  所以李虎因他本在贺拔岳军中的地位,成为了八柱国的一员,他的名誉头衔是三公之一的“太尉”。可在实际权力上,李虎后来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大战,也没有再立什么大功。他的明升暗降的架空之势比其他几位柱国还更加明显,毕竟另外五位柱国看来都更有眼色一点儿——赵贵、侯莫陈崇议立宇文泰、独孤信奉贺拔胜之命过来却反头支持宇文泰,李弼本跟着害死贺拔岳的侯莫陈悦可慧眼识宇文临阵反了水,于谨就更是给宇文泰出主意拿下贺拔岳遗产的谋士——看来李家的老祖宗在站队押宝上,到底逊人一筹。

  不过,李虎死在宇文泰之前,他的年纪说不定比宇文泰还大些。因此到了宇文护执政的时代,李家已经过渡到第二代李昞的时候。

宇文护对李昞又是怎样一种心态呢?我们更加不清楚。有可能反而因为李家被“明升暗降”了这么些年,宇文护觉得李昞不是一个威胁了。李昞在史书上留下的唯一两个记载是:1、他在北周担任过“安州总管”的职务;2、在周天和六年,他从大将军晋升为柱国大将军。

  当时大将军和柱国大将军已经是一种虚饰的荣誉头衔,不过能够晋级,总说明李昞当时混得不算差。和他同时晋级的还有一批人物,其中有第一代里地位略低的几个大将军,也有第二代类似于李昞的八柱国子弟。看来也是一次例行的封赏,但是能在例行封赏里平平安安过来,对李昞来说也不错了吧?

  倒是安州总管这个职务还有点儿意思,因为在当时安州这地方可不好玩儿,乃是位于北齐、北周和南陈三方交界的边境前线上。

  安州是今天湖北的安陆,湖北的地形,沿长江一带有一个江汉平原,平原除了南面是长江,东、西、北三面都有山地,安陆就在北部靠山的位置,适合做一个战略要点。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时北周和陈朝在江汉平原上打得天昏地暗。

  对于长江流域的政权来说,要守住江山最好占据三大中间地带,即:长江上游的巴蜀、长江中游的荆襄地区和江汉平原、长江下游的淮河流域。本来之前割据江南的梁朝倒是占住了这三块儿地方,可梁朝变乱以后,北方的北周北齐一面彼此对打一面都赶紧来抢地盘。一来二去,西魏-北周不仅抢到了巴蜀,其前锋一直突破到了江汉平原上。至于东魏-北齐就抢到了不少淮河流域的地盘。说起来,陈朝也真是可怜。

  抢下巴蜀的正是独孤信,而进军江汉的是于谨和杨忠。往前推一点看,进攻江汉的跳板荆州,早一点的时候是在贺拔胜掌握之下,贺拔岳死后李虎本来想投靠的人正是他。荆州一度被东魏攻取,将之夺回的又是独孤信,独孤信原本也是贺拔胜的人,同时杨忠那时还在独孤信麾下效力。在这里我们似乎看见一个隐约的线条和关系网,北周在荆襄江汉地区的势力基础和独孤、杨、李三家颇有瓜葛,甚至有朋友曾著文怀疑是否在关陇集团中存在着一个松散的似有若无的“荆襄集团”。因此李昞之为安州总管,是否正与此有关呢?

  往后看,提到关陇集团的李唐人们自然地就会想到陕西啊甘肃啊等等,似乎象湖北这样的“南方”和他们是没什么瓜葛的。但实际上李唐在此的源泉虽然还是说不上非常深厚,可是也并非全无关联。至少从现有史料来看,在未来李家想唱主角的时代,他们在这一地区确实找到了一位有所帮助的坚定同盟。

  当时北周在荆襄江汉的形势不容乐观,其实很有些危险。这个地区的北部过去就是中州河南,北齐和北周在那里打得也十分惨烈。这个地区向南则隔着长江有陈朝虎视眈眈,对陈朝来说实在也很想抢到这块缓冲地带。

  北周天和二年,陈朝内部的一场内乱导致了北周和陈的一次大战,史称“沌口之战”,交战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武汉,交战的结果是北周大败。那时正是李渊出生后一年,未知李昞是否当时已经是安州总管。再往后双方在江汉平原上你来我往各有胜负,李昞任安州总管时当地也说不上是个太平地方。

  但是,如果按史书的描述,当时李昞的家人也被他带到了安州,其中包括他的幼子李渊。

在历史的印记里,李渊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一出场就已经老去的角色,至少在他终于熬成主角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不过李渊当然和任何旁人一样,有一个童年,也曾经是懵懂无知的稚龄童子。许多年后李渊给一位家居安州的老友许绍写了一封信,信的主题自然是试图说服许绍投靠新兴不久的李唐。按史书记载,许绍在李昞任安州总管时和李渊小朋友同学。信中李渊这样写道:“昔在子衿,同游庠序,博士吴琰,其妻姓仇”——不知道成为被大唐天子当作回忆对象的吴师傅和仇师母,当年有否为所教的学生头痛过,那个时候的李渊是否象许多那样年龄的顽童一样,伙着他的小学同学们,带给他的师傅很多哭笑不得的麻烦。

  即使有,这样的童年对李渊来说大概也维续不了多长时间。北周的天和七年,李昞去世,一般地来说,这种事件对七岁的李渊当有不小的冲击,尽管他未必能够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史书没有明确说过李昞过世的原因,按李昞的辈分和妻、子的事迹年龄推测他的年纪,应不是年老而死的正常死亡,或者是疾病吧,毕竟那个时候的医学并不昌明。

  北周的天和年号也在第七年结束,改元对于一个朝代来说总是有一些缘故的。这一次改元的缘故,要说和李家也有一点儿关系——更确切地说,和关陇集团的所有人,都有多多少少一点儿关系。

  改元的原因是:权倾一时的北周重臣宇文护死了。

宇文护既不是老死的,也不是病死的。他是先被人从后面一闷棍打晕,然后另外一个帮凶再扑上来补了几刀给戳死的。这两个“卑鄙的谋杀者”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的天子和天子的同胞弟弟。

  天子和权臣,其势不两立。

  若是换作一部武侠的传奇的小说,这一场谋杀一定会变得非常精彩,刺客说不得也要表演出许多这么那么的“刺杀教条”来。但在真实中杀一个人有时候也真的很容易,拼的往往不过是一个谁想得到而已。

  天子宇文邕如今已经当了十多年温顺听话的傀儡,按这场谋杀里宇文护的表现来看,他脑子里根本没有宇文邕会动手的观念。实际上虽然也说宇文邕和几个大臣暗中商量过一些意向,可真正动手那一下子,他几乎没有动用任何人手。大概这才是宫廷政变的精髓,千军万马在这里面反而没有了意义。

  唐代书写的史书是以欣赏的笔触来描写这一场谋杀的,欣赏着宇文邕那简洁地简单的计划和过程:

  暮春的一天,宇文护例行公事地来给太后也就是宇文邕的母亲请安。临进殿门时,随同一起前来的宇文邕扯着闲话,告诉他这个堂兄说,最近自己母亲喝酒过量,让他很担心,所以希望堂兄帮自己劝劝母亲,一面说着一面还拿出一副事先写好的劝谏书,拜托宇文护来念给太后听——太后可以不给儿子面子,总不能不给宇文护面子吧。

  点头应允的宇文护,心情大约是非常平静而轻松的。他走进太后的宫殿,象通常那样获得了在太后面前坐着交谈的殊荣,倒是身为天子的宇文邕在母亲面前一直都是站着的。于是宇文护席地而坐开始说起喝酒的话题,而他的堂弟站在他的那里,拿起一把本来不过是一个装饰物的玉珽一闷棍砸下来。之后一直躲在房里某处的卫王宇文直跳了出来,补上几刀。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和动作,宇文护就糊里胡涂做了冤死鬼。

  暮春三月的节气应该很是可爱吧,窗外也许有柳绿花红,鸟鸣婉转。温暖而不炎热的和风里满溢的是清新的花木泥土之香,宇文护在高高的殿堂中一声高一声低地朗诵堂弟塞过来的文字。然后他就死了,到阎王那里被问起死因的时候,他肯定会说“我也真的不知道啊”。

  而宇文邕,从这一闷棍开始正式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圈。他在历史上的成就,却比“株杀权臣夺取政权的成功者”高出许多。

  其实属于宇文邕的治世并不长,尽管他也可以说做了十多近二十年皇帝,但抛开宇文护当权的时间,宇文邕真正管事的也就是六年多一点。不管他本人有多么的雄才大略,六年时间还是短了一点儿,不过这六年里,宇文邕至少做了两件大事:1、尊儒灭佛;2、消灭北齐。

  两件大事相比起来,尊儒灭佛最是宇文邕值得一书的功业。

  儒家在汉代被确立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官方正统,可是随着东汉的覆亡,失败的实践导致人们对权威的置疑,儒学也受到很大冲击。魏晋时代,对道家的研究大大发展,进入南北朝,外来宗教佛教的影响亦非常巨大,同时中国本土还在佛教刺激下产生了遵奉道家的道教。当然道教和道家其实不是一回事,并且佛教其实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亦深受道家影响。

  应该说这一变化有其必然性,儒学亦非万灵药方,它有其不及之处。比如夫子著名的“不知生、焉知死”和“子不语乱力鬼神”,被视作现实主义的优良语录。可反过来想想,人不仅生活在“现实”中,人其实也是生活在“未知”中。庄子有一个寓言故事里说,如果光论“有用”,那一个人站在那里,只有脚下的一小片土地是有用的,周围的所有土地都是无用的。可实际上呢,如果把周围那些“无用”的土地都挖走抛弃,脚下那一小片“有用”的土地还能支撑我们的立足点吗?只怕是很危险吧。

  “死”、“鬼神”是非现实之物,代表着人力难及的未知,用佛家的话来说就是“彼岸世界”,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来说似乎是没用的。过分注重未知和彼岸,也确实会导致人类与现实脱节——可人是有好奇心的,人是有求知欲的,人是有发展要求的,人的已知是在人的未知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正如庄子的寓言一样,现实世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那一小片土地,可是人类是天地间何其渺小的一个存在,人类的现实世界被广大的未知土地所包围着。探索未知和彼岸,不仅仅是人类心灵无法回避的一个问号,更是人类生存不可忽视的一个行动。否则,把“无用”的未知都屏蔽起来当它们不存在,我们的立足点真的就牢固了吗?

  确实,宗教探索的结论可能满篇谬误武断,但既然在这个思想体系里有这个漏洞缺口,那么就必须加以填补,即使你认为填补物很差劲不够数,但有一句话就叫做“坏品味也比没品味强”,所以一个坏的填补物也比一个空洞更容易让人接受。

  所以,实际上从一开始,人们就在试图修补孔子对人世之外的“天道”和未知的论证太少的漏洞。如董仲舒就找来了杂合巫术传统、在儒家也有一定根基的阴阳五行 学说,从而形成了昌盛于有汉一代的“今文经学派”的一大特色:谶纬预言。只是这一套巫术迷信色彩太浓,到东汉末年受到强烈置疑从而使得今文经学派衰落。之后学者的注意力转向义理更精深的道家和佛教,到宋儒继续发展儒家学说时,主要借鉴来补充儒学漏洞的就是玄学和佛理的内容。

然而,不能不说,宇文邕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却是:儒学所受冲击太大,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思想有过旺的势头。

  人生活的基本还是在“此岸”,人的直接立足点还是人世。主要精力是关注彼岸和非人世的宗教,就不免带来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大造寺庙佛像超过了那个时代农业经济的承受力,带来很大的财富浪费。又比如说上层精英分子沉浸在玄之又玄的清谈之风里,其处理实务的精力和时间都大打折扣。前者在北朝引起的问题最多,后者则在南朝造成的伤害最大。

  所以,儒学是有它的漏洞和不尽人意之处,它也许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可如果丢弃了儒学的官方正统地位,在当时来说实在也找不到另外一种思想来代替它。官方正统学术第一要指导的就是政治和行政,这是非常现实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儒学的现实主义和理性本色使它更适合做政治学的指导者。如果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学,那倒也罢了,但儒学既然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并获得崇高地位,反拿佛教来争夺“官方正统理论”的宝座,那是行不通的。

  另外,儒学和佛教的争夺,还含有“胡汉之争”的意义。佛教原产于印度文明,是以宗教为面目的外来思想体系,最初亦有“胡教”的称谓。不过,如前所述,正因为佛教所论的恰好是中国传统儒学所缺的,便在汉族士人中间逐渐引发了广泛的研究兴趣,传播南北并不以民族为限。事实上,当时对佛教义理的研究阐发,南朝的江南华族做得更多更好。到了北周的时代,江南的梁朝之梁武帝甚至以佛教为国教,又几次要舍身出家,引出一系列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被称为“闹剧”的故事来。

  关陇集团在一开始,应该是有“胡化”的倾向的。这一集团本身带有很强的胡人色彩,加上它是一个军功集团,亦是反汉人传统而行之的一个特色。关中尤其是陇上地区的胡汉杂居情况,北魏败亡的经验里鲜卑族汉化导致中央兵力衰弱,以及本来这就是一群军阀的事实,都是推动关陇集团“反动”变化的因素。

  从前期西魏-北周实行的政策来看,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就是给关陇集团的上层贵族们“赐姓”——全部改姓鲜卑部落姓氏。如李家就成了“大野氏”,杨家就成了“普六茹氏”。并且,不仅是将军们改姓,他们所统领的府兵也被要求跟着将军一体改来。这实在是一种回归游牧民族“部落制”的企图。

  宇文邕并没有撤销贵族们必须改用鲜卑部落姓氏的政策,可是抬出儒家这一思想文化的武器来大肆遵奉,就不可避免地弘扬了汉族的传统和文明。所以当周武帝在建德二年也就是他真正主政的第二年,规定“儒一道二佛三”的三教次序以后,也难怪后世的学者们会感动地说,他真是比南朝的汉人皇帝更正统的华夏文明的传承人啊。到了武德三年的夏天,宇文邕干脆下诏禁断佛、道这两个宗教,毁像焚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

  同时,更进一步,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军阀起家的军人团体,如今也开始系统而认真地考虑文化事业了。

关东和江南的世族不存在“缺乏文化”的问题。关陇集团却不同,他们的武人特性非常浓烈而本质。这一特性是他们在这个时代里非常独特的特色,也为他们屡次取得天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反过来说,军阀“马上治天下”就不太好了。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也有军人集团长期统治一个帝国的实例,但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的远古神话里,那些传说中的始祖——黄帝、炎帝、三皇五帝等等——都充满了文化英雄的气味。初民的神话是考察一个民族基本心态的重要参照物,现代心理学鼻祖之一荣格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那种东西,就是深深打在整个民族心灵深处的烙印,在人们有意识的思考中也许并不出现,却无形地左右着你的行为基础。世界上有好些民族的始祖英雄人物都是比较纯粹的军事领袖,但以文化英雄为始祖传说的中国人、汉族,则自有文化氛围极浓的社会环境。

  所以,其实不管宇文邕决定遵奉的是儒还是佛还是道,他开始考虑文化问题这一点对关陇集团的自身发展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宇文泰是关陇集团的创始者,宇文护时代虽有杀伐但大体保障了关陇集团的顺利生长,宇文邕则引导关陇集团真正走向政治成熟——对于关陇集团而言,宇文泰和宇文邕就是他们伟大的英雄,绝非虚语。就连宇文护,虽然他执政期间杀了几个柱国、大将军,但在初唐所作的史书中,却认认真真地说他“性甚宽和”,想想别的不说,就说杨、李两家,只要他们老实干活总的来说也没有受到什么牵连,独孤信被赐自尽后子孙照样承袭他的爵位——宇文护又岂是一个单纯的疯悖凶徒、跋扈权臣呢?

  宇文邕不仅开始系统而认真地考虑思想文化的问题,他选择的尊儒一路也吻合中国的发展大势,亦可见其目光远大之处。当然,因其时代的现状,宇文邕在深度和广度上所为不足,一杆子灭佛的做法也过于简单粗暴。但翻过隋代,他的思路在李唐得到继承那是没有疑问的。当然,以大唐文皇帝一名被后人追忆的李世民拥有更博大的资源和更充裕的时间,其在深度和广度上对儒学的发展、在三教辩证统一上的贡献,自有远过这位前人之处,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再多言。

如果说尊儒灭佛一举对关陇集团的成熟影响深远,那么北周对之后杨隋、李唐两代最直接的贡献,还是灭亡北齐这一重大军事胜利。

  说句老实话,宇文邕在这一功业上所作的贡献不算多,更象一个最后“摘桃子”的人。北周和北齐的对峙,是经典的黄河流域东西对峙的形势。从军事战略地理上看,北周的根据地是“关西”的黄河上游之关中陇上,北齐则拥有“关东”的黄河中下游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在这一种黄河流域东西对峙的格局里,山西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战略要地,可以说,得山西者就拥有了很大的战略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光看行政图是不行的,军事地理主要谈论的是地形问题,如果翻出一本中国地形图就明白了:山西多山,其境内共有三条南北走向的大山脉,从西向东依次是吕梁山脉、太屋山脉和太行山脉。山区尤其是这种山岭厚实的大山里面,虽然也有道路可以走动,但地势狭窄危险,不利于大军团的展开,所以山脉总是军事行动的天然障碍和军事防御的天然堡垒。山西这一多山的形势,让山西成为东西对峙时双方争夺的焦点,因为夺到山西,凭借其易守难攻的地形,许多军事行动就方便多了。

  山西的重要性,对在关东立国的北齐来说还更明显。因为北齐的重要地区河北和中原都是平原,山西是河北的西部地理屏障。如果丢掉山西,那么河北等地的大平原再无险要可守,就成了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偏偏要命的是,从地理上来看,在山西争夺,从北周的关中出发比从北齐的中心地区河北出发容易一些。

  原来多山的山西也有平原,就是夹在吕梁、太屋两座大山中的汾河河谷。这个河谷有点儿像串珍珠项链,中间有的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开阔,从北往南峡谷和盆地相间而下可以分为三段:最北朔州有两个盆地;然后后越过一段很短的峡谷,来到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再往下又越过一条长长的峡谷雀鼠谷,就进入山西南部的河东平原。

  隔着黄河,山西的河东平原和陕西的关中地区遥遥对望。

  在宇文泰的西魏时代,关陇集团就已经拥有并巩固了河东平原的控制权。北齐也曾试图把关陇集团赶出山西,但没能成功,在这些惨烈的争夺战里,著名的有宇文泰时代的“玉璧之战”。

  玉璧在河东平原中部,这个平原其实不是非常平坦,其中部有一带小小的山脉稷山,玉璧当是一个依托稷山山势的壁垒。当时在高欢大军围攻下,西魏将领韦孝宽坚守玉璧五十天之久。最后高欢的大军阵亡七万余人,全军士气极其低落时,部将斛律金唱出《敕勒川》一曲以鼓舞士气,此曲当时是鲜卑语的歌谣,译为汉语即为“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曲调悲凉雄壮,后来传唱千古,比玉璧一战还要出名一些了。可是北齐到底是此战的失败者,高欢也在战场上发病,不久过世。倒是韦孝宽打出了名头,以此跻身一代名将的行列,后来成为北周重臣。在最开头的故事里那位韦挺,就是他的侄孙。另外,他的两个曾孙女都嫁给了秦王时代的李世民,其中尚有一点儿小小的传奇,也容后再说了。

  到了宇文护执政时代,他选择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举措,就是让宇文邕去娶塞外新兴的强大游牧行国突厥的公主,通过这场政治联姻,北周数次和突厥联合进攻更北一点的山西中部的太原,当时和突厥几次联兵的北周大将就有杨坚之父杨忠。不过北周虽有突厥从北面塞外的协助,却被北齐的并州(即太原)刺史段韶大败,说来真有点儿丢脸了。

  于是北齐也深感山西所受的压力,开始在这里加大了争夺力度。唱出敕勒川一曲的斛律金之子斛律光和段韶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争夺焦点已经北推,主要集中在河东到太原的雀鼠谷、吕梁山。在狭窄的谷地和险峻的大山里,北周、北齐来来往往打了六、七年之久。

  最后,在宇文邕执政的第五年冬天,逐渐占据了雀鼠谷、吕梁山各据点的北周终于大军北上,攻克了太原。然后出太原东面的井陉口,直下一马平川的河北平原,攻克在河南的北齐首都邺城,完成了灭齐战役。

  不过,北周之宇文家族的灭齐战役,其在战略部署和战役指挥上——有很多失败之处。

  其实之前北周东进的突破口,多选在河南洛阳。从关中平原度过黄河,向东北折上是山西,直接向东就是洛阳平原。在河南北周也很早就占据了东进洛阳的前沿据点,洛阳和关中之间隔着一片山丘地区即著名的崤山山脉,这里面的据点早被北周所有。之后北周还进一步攻占洛阳平原南部地区,一直打到荆襄,也就是说对洛阳平原形成了一个西、南半包围的态势。

  所以选择洛阳作突破口,原也不是不行。然而北周的洛阳攻略一直进行得很差劲,从宇文泰开始,到宇文护,最后到宇文邕,两代三主,在洛阳都打得十分难看。于是尽管北周较早开始就占据了不小的军事战略优势,还是和北齐对峙了二十多年时间,不能不说,其实很有点儿丢人。不过具体的得失问题这里先不多说,留到未来李世民出东都时再谈。因为在军事史上,李世民攻略中原那一战,乃是历代中原之战中不可多得的经典范例。有了李世民的成功做对比,我们才可以更清晰地看透他的前辈的失误之处。

  在宇文邕最后一战前,关陇集团也不是没有考虑过选择山西做突破口,前面就说过,宇文护执政时给宇文邕娶了个突厥皇后,其目的是为了联合突厥的力量攻打太原。结果那次作战的主其事者是杨忠,不管杨家把他们这位祖宗吹得多么高,很不幸的,他这次出战一开始就犯了错误。当时论者以为当率大军前往,独杨忠夸口说一万兵力足够,过分相信和依赖突厥援军的力量,同时北周也没有在河南方向对北齐作牵制,使得北齐援军奔赴太原。最后,杨忠的兵力即不足,联合的突厥人在攻城上本不在行,也缺乏为北周艰苦作战的意志决心,北周军在太原坚城下被段韶以逸击劳、痛扁一顿也是咎由自取加活该。

  甚至宇文邕的最后一战也没有得到多少军事史上的好评。一般的看法是,当时他率领大军北上太原,却忘了分兵牵制和防备河南,其实有极大可能被北齐“抄后路”。若非北齐当时上台了一个足够蠢的皇帝,宇文邕也差一点儿就真的被人干净抄了后路,铩羽而归。

  实际上,当时北齐的洛州(即洛阳)刺史独孤永业确实打算出兵抄北周后路,独孤永业也是一员能战之将,手中有三万甲士,如果他的计划实现宇文邕也就只能退兵。而且宇文邕确实因害怕独孤永业而一度退军,可笑的是独孤永业的奏章上去,北齐竟无人问津回复,遂使得北周得以专心攻击太原,并最后完成统一北方的战事。

  这也是所谓“天数”吧,宇文邕终于在他生命将终的前一年,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建立下统一北方的功业。

这里不能不提前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关陇集团在那个时代有着傲视天下的武力,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他们的军事水平已经成熟并达到顶点。这个时代正当南北朝之末,中国社会因胡人的大举进入和三、四百年乱世,发生了许多深刻的波动和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制度方面——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儒学和佛教的问题,也体现在军事领域。所以,在南北朝末年,中国的作战体系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新的作战要求,人们也在逐渐摸索新的作战方式。关陇集团在北周的时候依旧处于探索期,有失误是在所难免的,亦正如周武帝之尊儒灭佛,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探索,但具体做法简单粗暴不足师法。这里绝非要贬低周武帝的历史作用和关陇先辈的军事才华,作为开拓者他们是伟大的,作为探索者不可能不存在缺陷。

  同样,正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更成熟深刻的工作有待大唐文皇帝来完成一样,新的作战体系的建构也将在李家的小秦王手中臻于化境。这也叫做历史的机遇,本节先不多说,留待后面再作展开。
  
平定北齐以后,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宇文邕决定北上讨伐突厥。据说宇文邕对他的突厥皇后很不满意,也许因为这个女子是宇文护当初做主娶的,也许在北周有求于突厥的那段时间里,宇文邕自觉深受压抑。当然北伐突厥和那可怜的女子大约也没有很大关系,她本来不过是一颗被所有人利用的小小棋子。不过就在北伐的路上,宇文邕得病身死。随着他的过世,北周的国运竟然也就走到了尽头。

  李家在宇文邕的时代几乎无可说处,尽管这个时代对他们的影响应该不小。李昞早逝,李渊在宇文家的北周度过了七岁到十七岁少年时代,要他在这个年龄段上“大有作为”也太苛刻了些。至于李家其他人,现可知李昞有两个弟弟在北周也获得过比较重要的官位:一个是李昞的四弟李璋,为北周梁州刺史,在今河南开封地区;一个是李昞的七弟李蔚,为北周朔州刺史,即今天山西北部的朔州。他们的官位应该是北周灭北齐后获得的,但在伐齐战役里到底有无贡献并不清楚。

  倒是先李唐一步赢得天下的杨隋略有可说之处。宇文护时代杨忠已死,宇文护很不喜欢杨坚,总算宇文护被杀以后,杨坚倒得到宇文邕的好感。两次伐齐战役,他在北周派出的若干大军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没有记载他有什么特别贡献,好歹也无甚过失。当然,对于杨坚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和他个人在北周的“功劳”无关,而是他的长女做了宇文邕的太子妃。

  宇文邕的太子宇文赟,按史书的记载是一个很没皇帝样子的昏君。不过这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个年轻人只当了两年不到的皇帝就干脆地把自己病死了,也不知道是运气使然还是生活荒唐的缘故。宇文赟如果活得长一些,是不是一定会亲手把父祖的基业败掉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他死了,那就肯定要败家了。

  因为他的太子,是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

李渊十七岁时,他那位伟大的姨夫杨坚成了极不名誉的篡位者和极名誉的皇帝。

  若说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姿容绝代,结果害得人们对他的记忆多集中在他的外表风度上,往往忽视了他的功业才干,那么,杨坚应该没有这种烦恼。

  隋文帝杨坚据说是一个生有异象的人,按史书的说法就是:龙颔(龙的下巴)、额头五柱入顶(额头上五条很深的直纹贯通到发际)、目光外射(……灯泡眼)、上长下短(上身比下身长)——结合起来看,那就是一个外星ET。当然史书每每记载“异象”往往长得不象人,也不好太当真。可是其他的记载来看,似乎也是不利于杨坚外表的证据。据说陈后主曾让人带过一幅杨坚的画像来看,结果被吓得不轻,连连叫人把画像拿开不肯再看。

  杨坚的个性更是属于“不可爱”的那种,所谓“沈深严重”,“虽至亲昵不敢狎也”。这样的个性说不定和他的外貌也有关系。假如一个人长得比较“恐怖”,那么他的秉性也很可能真的就此“恐怖”起来。不愿意和人亲近,沉默寡言,甚至个性带有几分冷酷。

  一般认为,杨坚当了皇帝以后,猜忌苛察,其行事风格也真有几分冷酷。

  或许他也是无可奈何。

  “篡乱之易,自古无如隋文者也”,获得如此评语的杨坚能够坐上皇帝宝座,在大家看来,似乎也就是靠了他的女儿的缘故。杨坚的长女杨丽华是宇文邕的媳妇,是宇文赟的结发妻子,不过,却不是北周末代皇帝宇文衍的亲生母亲。所以,从血缘上严格地说,杨坚其实也不算在欺负自己的亲外孙。

  其实当时宇文赟胡闹,一共封了五个“皇后”,要说到这五个皇后的家族,除了杨家以外,另外就是尉迟皇后家势力最大。尉迟皇后的祖父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本身亦战功赫赫。但是宇文赟死时尉迟迥人在河北作相州总管,一时不在长安。如果当时尉迟迥在内不在外,杨坚是否能争得过他还是难说。即使如此,杨坚在宇文赟死后被召为辅政时心里还是十分犹豫,在同僚中他的声望并不算高,其时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功业和才能。

  召杨坚入主辅政的,是宇文赟的宠信臣子刘昉,史书上说杨坚开始还迟疑推辞,但刘昉一句话说得也绝:“你要做就赶快来做,你不做我自己就做了”。

  乱世无情,所谓贵为天子也没有什么性命保证,“篡乱相继”是人们给三、四百年魏晋南北朝下的一个注脚。从曹魏篡了东汉数起,司马氏篡掉曹魏建立两晋,五胡乱华后南北分裂,南朝东晋以降,宋、齐、梁、陈,几乎都可以说是一个篡了另一个,北朝按北魏算起,北齐北周亦可以被形容为魏的篡位逆臣。

  人们的忠诚心是如此稀薄,“你不做就我来做”,刘昉如是说着,在他们的眼里,宇文家竟然留下一个只有九岁的幼童,就好像把一盘大餐放在狼群面前一样。如果杨坚当时置身事外,那么他就会成为另一个尉迟迥,因为他的身份(太后之父)和杨家在关陇集团中的地位加在一起,很可能让想要专权或篡位的人坐立不安,那么杨坚就会成为一个被清洗的对象。

  在我被别人清洗和我去清洗别人之间作一个选择,是不是很简单呢?

  于是杨坚接过辅政权力,先找个借口召来北周宇文氏诸王夺取他们的权力,尉迟迥等在外不服的人也被一一派兵剪除。在这里,当初和独孤信关系良好的韦孝宽是出兵讨伐尉迟迥等人的干将。战胜尉迟迥等人以后,杨坚迅速地完成了篡位所有的种种花哨仪式,在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走完一切程序登上皇帝宝座。宇文氏的小皇帝和宗室,则被全部杀了个干净。

  如果和前代比一比,尽管是篡乱相继的乱世里,如此“神速”的篡位过程依旧让人瞠目结舌。至少前代的那些篡位者们,多要先花上许多年来挟持孱弱的“天子”建立自己的功业,很多人在第一代也不会自背篡逆的恶名,宁可把最后的临门一脚留给后人。远者如曹操、司马懿,近者如高欢、宇文泰。

  杨坚的“猴急”,或者说让他如此“猴急”的环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和情况呢?

  看篡位看得太习惯所以全都无所谓了?关陇集团一伙武夫做事就是直来直去(但无法解释宇文泰的情形)?贵族集团内部相对的“平等”思想反而比较浓厚,大家并不觉得皇室就比大贵族们高多少?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杨坚此时篡位的“轻松”,却带来了日后的许多“不轻松”。同时这一切,都将在李唐的兴起过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李渊是看着姨父这一出“其兴也太促”的大戏进入仕途的。当年十七岁的他顶着父祖传承下来的唐国公爵号,却并无多少实权,所有发生的一切,他除了看着以外,能做的大概等于零。
但是李氏家族里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光看不做。

  李渊的叔父李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杨坚辅政一事十分不满,并决心联合北齐诸王对付杨坚。李璋找侄儿李悊商量,李悊就把这事告诉自己的哥哥李安——李安、李悊兄弟,就是李渊的堂兄弟了——李安这时候却是杨坚的死党,就向杨坚告了密。于是李璋被杀,李安、李悊兄弟则得到了杨坚的重用。

  这场李氏家族的内部震荡,被记载在《隋书•李安传》里。有意思的是作于李世民时代的隋书列传里,一字不提李璋、李安、李悊其实是李虎后裔,是李唐的近支亲属。只有最后提到李安的儿子,有一句“子琼嗣,少子孝恭,最有名”。这才让人忽然留意到,李孝恭,可不就是李唐统一战争中平定江南那个赵郡王么?至于对此事的评价也颇值得玩味,尽管李孝恭在唐初也很有一点儿地位,可唐初史臣们对李安的按语充满了讽刺,文曰:“安、悊之于高祖(此处指隋文帝),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诛夷,大义灭亲,所闻异于此矣”。

  叔父和堂兄们的行为,对李渊有什么影响不得而知。但是,杨坚是他的姨父,独孤姐妹的感情看来应该不错,杨坚一即位,就让这个外甥为执掌御刀的“千牛备身”,也就是杨坚身边的宫廷近卫,那也应该是很信任李渊的表现。

  这时候的李渊,作为一个年方十七风华正茂的少年人,未知有怎样的风采。按《旧唐书》里的说法,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新唐书》则说得虽然简洁些却给了李渊一个“异像”,那就是说李渊“体有三乳,性宽仁”。

  不能不说,比起他姨父来,李渊的异像虽然不多,可真的是更加让人对古人的想象力一寒。三乳,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长才长得出来。如果从面相术的角度来说,身相论乳,多和子女有关。周文王传说胸有四乳,所以就有“百子”。那么李渊爸爸这个比周文王差一点点的“三乳”,是不是比喻他——呃,在五十多岁以后当上皇帝,还一口气猛生下十七个小儿子十四个小女儿的“光辉业绩”呢?另外,胸有三乳也许所说的是胸部宽大,亦即合于“宽仁”胸怀的气质描述。

  总之,这个时候李渊应该是一个精力体力很好,但个性总体来说温和宽厚的年轻人。当然,年少总免不了轻狂,至少此时的李渊还没有四、五十岁以后那种老成吧。况且关陇集团尚武好胜,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外,很难想象他们培养出来的子弟会特别文弱谦和。不过十七岁时的李渊,再年少轻狂,估计还是比许多同龄人老成些。

  一般来说,父亲早逝以后,如果母亲是一个性情温和到软弱的人,也可能在特别的溺爱下,把子女变成缺乏严父管教只有慈母放纵的狂妄小孩。但这显然对李渊不适合,因为他的母亲、后来被李唐追尊为元贞皇后的独孤夫人,是有名的性格严厉的人。据说她身体不好却经常发脾气,让侍候她的仆妇子媳都不敢靠近。个人觉得独孤夫人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只是个性要强些。当她的丈夫过世以后,大概才在长期寡居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严厉。人们说老寡妇都有些怪毛病,也是生理和心理的变故使然。严厉的寡母管教下,李渊想要多轻狂一点儿,估计也没那么多机会。

  不过,李渊在这个年龄上应该还是做了一件得意的事情,那就是他在神武公窦毅家凭优秀的射艺,一举打败数十竞争者,迎娶到窦家美名远播的女儿。

  窦家的这位小姐,对杨坚建立的新朝应该是深怀不满甚至可以说满腔仇恨的。

  窦毅的妻子,窦家小姐的母亲,是周武帝宇文邕的同胞姐姐襄阳长公主。襄阳公主生了下这个女儿,据说,窦家小姐是一个从三岁时头发就和身子一样长的美女。而且这小女孩还十分聪明,教她读《女诫》、《列女》等书,过目不忘。子女很少的武帝把这个外甥女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养在皇宫中,他宠爱这个女孩,和这个女孩对他的崇拜成正比。

  这个女孩的聪慧不仅仅表现记忆力强上面,据说更重要的是她“识大体”。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前面说过宇文邕不喜欢他的突厥皇后,于是窦家的小女孩对她舅舅说,舅舅应该勉强自己好好对待皇后,能得到突厥稳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统一天下。到时候,何事不可行呢?

  这一个建议,或者在让人们赞叹这小女孩的早熟聪明的同时,也有一丝丝不寒而栗。或者,“名教岂为我辈设”,一个生于贵戚长于宫廷的女子的这一点冷酷,才让她更适合生活在上层特权阶级的圈子里。

  但窦家小姐对舅氏的忠诚心,看来还是十分热烈的。在杨坚篡隋的时候,已经搬回家中的窦氏说过一段非常激烈的话语:如果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一定要为舅舅家里报仇!

  当然,在李渊和关陇的众多贵族公子前去窦家求婚事,他们一定没有听过窦家小姐在闺房里所说的那段可怕话语,只知道那女孩有多么的美丽,又有多么的优秀,还有多么匹配的家世。以窦小姐的有名的“聪慧”,这种不满是不会在当时公开地表露出来的。窦小姐的父母在这个时候自然也表现得对新朝无比恭顺,再说,窦家和宇文氏是有联姻,窦家的子弟也同样和杨氏有联姻,窦毅的一个堂兄弟就娶了杨坚的妹妹。当然,窦毅夫妇应该是更倾向于宇文氏的,虽然他们在窦小姐说出那段激烈话语时赶紧过来掩住女儿的口,却依旧觉得女儿果然了不起。

  于是,窦毅和襄阳公主觉得应该给如此不凡的女儿找一个不凡的丈夫,为此他们设下了一道难题给求婚的少年郎。

  按照各种描述,大约这道难题是这样的:窦家在一扇屏风的背后画两只孔雀,让人从正面射箭,如果能射中背后的孔雀眼睛,就是他们窦家的女婿。甚至从某些文字描述来看,窦家没有向来求亲的少年们说明孔雀眼睛才是两老私下确定的目标,只情着让少年郎糊里糊涂地射去。

  李渊是最后一个射的,他射中了。这个很可能比同龄人老成的少年,便很可能占了前面射的人的便宜。试想人人射来,最开始的人最不好把握方位,甚至根本不知道到底要射什么目标。但每个人射完后,窦家总得翻过屏风给人家看看成果,以及会有一些反应和表情。这样一来,有心的人就能从前人留下的射洞和每次成果的比较,渐渐把握住前后左右距离和窦家的企图。李渊沉得住气,李渊是有心人,李渊胜利了。

  很大程度上,未来重新争夺天下的新一轮乱世里,李渊的胜利也有似于此。

所以,在大隋的“开皇大业”里,李渊的表现相对平平,倒也在情理之中了。

杨隋的年号一共有三个,除了中间很短的四年“仁寿”以外,留在人们记忆里最深刻的还是文帝的“开皇”和炀帝的“大业”。

  “皇”,在金文里是一个燃亮的灯台形状,代表了光明。在当时人类的视野里,最伟大的光明莫过于太阳,因此“皇”在华夏文明里成为太阳神的代名词,再进一步日耀中天,对太阳的膜拜泛化为对“天”的尊崇,“皇”又成了天帝的名号。

  “开皇”,何其壮大的一种骄傲。

  隋文杨坚,当得起这一年号吧,后人敬仰着说道。

  在杨坚的时代,在北周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上终于拿下南朝,中国经历了三、四百年漫长的乱世以后,重新归于一统。在杨坚的时代,对草原上强大的游牧行国突厥进行军事打击和政治上的分化瓦解,终于使得突厥彻底地分裂为东、西两半,大大减小了北方游牧对汉地农耕地区的威胁。在杨坚的时代,中央官员体系得以重建、梳理和改造,秦汉以降的“三公九卿”制正式转变为隋唐之后的“三省六部”制。在杨坚的时代,还吸取北魏北齐的经济措施,进一步稳妥地继承和发展了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在杨坚的时代,亦遵循北周的军事传统,继承和发展了府兵制。在杨坚的时代,省并了州县,追查了交税户口。在杨坚的时代,关中建起一个全新的都城大兴。在杨坚的时代,据说,还出现了最早的科举制度。

  外国人曾经编撰过一部《世界一百名人录》,里面入选的中国人中,有一位正是大隋的开国皇帝文帝杨坚,里面并没有唐朝的皇帝。书的编撰者有他的理由:杨坚是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段政治社会形态的科举制度的创始人,这种制度又一直影响到现代,可以看作一切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也许杨坚做皇帝并没有李世民成功,但他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的先行者和开创者,他更伟大。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编撰者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前提却是杨坚确实是科举制度的开创者。很不幸,那位编书的外国人并非历史学者,而如今的历史学者对于科举制度之起源,更多地归于李渊。那这就成了后话,暂且不提。不过即使科举制度有所争议,杨坚也是许多相关制度和局面的开创者和发扬者,唐因隋制,总是没错的。

  如果说杨坚有什么缺陷,历代的看法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杨坚不重视思想、学术、文化的建设,在这方面他没有做过什么值得称道的工作。

要说杨坚完全没做“精神文明”的建设那也不对,至少他这个人相当佞佛,从杨坚的个人经历来看,据说他早年被一个尼姑抚养成人。从当时的时局来看,周武帝“灭佛”这一简单粗暴的做法大约也引起了一种反弹。

  于是杨坚的时代,修了不少佛寺,批准很多僧人出家,并且遵奉佛教传抄佛经,都可以算作一种文明建设。当然,中国最终确定的官方正统学术是儒家,佞佛的皇帝不管在佛学上做了多少工作,也要被鄙薄的,不会被视作正经的工作。况且杨坚修庙造像热心,在他的时代也没有对佛学义理和经籍作过什么系统的探讨、分类、整理、整合。也就是说,刻薄一点说,隋文在这里活象一个土老财,把热情都用在了一些低俗的迷信事业上,对于佛学的哲学理论发展贡献不大。对比一下前代同样佞佛的梁武帝,其理论钻研的精神劲儿,也比隋文强似许多。

  除了哲学思想学术以外,在那个时代里,精神文明建设的另外几个大头分别是:小学、史学、文学、目录学和百科知识。

  小学是指语言文字之学,于当时被视为思想学术的附庸和基础,因为人之思想的交流、“存储”和传播传世,总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隋代在小学上有若干重要成果,然而都是私人著述并未得到官方的重视。史学的情况也有似于此,当然正式的官方修史本自唐始,之前的朝代修史的私人性质都比较重。另外目录学、百科知识等,在隋文时代亦无可说之处。

  隋文对于文学倒有一些态度,南北朝以来的文学的大发展主要在南朝,杨坚认为南朝文学华而不实颇为鄙夷,同时要求人们只作有用的实用文,有着根本否认文学的倾向。文学之为文学,以情感人以美动人是其有别于应用文字的根本特点,南朝文学被目为中国文学之“自觉期”,固然有过分追求形式华美的缺憾,但是杨坚只知道“实用”二字的态度,却也显出了他的一种鄙陋。

  综合来看,隋文虽号为“文”,但就他的个性和作为来看,他倒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一点儿也不“文”的人。夫子所谓君子“文质彬彬”,强调君子当在“文”与“质”里追求平衡。可杨坚却是个重“质”不重“文”的,重“物实”不重“物虚”的,要说隋文时期没有好好做过正经的文明建设,确实不算过分。后面我们将隋的“文皇帝”和后来李世民的“文皇帝”比较来看的,就更可以看出这里面的巨大差异来。

  同时,我们前面已经提起过,在中国汉民族的民族潜意识里,“文化”在全民族的心灵底层,是最深的一个烙印。所以精神文明建设的高低,在汉民族的圈子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隋文杨坚的地位和口碑不能高于唐文李世民,自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二、隋文猜忌刻薄,大臣在他的手下日子不好过,活得战战竞竞的,同时他什么事都想抓在手里不原意放权,亦有违权力平衡的原则。

  杨坚欺负孤儿寡妇起家,人们说,而且他之前没啥大功劳在同僚里本不算特别出色,人们又说。最后,再加上一些似乎是天生个性的问题,隋文总怕昔日的同僚造他的反,所以对他们杀伐残忍,心存疑忌。并且在这样的前提下,隋文也不愿意下放权力,恨不得什么事都抓在自己手里。

  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首先要说,中国虽然号称几千年专制社会,但皇权的力量和范围总有一个限度,这倒未必是制度的缘故,而是一种自然的限制相关。因为不管怎么样,既然皇帝仅仅是一个人,那么他的能力总是有限的,真的能把一切权力抓在手里的皇帝从来不曾出现过。所以皇权亦总和其他的权力形成一个平衡体系,在相互的扶助和斗争中随历史车轮滚动向前。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作为一个贵族社会,和皇权平衡的是地方世族。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和皇权平衡的是官僚士人。不管是哪一种,他们与皇权平衡的直接途径都是那一套官员系统。因此皇帝和他的大臣的关系,不论是由制度规定的法律关系还是制度外的私人关系,是这一平衡系统的衡量器。

  在制度规定上,杨坚创建“三省六部”的目的,是减少大臣个体的权力,使得臣子手握的大权尽量分散,那么就容易被皇权所控制。这一点,倒是之前之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

  但不管怎么样,制度规定的法律关系一旦确定,那么官员从皇权那里应该分走多少权力就有一个定式。如果严格地遵循这个法律关系行事,皇权自然就会被限制。所以“法外之刑”成为皇权摆脱限制自做自为的一个手段,法外之刑越多,相应皇权就越猖獗。杨坚猜忌刻薄大臣,很多时候都是以法外之刑的面目出现的。天子一怒就可以当庭打死官员,这时候制度成为了一种虚设。

  另外,制度外的私人关系其实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内容。今天我们很重视“法治”,可在中国的传统来说,更在乎的是“人治”。这不能一棍子打死说是古人没水准。古人有古人的现实,在中国古代的环境里,很难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帝国范围内建立一个适应种种复杂现实的精巧细致的复杂法律系统,那样成本太高,经济水平负担不起。所以法律只能规定一些粗线条大框框,精妙的平衡和调整只能由文化、道德、社会习俗、亲情友情等等非法治的力量来完成。

  在“人治”的教条中,对于君臣关系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意思就是不同等级的君王对待他的大臣的态度不同。最了不起的天下之“帝”把他的大臣当作自己的老师,次一等的一方之“王”则和他的大臣作朋友,再次一等的一时之“霸”就把大臣直接当大臣,至于那些不中用的亡国之君只会把大臣当作仆役奴才。

  当然,现实的情况十分复杂,一个君主下面的臣子那么多,不可能人人都得到划一的对待,但是也确实可以有一个总体的趋势。杨坚的臣子恐怕没谁敢说一个“师”字,“友”也论不上,我们前面就看到,杨坚这人其实并不怎么交接朋友远在为帝之前就是一个对人冷漠疏远的个性。杨坚最倚重的大臣高颎原本是其岳父独孤信的故吏,很有几分“我家旧仆”的味道。并且杨坚动不动以暴刑加于让自己发怒的大臣,也很是不够尊重的意思。总的来说,尽管杨坚还不是“与役处”,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一个“与臣处”,也就是说,以君臣关系为标准的话,杨坚就是一霸王,即使他自有他不得不然的环境,格调仍旧不够高。

  而且,在隋唐之时的世族们还是很骄傲的,很看重这些“面子”问题。杨坚一心想要通过抑挫大臣来加强杨家的统治力量,乍一看也有一时成效,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固然无法改变和根除庞大的贵族势力,反倒种下整个关陇集团离心而去的种子。再往后看,无论是专制力量发展到多么极端的时代,应该说贵族也好官僚也好,士大夫们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保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所以对于强烈猜忌、打压他们的皇帝,总是心里不太舒服。并且,从国家的良性运作这个“大利”来看,皇权的过分膨胀会导致失衡和许多问题,就算是专制社会,人们总的来说还是能够意识得到这一点。

  所以,把杨坚的这些失误看在眼里的李渊,尽管也有着“篡位”的嫌疑,有着“大家原是旧同僚”的关系,其对大臣们的态度,就比杨家那两主好了许多。至于李世民更可以说是背着“杀兄逼父得位不正”的大罪名上台,但他在制度建设里对制衡的重视,在君臣关系中“与师处”、“与友处”的风度,则是不可多得的让后世士大夫们羡叹感动的榜样。

三、杨坚“惜仓廪而轻百姓”,国家的仓库里屯积了过多物资,从而造成经济的失衡。

  封建时代提到这个问题,多从道德角度来看。现在人们则注意到这一措施对经济平衡的破坏。

  杨坚的私人生活并不奢侈,然而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他的政府依旧显得“贪婪”。对人民来说,皇帝是把财富用来过奢侈生活还是堆在国家仓库里显摆,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都是从他们那里收上去了。简单一点来看,一直堆在仓库里比统治阶级花掉过奢侈生活还糟糕些,因为这意味着这一批财富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即没有用来消费也不能成为扩大生产的资本,等于大家白创造了这么一批财富,真叫作是毫无意义的剥削。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定的储蓄依旧非常必要。不过,似乎杨坚的物资储蓄真的太过了,这一点上他也给人几分土老财性格的感觉。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时代久远的史书无法留给我们可以量化研究的具体数据,只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定性描述可供参考,比如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隋代屯积物资的几个著名的国家仓库,里面的粮食财物一直花到唐高宗时都没花完。

  屯积屯积再屯积,隋代的物资储蓄已经大大超过了正常储蓄的范围,节俭之极的杨坚的另一面,是对财富的巨大浪费,巨大浪费又必然建立在对生产者的严酷剥削之上。到了隋炀时代,那么快就有满地流民,似乎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问题。

  杨坚这种土老财的表现,一方面有他个人个性的缘故,是否也有环境的影响呢?西魏北周的关陇集团从成立伊始,就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战争状态,加上其根据地地域相对狭小经济和财政相对困难,那么很可能整个关陇集团一直就习惯这种严苛的适合于战时的经济控制政策。尽量把民间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进行统一的调节,于是国家屯积、严厉管理、行政分配——好吧,我得说,可能读者会觉得这看着真眼熟。若说现代人也走过如此的经济政策弯路,似乎也不当苛责古人。

  不过不管我们苛责不苛责,对于杨隋来说,此一隐忧却是非常现实的失误,毕竟它的灭亡与之关系密切。

  对于李渊来说,这一切都是他观察的对象,在杨坚的这种种得失里面,李渊参与的依旧很少。两唐书里对李渊在杨坚治世的履历记载地相当简单,只有单薄的一句话:“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其中谯州在今天的安徽,地处淮河流域,原是北齐的地盘如今自然作为北周遗产被隋所继承。

  未知李渊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谯州刺史的,如果是在开皇初年,那么是否和隋灭南陈的战役有关呢?

  开皇八年冬天,杨隋正式展开对陈战役。当时陈朝的形势已经非常难看,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争夺中,最重要的是三大中间地带的控制权,即:长江上游之巴蜀、长江中游之荆襄和长江下游之淮河。此时这三大中间地带都已经落入隋朝手中,老实说陈朝确实没多少可争的余地。

  不过杨坚还是很小心地布置了一个大军南下多路齐进的战略,隋朝总共出动了五十多万兵力,分成西(上游)、中(中游)、东(下游)三大战区:西战区从上游出巴蜀,总指挥是信州总管杨素;中战区从中游出荆襄,总指挥杨坚三子秦王杨俊;东战区从下游出淮河,总指挥是杨坚的次子晋王杨广,由元帅长史高颎和司马王韶辅佐。在这里,皇子杨俊是中、西两战场最高司令官,杨素受他节制,皇子杨广是东、中、西三战场的最高司令官,杨俊、杨素受他节制。

  所以,全局的第一主战场在下游的东战区。如果李渊在此前后于淮河流域作谯州刺史,那么,他和这场平陈战役,应该有所关联。

  在演义小说里,李渊不仅确乎其然地参加了平陈之役,还威风八面抗拒杨广之帅令杀掉陈后主的宠妃。但事实上,杨广欲纳后主宠妃张丽华时,用“戮妲己”为辞砍了这个美女脑袋的是文帝重臣行军长史高颎,从此被杨广不满和忌恨的也是高颎,当时的李渊就算真有参加战役,哪有轮到他来咋呼的机会。

  平陈之役的时候,李渊23-24岁,他的表弟、未来把江山“荒唐”掉的晋王杨广20-21岁。这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收获。

  李渊在开皇八年喜得贵子,他的正妻窦氏为他生下了长子李建成。“建成”应该是“建功成业”的意义吧,国家新兴勃发的时代,作为皇帝的近亲和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主要成员,李渊再少年老成,那一份鼓动的雄心,应该在平静温和的表面下跳动不已才对。长子的名字即是对这个未来似乎理应继承李氏家门的儿子的期许,也是李渊对自己的一种规划和肯定。

  至于杨广就不用说了,作为平陈战役的主帅,二十岁的晋王殿下的功业和风光,在全天下又有谁能够比得上?而且当时三路大军攻陈,下游东路不仅是主战区,也率先取得重大战果,很快抢过长江以后对陈之都城建康形成夹击之势。之后,甚至没有等上游和中游另外两路前来合击,就由贺若弼一举决战打败陈军主力,然后陈朝大将任忠投降献城,战事结束。

  这等迅捷的胜利,首尾不过月余,实在叫人赞叹,至于其中的一些小小漏洞,似乎也是微不足道了——还是可以道一道的?

  当时下游东战区的隋军也大致可以看作三路:左翼贺若弼最先趁元旦节日、陈军防备松懈时渡江;右翼韩擒虎也在同时以同样的时机渡过长江;之后中军在杨广亲自率领下过江。本来,即使不用等上、中游的隋军汇合,这三路无论如何是应该互相配合前进的。但是中军被阻,贺若弼则贪功急进,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也没有做很好的侦察工作,就冒然以劣势兵力独力和陈朝前来拦截的大军决战,虽然决战的结果是隋军获胜,但实在很难看作贺若弼心有成算。如果不是运气好陈军处置混乱,那么贺若弼亦可能战败。战后杨广即欲治贺若弼的冒进之罪,杨坚以其功大未论而已。

  然则不论杨广此战有无漏洞,李渊并没有在开皇年间的南征北战中建成多大的功业就是更明显的事实。谯州刺史,是的,或者这隐约说明他和平陈战役多少有点儿关联,但没有任何记载显示李渊因此得到了什么荣誉。再往后,陇州是今天的陕西陇县,歧州是今天的陕西凤翔,都是京畿附近的要地,历任这两州的刺史也很光荣重要,不过似乎总还是欠缺了些什么,在杨坚那一系列大功大业里,直觉得李渊更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是李渊的个人能力平平所以难有表现吗?又或者是别的一些原因呢?隋文对原属关陇集团的旧同僚们始终戒心很重,李渊也是关陇集团中核心世家里最显赫的一员。于是,尽管他是隋文帝宠爱的外甥,可是始终在一种不低可也不算高的职位上打转,是否也有某种必然性?如果说作隋文外甥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杨家平白无故杀了不少关陇集团的贵族,却始终未曾杀到李渊头上。

  时间就那么一年又一年的过去,在这一年又一年之中,杨家的那位晋王殿下的声望和权势则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

  陈朝灭亡后,江南和岭南还有一系列叛乱事件,于是杨坚派杨广坐镇江都也就是扬州,算是督促杨素等人平叛。再往后,在对付突厥的战役里,杨广亦曾领军出击,虽然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就回来了,好歹也是一次出行。

  更重要的是杨广在这些年里越来越得父母的欢心,作为对比的,是他的长兄太子杨勇的失宠。

  那时候的杨广,是一个“美仪容、少敏慧”的青年。考虑到他父亲据说长得比较恐怖,那么他的英俊外表,八成是母亲独孤一族的遗传吧,不知道杨广的外貌,和他那偶像一样的外公独孤信有多少相似之处呢?

  但杨广的个性,看来还是更象他父亲一些。按《隋书》的形容,杨广为人“沉深严重”,只怕也不是个好亲近的人物。

  人们又说杨广是一个善于作伪的人,父母尚在的这个时候,他不奏丝竹,不近女色,独宠正妻萧氏。还作出和属下同甘共苦的表演,史书记载的是,有一次杨广出去打猎,天下雨了,左右给他送上油衣他不穿,说“大家都淋雨,我不能自己一个人穿油衣”。平陈之战时虽然一度想得到张丽华,但财物一无所取,亦是天下称贤。至于交接大臣,讨好后宫,亦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假的,人们说,鉴于杨广无人管束后的表现。

  真真假假,确实让人难辨。然不得不考虑的是,人们常常把开皇时代的杨家晋王杨广和武德年间的李家秦王世民,拿来做比。然后叹一口气说,李渊不肯废长子立次子,也是怕杨隋的悲剧再现吧。或者说,说起来李世民之所以是李世民而不是杨广,大约也因为他的前面已经有了一个隋炀帝。

  乍一看,他们真的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在杨广顺风顺水逐步向他的目标前进的时候,李渊一面安安静静地做他的这个刺史那个刺史,一面生下了五个儿子和六个女儿。

  除了在开皇九年出生的长子以外,李渊先后一口气生下的都是女儿,并且一共有五个,她们的名字没能流传下来,只能按《新唐书》的记载的公主名号来看就是:长沙公主、襄阳公主、平阳公主、高密公主和长广公主。其中可知平阳公主是窦夫人的女儿,另外四个女儿或为妾室所生。不过今天考古发掘的一篇碑文里提到高密公主是李世民的“同气姊”,未知是单指同父还是包括了同母的含义。

  有些小说家言里,硬把平阳公主处理为李世民的妹妹,实则也是不细查史书的缘故。史载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牵连到李承乾造反事件中,公主为儿子向李世民求情,李世民拜泣曰“以是负姊”云云。那么,只要《新唐书》记载的公主次序无误,这第五女都是李世民的姐姐,其他四人自然不会是妹妹。其实那篇和高密公主有关的碑文也说得很明白,四女高密就是李世民的姐姐。不过这五个女儿和李建成的长幼关系就没有那么清楚,大约平阳应该还是他的妹妹吧。

  在这五个女儿之后,开皇十八年的深冬十二月,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出生在陕西武功的李家“别馆”。当时很可能是在李渊从陇州刺史传到岐州刺史的路上,“别馆”云云,以李家之豪阔显要家世,在关陇两京等地别馆庄园众多,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李世民出生以后,李家一口气多了四个儿子。

  李世民出生时,按帝王需造神话的惯例,有所谓“两龙”在产房外游走三日。或说就是两条蛇,因为中国有以蛇为“小龙”的习俗。不过时值严冬,蛇也该去冬眠了,如果真有蛇在这天气里爬出来游走三日,那倒也真是一件怪事。

  之后,窦夫人连着又是两次怀孕,分别生下李渊的三子李玄霸和四子李元吉。两个同胞弟弟的年龄记载,却让很多人对李世民的生年产生了疑惑。李玄霸,《新唐书》载他死在大业十年,死时十六岁。李元吉则死在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死时二十四岁。那么反推回来,李玄霸是开皇十九年出生的,李元吉则生在仁寿三年。

  元吉的生年没什么问题,玄霸似乎有点点惊人。因为李世民既然出生在开皇十八年的年底十二月,那么窦夫人在下一年里就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弟弟吗?这种事情原不足奇,只要李玄霸生在开皇十九年十月以后就行了。

  可是另外的一些年龄记载的矛盾,引起了更多猜想:

  一、按《旧唐书》,李世民死在贞观二十三年,终年五十二岁,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按《新唐书》,李世民终年却是五十三岁,那样倒推回去他应该是开皇十七年出生的。

  二、隋大业十一年的雁门之围李世民应征赴援,新书记载他的年纪是十六岁,按他生于开皇十八年似乎应该是十九岁。那这样倒推回去,他又当是开皇二十年才出生的。

  三、旧书还记载说李世民随李渊“守太原”时有十八岁,按李渊在大业十三年做太原留守李世民似乎应该是二十岁。

  四、最重要的一段话是作于玄宗时的《贞观政要》里记载了一段李世民自己形容自己一生的话语“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贞观政要》离李世民的时代很近,记载多应不虚。所以很多人认为李世民生在开皇十八年和这段回忆中“十八岁经纶王业”矛盾,甚至有说李世民自己记不清自己年龄的观点。可是李世民真的那么糊涂吗?

  如何解决这些自相矛盾的内容,一般有两种看法:

  一、李世民其实不是十八年出生而是开皇十七年出生的,史书记错了。这仅仅迁就了一个新书中李世民卒年的矛盾,对新书自己所记雁门之围十六岁、太原时代十八岁都不合。

  二、李世民的生日认认真真抄在史书中,这么重要一个人物的生年,应该不容易有差错。至于李世民过世时的岁数,“二、三”三字倒比“七、八”容易混淆些。这么一来,可以说新书自己矛盾,欧阳修算术太烂不足取。唯一的问题是旧书和《政要》里李世民的回忆录,都说他十八岁“守太原”、“经纶王业”,是旧书也计算失误,同时李世民自己记忆糊涂吗?

  以大业十三年李家太原起兵为“经纶王业”之始,他似乎应该是二十岁。可是很多人忘记了,李渊在大业十一年就奉旨在山西“讨捕”,当时他已经在节度太原兵马。那时候李世民也跟在父亲身边,参加了正式的和历山飞作战的战斗。同时按《大唐创业起居注》,李渊最迟在此时已经向儿子们透露异志且让他们进行秘密活动。所以“守太原”和“经纶王业”当以大业十一年算,李世民自然是十八岁。论者不查,执拗于大业十三年,才会以为记载有矛盾。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实岁和虚岁的问题。古人记岁数多用虚岁,即一出生就是一岁,满周岁时已经二岁,以后依次类推。今人所用的实岁,则出生时是零岁,满周岁时才是一岁,以后依次类推。所以,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实岁比虚岁小一岁。李世民的情况又尤其特殊,他出生在农历年末,虚岁计算下来甚至比今人熟悉的按西历计算的实岁大两岁。以后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那么我们都是按虚岁来谈,当然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有些地方我们也会注明实岁的大小。

  所以,我们还是采取旧唐书的生年记载:李世民生在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李玄霸生在开皇十九年十月以后,李元吉生在仁寿三年。

再往后,李渊的妾室万氏给他生了一个庶出的幼子李稚诠(后改名李智云),他死在大业十三年,终年十四岁,倒推回来大约应生于仁寿四年。最后还应该有一个小女儿长沙公主,这个女孩在武德年间嫁给李唐重臣豆卢宽之子豆卢怀让。按当时贵族女孩儿多十三、四岁早婚的情形,那么这时候她刚出嫁,年龄很可能不会超过十五岁,当和李稚诠差不多大小,是李氏兄弟的小妹妹。她的母亲是谁不得而知,因为史书没有明确地记载过,也许不是窦夫人所生,否则似乎值得提一笔,可也很难说。

  李渊在做皇帝之前所生的这五子六女,比起他在后来生下的那一大堆小王子小公主来,对李唐的重要性,基本上来说,强过不知道多少。

  第一个要来看看的,还是长子建成。他出生的时候,不知道性格严厉的独孤祖母过世没有,如果没有他大约还有机会见识见识独孤家女儿的厉害,不过祖母对孙儿说不定又会对儿子不同些,这倒不大好说。

  至于父母方面,父亲李渊那时候年轻些,大概老成归老成,还不象后来那么谨慎有城府。正当盛年,虽说建树不大,州刺史地位和年龄阅历相比其实不低。建成所见到的父亲,应该比弟弟们见到的更加意气风发一些。母亲窦氏很可能是管教他最多的,窦氏的聪明、心计和骄傲在她往年的几件事迹里表露无疑,另外按照记载,当时李家就窦氏敢时时面对脾气不好的独孤夫人,亦可见她的顽强。这样的女子,自然是不会放纵子女的,尤其是期许极高的长子。

  尤其是十年里唯一的一个儿子。

  有一个朋友说了一个笑话,“被姐姐妹妹包围的大李?那不成了贾宝玉?”——笑,李建成和贾宝玉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倒是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妻子和妾室都没有再生出一个儿子来,李渊夫妇的一切期望应该都放在了长子身上。虽然说这种情形下也可能被父母溺爱,但左看右看,建成有史可查的行为表明,大约他从小所受的管束,比他的弟弟们都多一些才是真的。不过,长期没有竞争感的环境和姐妹们相处,是否也使得他个性温和得缺乏一些果决呢?

  当然,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把长子培养得忠厚老实些,那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长子多生在父母年轻气盛的时间里,所受管束较多,亦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到李世民、李玄霸和李元吉三兄弟相继出世时,按当时的年龄标准,李渊夫妇就已经不算年轻了。同时,只怕他们操心的问题也更多。

  在李渊来说,开皇末到仁寿初的这一段日子里,朝局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变动,那就是他的姨父终于决心放弃温懦无能的长子,改立聪明能干、孝顺乖巧的次子为太子。也就是说,杨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一场权力斗争中取得完胜。

  在这一场似乎并不均势的权力斗争里,李渊看来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立场,长期不在中枢的他,即和温和到无能的太子杨勇没什么关系,也没显出和那个时候功高位隆宠固的杨广有什么特别亲近之处。不过即使如此,偏帮一方也好,保持中立也好,在内也好在外也好,这么重大且旷日持久的一场皇位争夺战,大家不小心地在里面观风察色、左右调整,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李渊那个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位置,也多少会受到种种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心当然也不太闲得下来。而且既然我们承认李渊是“心怀远大”的人,就算表面上可以完全不动声色,他又怎么能对这一大事件熟视无睹呢?

  至于窦夫人,她也不是一个只知道老公孩子的“家庭妇女”,相反胸中颇有几分韬略。而且根据诸如《颜氏家训》这样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北地颇染胡风,妇女的地位并不低。尽管这依旧是一个男权社会,可做妻子的“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对丈夫的事业参与度很大。更别说杨坚作为“当今”就是一个经典榜样,他的皇后独孤氏对他的影响之大,对朝政和官员进退的干扰之多,在当时都被视作合理的现象。所以在这一场变动中,号称“明睿”的窦夫人,对朝政的关心程度应该也不下于她的丈夫。

  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从开皇十八年到仁寿三年的近六年的时间,窦夫人生下了三个儿子。这个生育的密度是很高的,平均一年多一个。怀胎十月,那么这几年里她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生产中度过。

  频繁的生育密度,从一个方面来说大大限制了窦夫人的活跃能力,并且,就算他们这种贵胄之家尽可以把子女交给乳母等抚养,可孩子还小的时候母亲总会更忙碌些。一下子多了三个亲生儿子要管教,也会分去窦夫人许多时间精力。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生育密度过高对产妇和婴儿来说都不太有利。李世民和李元吉看起来身体还行,李玄霸则是众所周知的和演义小说里吹牛完全相反的病秧子,所以他年纪轻轻就病死了。考虑到李玄霸大概是紧接在李世民之后立刻怀孕出生的,他的身体不好是否和窦夫人生育密度过高有关呢?而窦夫人本人的身体情况也值得考虑,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子相对来说是薄命的,她没能等到李家最辉煌的时代到来就过世了。她的早逝,是她本来体质就弱,还是因为她的健康在接连生育以后每况愈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天生体质弱的人,似乎更易受生育频繁的损害。

  年龄已长,时局微妙,三个儿子接踵而至,自己身体情况又在变差——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考虑,窦夫人怕是没有当初管教长子的精力了。李渊也是同样的,且就算他的身体一向不错,妻子的健康状况不好的话,依旧会使他忙碌缺乏空闲。

  再说,对长子以外的儿子,人们的期望本来也就不那么高,“由他去吧”的倾向比对长子强。

  除去这些一般的因素以外,玄霸和元吉又各有一点儿“特殊”的情况,其中尤以元吉为甚。

  玄霸看来,大约就是身体不好,“玄霸”两个字里,让人觉得更多的是父母的一种期盼而不是事实。对这样的孩子,父母可能确实纵容和心痛。不过有关他的记载太少了,加上死得早对后来的所有事件几乎完全无关。史书里只是形容他书法和棋艺不错,然后稍微特殊一些的,是武德年间让李世民的四子李泰奉他的血嗣。这一个安排看来稍微特殊些,考虑到李泰是李世民正妻长孙氏所生,这是否说明两兄弟当年的感情不错呢?看来也不象,因为李世民即位后李泰改封不说,另外找来给玄霸做继子的甚至只是一个平常的宗室子弟。

  武德年间让李泰做玄霸继子为卫王,大概的考虑恐怕更多是酬答李世民的战功和尊崇他的地位的举动。当时李泰只是秦王的四子,依例最多不过做一个郡王,过继给玄霸却成为亲王(国王),比郡王地位高。这自然不是优宠李泰,而是看李世民的面子了。

  元吉则需要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按《新唐书》的说法,元吉生而“面恶”,似乎容貌什么的有缺陷,具体是什么缺陷倒没有说,只知道这让他骄傲的母亲无法接受。窦夫人甚至不原意养育这个孩子,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李渊不在,所以一时间竟无人敢说话,最后是一个名叫“陈善意”的侍女可怜这个说来也是很无辜的婴儿,偷偷抚养他。大概不久以后李渊回到家中知晓此事,也不愿意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所以正式留下元吉。“元吉”之名是否也有一点儿在不祥的背景中,特意为这孩子期盼“吉利”的含义呢?

  这个故事《旧唐书》中不载,不知《新唐书》的故事来源是什么。不过新书把故事讲得有鼻子有眼,尤其是侍女陈善意还交待了下落。窦夫人在这件事上的“冷酷”也未必不真,有关她小时候的那几个小故事里,她本就有一种贵族和当权者所特有的功利冷漠心态。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李元吉固然可怜,似乎亦可从中看出他那所谓“猜鸷”个性的源头。后来元吉在太原胡闹的时候陈善意上前劝说,他一怒之下让壮士将其“拉死”,也就是勒死了她。之后元吉后悔起来,谥陈善意为“慈训夫人”。这件事也许充分说明了元吉猜鸷个性的可怕之处,他事后对陈善意的谥号仿佛更加让人心生一丝寒意。个人倒觉得元吉不是矫情,他的心里对陈善意很可能确实颇有感情,但当他疯狂起来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控制不住,童年如果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确实容易产生类似强迫症一样的狂暴个性。

  李世民固然也会在盛怒中杀错人,但是那些都是一些不亲近的外人,杀错那些人的最多是骄纵,还不是阴鸷。你说李世民也杀了哥哥和弟弟?不,那不是因疯狂而杀,反倒是因为太清醒所以不得不杀。

  演义小说里将元吉这一不受母亲喜爱的童年往事换成父亲嫌恶后栽到玄霸头上,又让玄霸继续个性明朗地活下去并成为隋唐“第一条好汉”。到了一些比较通俗的小说里,也许这种小孩在作者的同情心下,也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兄弟里面成就最高的一个人。

  然则现实中,童年的阴影一般来说都不利于心理的健康发展,母亲不喜欢,貌似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童年阴影。从后面的表现来看,李渊对四子还是很关怀的,不过若考虑到他母亲的因素,李渊又可能在心存补偿和内疚的心态下,对四子纵容过了头。这样一来,只怕更不利于元吉成为“兄弟里面成就最高的一个人”。个性“猜鸷”倒有可能是最自然的发展。

回到世民身上,据说因为他出生时的“异象”,所以特为母亲所钟爱。也许这里夸张了,也许很难说他是父母最宠爱的儿子,但他的童年至少是平顺和正常的。平顺和正常的童年,难道不是应该得到父母的钟爱吗?李渊对这个次子的一点点纵容,在未来武德年间的时候还是颇有体现的,否则李世民在武德后期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才对,因为真的按正统的观点,他父亲既然决心维持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就不应该光对他发发脾气,而是早就要把他贬斥罢黜了。对母亲,李世民的记忆看来也非常良好,有人认为他对书法的热爱,和他母亲“工书”的记载有密切联系。

  另外,和大哥不同的是,他不是长子不会背负太多父母的期待,他出生的时候父母亲一则年龄较长二则国事家事繁忙,最后再加上窦夫人身体可能变得不太好,所以他可以过得更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放纵溺爱,李渊夫妇不会象对玄霸那样“随便他好了,反正他的身子……”,也不会象对元吉那样矛盾。

  元吉受到母亲嫌弃,据说是因为他的面容有问题。考虑到窦夫人是一个有名的美女,考虑到李渊的外公是一个著名美男子,双方的基因合作之下,或许生出一个相貌有缺陷的孩子,确实大大损害了窦夫人的自尊心。那么她不嫌弃的子女,就算不是倾国倾城,至少也很看得过去吧?

  隋仁寿元年,杨坚因换了一个太子而改元,这一年李世民四岁。那时候据说他母亲看重这个儿子,一直没有取个正式的名字,于是一个不知来历没有姓名的书生冒出来开始讲神话故事。当时李渊正在做他的岐州刺史,一个书生跑来推销自己,说自己很会看相。他先给李渊看了看相容貌,说李渊面相极贵,而且必有贵子。被吹得兴致勃勃的李渊一高兴,让书生到内室来看自己的宝贝儿子,书生见到年仅四岁的李世民,满口夸奖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李渊倒受了惊,觉得这奉承话已经过了头,传出去不得了,便想杀书生灭口,哪知道这书生忽然就不见了。说起来,李渊所怕的似乎不是“济世安民”四个字,否则他不会一转头就给儿子截取来做名字。本来“济世安民”不一定是帝王之业,做一个名臣名将,乃至名儒名士,都是可以的。所以李渊所畏惧的,应该还是在那八个字的容貌形容上。

  从此,世界上正式出现一个叫做“李世民”的唐国公次子,关于他的容貌,我们得到的最直接的描述,就是让李渊受惊的“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句说了跟没说一样的套话。不过话说回来,“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这句话第一次出现,就是用来形容李世民的容貌,之前尚无成例。至于后人拾牙,拿去见皇帝就用,只怕就真叫套话了。若严格地按这个形容来考量:“龙凤之姿”是所谓“金水之局”的相貌,面呈玉色,姿容清秀漂亮;“天日之表”为天表日表合称,指额头正中天庭位置的头骨合缝处较平,形成一个圆圆的印记的模样,如正午之日,所以是大贵之相。

  李世民是否确实十分英俊呢?我们暂时还找不到其他更直接的证据。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提到过“太宗虬须”,段成式是太宗重臣段志玄的裔孙,人们都相信这个小小的八卦,所以在杜甫的诗句里最爱用“虬髯”、“虬须”二字。未知今天的人是怎么想的,把“虬髯”想象成一脸络腮胡子,本人已经看过N个满脸络腮胡的粗莽“虬髯客”形象,真是让人苦笑。其实“虬”的意思是一种无角弯曲的小龙,“虬髯”就是上唇弯弯的两撇胡子而已。是一种留着看来很文雅的造型,怎么也不是满脸络腮胡那么夸张。

  历代凭想象所绘制的李世民画像里,倒是正确地表达出“虬髯”的模样。这些画像所本的应该是号称阎立本所作的《步辇图》。《步辇图》里的李世民,是一个头很大人很圆的形象,胖胖的,除了虬髯以外,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眉毛浓而上扬,带着眼角一起往上抬。如果此画确实是阎立本所作,阎氏是和太宗同时的名画家,那么就算为了照顾一些要求和当时的绘画风格而有所失真,也大致不差吧?按图中所记是太宗中年以后的故事,抛开“胖胖的”这个中年发福以及一定要把帝王画得“身形庞大”的要求问题不提,貌似可以说是“剑眉朗目”了?不过传到今天的《步辇图》又说是宋人临摹之作,这就又让人起疑。

  还是看文字的记载,有一个和李世民相关的词是“神彩英毅”,使得群臣进见时举措失常。这更多的应该是形容后天培养居多的的气质问题。然而相由心生嘛,和容貌应该也有联系,大约应该是轮廓比较分明的样子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感觉。若是面目柔和一团,好像更容易让人觉得温柔和顺。从这一点来说,《步辇图》里的李世民面部线条未免太圆和了些。

  再提到一个,在初唐大臣温彦博的传记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道李家发达了以后,有一次李渊设宴大会群臣,让李世民来当众宣读开宴会的圣旨。李世民念完以后,李渊问身边的近侍们:“(我儿子)比得上温彦博吗?”。原来温彦博是当时有名的风度翩翩的名士,每次让他奏对的时候,他都“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那真是语音悦耳、仪表出众。这个故事本意自然是说温彦博被李渊和世人看重,所以拿他做仪态标准。不过反之,李渊拿李世民和这个标准相比拟,也说明至少这个老爹的心目里,自己儿子是可有一比、不输于“标准同志”的。亦分明是向侍臣们炫耀炫耀,要他们一个满口称赞“秦王殿下果然风采过人啊”等等。父母之心不免有所偏颇,然而李渊也不是没见识的人,他敢比出来,总是比较有自信的。

  富贵的家庭,钟爱的父母,加上一幅不错的容貌,先天上的便宜占得也差不多了。至于再往下的品性才干,则更侧重于后天的培养阅历。

仁寿四年李世民七岁的时候,随着唐国公家里最小的女儿“长沙公主”的诞生,也算赚得一世英名的杨坚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尽管后代因为炀帝的统治失败,对文、炀二帝交接班的过程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传奇,但是从唐人认真记载的《隋书》来看,对炀帝诟病极多的魏徵老夫子也不很重视那个说法。

  谣言说,杨广在他父亲临死的一刻终于本性爆发,想调戏自己漂亮的庶母宣华夫人。过去在杨广争夺太子之位的时候,夫人收受晋王的贿赂,报着“皇上死了以后有个依靠”的念头也替杨广说话。但是显然宣华夫人所想象的“依靠”不过是日后能够平静地好好生活下去,而不是和杨广发展什么新的“爱情”。所以宣华夫人不从杨广,并将“太子无礼”几个字告到了文帝面前。文帝大怒欲再次改立太子,结果当然被儿子知晓派兵围了行宫。然后文帝就死了,嗯,当然,是被儿子给连逼带害弄死的。

  这个谣言在唐初已经传得大概绘声绘色,然而还是没有被《隋书•炀帝本纪》采纳,仅见于后妃传。

  倒退到杨广即位之初的时间,不得不说,如果要拿杨广表叔和李世民表侄做对比的话,杨表叔在争嫡之战中的胜利,真是比李世民漂亮不知道多少。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应该是绝对正当光明、合理合法、名正言顺的大隋第二代天子。

  在杨广治世的头四、五年里,这个漂亮的光环还非常闪亮:

  仁寿四年,刚刚即位的杨广成功打败对自己不满试图造反的弟弟汉王杨谅,稳定了政局。杨坚的时代皇子领兵分居大镇,因为杨坚想靠尊崇宗室建立起一个杨家子弟组成的强大封建网络,来对抗他一直不放心的旧同僚和其他贵族。尽管封建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杨坚的这个做法未必没有意义,在杨坚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没有一个外姓大臣有太大的方面战功,也就难以权高震主。当然最后的结果是领兵的皇子权望过高,杨广因此能够取代兄长夺取储位,杨谅也因此有造他二哥反的力量和念头。这一剧情在李唐还将重演,我们也是都知道的。当然,站定了中枢正统位置的杨广,对付杨谅只是小菜一碟。

  大业元年,皇位稳固的杨广开始兴建洛阳东都。前面已经说过“地气东移”的问题,其实早在几百年前东汉就已经定都中原,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域成为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已有很长的历史。相比起来,关中狭隘,经济和文化都比不上关东地区,却也是实情。所以尽管杨隋起于关陇,把政治重心东移也不一定是不合理的事情。不过,这里面又夹杂着杨家对关陇旧家的提防和心结,从此以后杨广在其统治的十三年里待在长安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这在大业之初,倒也显示不出来。

  同年,杨广行幸江都,在“东方情结”之外炀皇帝还有很深厚的“南方情结”。考虑到关东江南是文化贵族的聚居之地,不能不说杨表叔对于文化事业,其实比他那有三分土财主风度的父亲重视多了。杨家到杨广也富到三代了啊,贵族,他本也当之无愧吧。

  大业二年,东都成,继续在洛阳平原修建大型仓库等外围设施。中原地区四通八达,成为天下的物资集散地。杨隋自杨坚以来的囤积兴趣没有多少改变,如今还在继续从民间收罗以充实更大的官仓。一时来说,国家富足,那倒也没错。

  省并郡县,制作文物,修改杨坚制定的过于严峻的法律,这三条给杨广赢得了比较纯粹的赞扬,他的聪明并没有什么疑问。

  如果说这一年有什么不详的事情,那就是杨广的太子杨昭过世了。杨昭成为人们怀念的一个对象,因为据说这个早逝的年轻人为人很不错。尤其当时正是由他在长安镇守,他这么一死,尽管杨广又以杨昭之子留居长安,可那小孩太小,杨家和关陇旧家的隔阂和疏远,怕又是进了一层。

  大业三年,《大业律》成。之后杨广在帝国的北部边疆开始了一趟历时半年多的大游行,由隋室支持和册封的突厥启民可汗的种种恭顺接驾的动作成为这一行的亮点,国家强盛四夷宾服的形势是那么喜人,似乎这个天下再没有什么可以难到当今大隋的天子。

  大业四年、五年、六年,继续巡行、建造宫室、耀武绝域。

  另外具体时间不大可靠的,还有整理从文帝时代随着天下统一陆续收取上来的经典书籍,将三万多卷经籍藏于秘阁、东都观文殿两厢。又收集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并在皇家道场内集录佛、道经书。这一个行动,可以看出杨广对文化事业的关心确实超过他父亲许多,尽管炀帝的时代也仅仅是收罗收罗,真正的文化工作,可以说他还根本没开始,但到底在开始做一些了。

  如此一直到大业七年炀帝第一次伐辽前夕,杨隋的天下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顶点。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七年,李世民在这个幸福的辉煌时代度过了八岁到十四岁的幸福童年。这期间,他的父亲依旧平平地继续作地方长官,只不过这时“州”被全部改名为“郡”,也是新帝新气象的一个表现。所以,李渊在这几年里,从岐州任上转出,先后平调成为荥阳、楼烦两郡的太守。

  之前李渊做岐州刺史的时候,看来他把四岁的次子带着身边的,那么之后如果没有大的意外,似乎也不大会改变这种做法。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早年李世民多随父亲游宦各地,而他的其他兄弟则多待在老家。会这么想,是因为在大业末年的时候,李家确实显示出如此的安排。进一步考虑,李建成作为年长弟弟们很多的长子,要留在家里管理家中事务;李玄霸身体不好估计经不起旅途劳顿;李元吉若真被母亲嫌弃那么也留在老家避开一点儿比较好,若以窦夫人热衷关注丈夫的事业会和李渊一同上任考虑——

  李渊夫妇身边总得有一个儿子跟着,也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那么,即不用管事又没有其他“不方便”的次子,看来确实是夫妇带着上路最好的选择。

  《全唐文》里收录了一篇李渊的《草堂寺为子祈疾疏》,文中写道“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鄣。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第一次见到此文时,所感动的是里面质朴的简单感情。之后更加八卦地追问,到底当时不会超过九岁的李世民得了什么病呢?是不是非常严重所以要特别祈求还愿呢?当然人也不免七灾八病,况且说来小孩子免疫力发育不完全几乎都会生个这病那病的。当时医疗条件又不发达,就比如一个重感冒发高烧啥的,父母也会心惊肉跳吧。

  到了如今来看,猛然想到—— “郑州”就是荥阳郡,在大业三年以前这里还是郑州,大业三年以后才改州为郡。李渊在任内一座佛寺为次子的一次疾病造像求平安,那么李世民在父亲身边的可能性应该蛮高。当然,我们无法因此证明其他几个儿子不在郑州荥阳,这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猜想。

  荥阳郡在河南,这里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广武山,是昔日楚汉争霸时汉高刘邦和楚霸项羽对峙的地方。这里还有一座很有名的关叫虎牢,是历代攻略中原的必争之地。所以,后来李世民在洛阳一战中占据了武牢关——当时因为“虎”字犯了他曾祖父李虎的讳所以虎牢改名为武牢——战胜了在广武山内立营的窦夏十万大军,一战睥睨天下英雄,为李唐的两百年基业砥定大局。

而此时,生病之前,病愈以后,在父亲的辖区里满世界自由自在乱跑的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亲,是没有预见到如此未来的能力的。

李世民应该是一个活泼的男孩,根据史书的形容,幼年的他“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聪睿?是的,哪怕是一群为翻案而翻案的翻案风者,只怕也不能不承认,这人要不聪明,他就不可能那么“狡猾”。按某些人的说法,李世民原来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暴君大恶徒,竟然赢得千古美誉,老实说,个人真是只好崇拜他为神一样的千古第一聪明人——可惜倒也不是如此。李世民的智力永远在一个凡人的水准之内,在这样的限制之下,他是聪明过人的。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旺盛的好奇心,惟其如此,才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吸收到许多有用的知识和经验。
  玄鉴深远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自然是城府很深,稳重喜怒难辨,感情十分内敛让人摸不透,后面跟着的“时人莫能测也”仿佛说的也是这种情况。若是如此,那李世民倒仿佛杨坚那样,是一个“沈沉严重”、难以亲近的人。不过看他一生事迹,却不似于此。
  李世民易怒也易喜,他的怒火是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人,在魏徴惹他发怒长孙皇后劝说的那个故事里,长孙皇后一句轻言细语就让他把怒气丢到脑后去了。固然皇后对他十分了解,说辞十分巧妙,可是李世民自己也当有脾气来得快去得快的特点。
  从人性常态来说,个性十分深沉的人,往往不免心里容易存事,如果觉得别人得罪了自己,表面上无所谓的背后,反而是久久不能释怀的恨意。隋文帝号称“猜忌刻薄”,和他个性的过于深沉只怕有关。反倒是易怒易喜的人,个性多为坦率,怒气一过也就释怀了,这样才能更长远地容忍别人。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其“纳谏”之风古今闻名,这固然是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个性因素还是不能不考虑的。
  其实辅助的证据还很多,比如说李世民喜欢一点小小的恶作剧。骗房玄龄那好妒忌的夫人喝醋,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传说。我倒不明白,为什么现在N多人硬要栽给魏徵。其实和魏徵有关的恶作剧也有:有一次李世民硬拉魏徵和他赌棋,魏老夫子努力说自己不会下棋也没用,被赶鸭子上棋盘君臣两人下将起来。结果两个人下了数十子以后,李世民得意洋洋地宣布“我输了”,没头没脑就塞给魏徵一堆财物。本来呢,这不过是李世民找个借口赏一赏魏徵。皇帝有心情赏赐重臣,说来也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却被他搞得象“逼赌”,魏夫子怕也有三分哭笑不得。非要这么来一招,看来分明是皇帝陛下本人的恶趣味,觉着这么做比干巴巴说一场官话好玩。
  又比如说李世民好辩,喜欢与人讨论乃至争论各种观点看法,这个毛病被大臣刘洎指出,告诉他做皇帝的和臣子辩论,不仅容易使臣子不安不敢说话,也有损帝王的威严没错,作为一个皇帝,似乎最好的反对方法是直接让人闭嘴而不是亲自参加辩论,所谓“皇天以无言为贵”。不过李世民一方面接受了刘洎的建议说自己会在辩论中克制不去“轻物骄人”——这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常常会提到的——另一方面他还是很认真地认为“非言无以述虑”,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可不行。
  那么李世民的“玄鉴深远”,到底是指什么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也可能是“独立特行”乃至“瞎胡闹”。结合后面的句子整个来看,这一段话是“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所以才“时人莫能测也”。“临机果断”那是说他做事有决心,“不拘小节”就暧昧了,比如象用“逼赌”的方法来赏赐魏徵,还真是有点儿“不拘小节”,让别人摸不着头脑被他逗乐。或者这么说,因为此人聪明太过,满脑子奇思怪想,自然让其他人经常头痛不已,又搞不清他到底要做什么。
  说穿了,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往往非常调皮的男孩,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捣蛋行为,所以也就让人“不能测”了。其实在现实中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今天的人们也会见到许多这样的小男孩。
  总之,易怒易喜、好恶作剧、好辩、想到什么就要痛痛快快说出来,都不是城府很深个性内向的人的表现。所以不能不说,李世民的秉性大概和杨坚那一类的,有着极大的差异。他的本性上是一个非常外向、心里不存事的爽朗人。
  在人们常常把李世民和杨广拿来相比认为他们十分相似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本性上的不同呢?
  杨广的个性,前面说到,根据《隋书》记载和他父亲非常类同,也是“沉深严重”。最初笔者见到这个形容倒是一愣,心想这是那个历史上有名的荒唐人啊,脾气反而非常内向吗?后来慢慢思想,渐渐觉得可能也有道理。内向的人固然多表现得稳重,但内向太过也会物极而反,抽起疯来反而吓人。
  其实从杨广的早年事迹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许多端倪。说杨广与李世民类似,都因战功和领兵得到崇高的声望和过高的权力,可在这基础上杨广深自抑制,为了讨好父母不乐丝竹不近女色,从父亲母亲到大臣宫廷,所有人都在说他的好话。反观李世民和兄长争位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会做人了,固然有一票死党,也常常得罪人。至于他喜玩乐爱美女,从来没有在秦王时代掩饰过,当然这也有个氛围和父母影响的问题,李渊自己就比杨坚“好色”得多。“深自抑制”对李世民来说是很难的,他那好强爱辩的习惯不仅仅是对大臣和属下,在武德年间每每面对“君父”亦从来都是“晓晓置辩”不屈不挠,脾气之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性本刚烈”,不肯屈己从人。
  但是,性格外向的人,虽然平日里确实看着爱胡闹情绪多宣泄,可也会在外放的宣泄以后获得长期的心理稳定。李世民一生大悲大喜之事良多,总的来说他却始终保持着比许多帝王都更平衡的心态,是否也由此受益呢?太宗朝纳谏之风历史罕见,论者以为李世民努力压抑自己的缘故,然而是否可以反过来考虑,其实是因为他个性外向放得开呢?
  当然,李渊夫妇对这个次子,大约较之长子建成大约管束少些,但恣意和放纵的童年不等于被溺爱和放任自流,那李世民根本无法成其为李世民,不管你说他是明君也好古今中外最会骗人的暴君也好。所以,他的父母应该很重视对他的教育。
  在当时的社会里,系统的教育还是一种昂贵的消费,当然李氏这种豪门是绝对付得起这个成本的。唐国公的次子和广大的庶民百姓相比,受教育的机会要好太多,亦不会有什么疑问。
  在李家所灌输给子女的知识里,有很大一个部分,应该是这一军事贵族家族的军事技能和知识。李世民的兄弟,他的族人也好,整个关陇集团的子弟也好,甚至包括这个年代的许多贵族子弟,都多多少少承袭乱世余绪,有尚武之风。还不说北朝经过胡人大举入侵、迁徙和融合,有着一种更质朴的粗犷风气。李世民所学到的军事技能和知识里,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内容就是胡风浓烈的骑射技术。有关秦王武功的传说里,大量地出现了骑术、俊马、大箭、神射的种种形象。
  更高一个层次来说,可以将李世民视作使中国骑兵战术成熟的标志性人物。所以他在军事史上地位卓然,不仅仅是他打了这样那样的胜仗。
  李世民在其晚年所作的《感旧赋》里回忆自己少年时的生活,他用了四个句子,其中的两句是“挟弹铜驼之右,连镳金谷之前”。“挟弹”是带弹弓,弹射一体射箭高明的人弹弓也是很准。“连镳”则是众马奔驰中马具相连的景象,一群贵族少年纵马而出,真是好不逍遥自在。至于“铜驼”乃宫门前的装饰物,“金谷”是传说中西晋巨富石崇的豪宅“金谷园”,从中也一窥这个尚武少年的家世和财富。
  《感旧赋》里另外两句所描写的,又是别一番风景,其句为“想飞盖于河曲,思解佩于芝田”。这两句粗粗一说,讲的是“宴饮”和“美女”,可是在讲得高雅之间,却映衬出一种文化贵族的品味来。两句一共有四个典故:
  “飞盖”典出曹植《公宴》,诗曰“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河曲”有曹丕在洛阳会友“鸣笳河曲”的故事,当时名士卢思道还有一篇《河曲游》以记当年盛事。
  “解佩”的神话摘自西汉刘向的《列仙传》,神话里讲一个叫做郑交甫的少年遇见两个美丽的神仙女子,大胆和她们对诗后得到她们解佩以赠,然后在一转身间两个女子飘然而逝,所赠玉佩也物去无痕。美好当前,转瞬又逝,却无大悲大痛,怅然所失中又似有所得;“芝田”和“解佩”却有联系,曹植《洛神赋》中以芝田比喻洛水之滨和神女相遇的所在,并且也在模拟的人神对话里化用解佩一典,以表达曹植对“蹁若惊鸿,婉若游龙”之美丽的一种不确定、乍喜还疑的心情。
  所以,这两句所描绘的是宴饮美女,而非饕餮下流,是要有品味的,不能粗俗。
  当然,《感旧赋》本身作于贞观十九年,这时候的李世民自然充满了文化贵族的气质。倒退回去几十年,少年时代的他是否有自己回忆的那么注重品味呢?李世民也曾回忆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好射猎博戏,对经籍兴致不高。
  但是反过来想想,对关陇集团来说,尽管是军事贵族的本色,可是随着这个集团的发展和演化,在他们统一天下的过程里,也是非常仰慕文化贵族的高雅的。基本上,关陇集团主动地向文化贵族靠拢是一个自然的趋势。“文化”并非仅仅是指书籍,包括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和品味情趣的培养。李世民在童年少年时期,基本的书籍教养肯定已经比较扎实,同时文化贵族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有较深的渗透。即使这个少年人在当时对正经经籍的兴趣也许不大,但是他对文化生活的兴趣应该已经很浓烈。否则的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之前完全是个武夫,到二十多岁以后猛然大转性?那也太神奇了些。
  和军事、文化两方面所学的知识相关的,是李世民对围棋和书法的爱好。
  李世民故意下棋输给魏徵,以此作为对魏徵赏赐的借口。然而在其他的传说里,李世民的棋艺据说也很不错。
  最著名的故事是《虬髯客》,虬髯客最后一次试探李世民,就让自己的一个道人朋友来找他下棋,结果道人见到李世民的绝世风采便认了输,棋也没下成。其实个人更喜欢另外一个版本,可惜忘记当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了。在那个版本里,虬髯客还是拼了一把的,他抢过四颗黑子排在棋盘四周,说着“我以数子守天下”,而李世民这时候才执起一颗白子在棋盘中央落下,一笑回应“我以一子定中原”。虬髯客颓然而罢,知道自己在气势上完全被这个风神俊朗、言笑不覊的年轻人压倒。
  “小秦王下枯棋几道,遂做了唐家大帝拥神皐”,亡明遗民归庄一首《万古愁》因此为言,却不免有三分酸葡萄的味道。
  实际上李世民的棋力到底如何,从头到尾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资料加以说明。不过,在李唐这个时代,棋书,被看作“兵”部之书。作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很代表了隋唐之际人们的思想体系和知识结构,在这里面,“子部•兵”这个分类下,收录着各类棋艺书籍,这在历代文献目录里都是一个罕见的行为,因为一般来说,下棋也不过是被视作游戏而已。
  此一传统其实正是出自北周武帝,史传宇文邕极爱下象棋,每每与臣子们讲武,都用棋艺做比。于是在隋唐的语境里,善棋道就是善兵道,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小秦王确实为他的家族赢得了天下棋局的大胜,反倒是在真棋盘上的小输小赢,并不放在太宗皇帝的心上了。
  李世民在书法上的名气则实在得多,因为他所留下的多幅作品颇得好评。
  李世民所偏爱的是王羲之优美飘逸的行书风格,往往给他的为人罩上一层柔和的色彩。至于李世民自己的书法作品,则往往被人以“漂亮”来形容。如果说真的“字如其人”,似乎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写字漂亮的人物,会是那样一个武功赫赫的天下名将。不过,实际上人们作于秦王时代的《使至帖》,也有“风韵遒润”的评语,在漂亮里面仍旧颇为豪迈。或者说在豪迈中确实也不失丰润之美,这几乎是对李世民一生作为的最佳感性写照吧。
  李世民在文化和艺术的韵致修养,其实还有一个体现就是他对音乐的喜爱。
  高祖、太宗都极爱琵琶,在正史里更有记载李渊亲弹琵琶、李世民舞蹈助兴的盛事。金石考古里人们又发现了一段李世民弹琵琶的故事,根据秦府旧僚太宗重臣许洛仁的墓志记载,有一次李世民在与群臣聚宴时绰一把琵琶自弹自唱,又考问大家曲名和来历,唯独许洛仁一言即中,原来此曲本出自他的家乡,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具有娱乐性的场面。
  想来更早一些,李世民的琵琶技艺应该是父亲亲手所教吧,又或李家的父子兄弟闲暇无事,曾经也常常一起弹唱舞蹈为乐。当时最流行的是一种叫做“五弦”的琵琶,器身不大特别适合携带,甚至可以在马上横持边走边弹。倒很象时下的小文青们,一把吉他背着走到哪里弹唱到哪里,逍遥自在。
  欢乐易逝时光如水,李世民的青葱岁月在大隋的黄金时代流过,几乎未曾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大业七年,虚岁十四实岁十三的李世民,应该快要步入据说对“自我”养成和人格定型都非常重要的青春叛逆期。与之同时,那时看上去比太阳还耀眼的大隋天子做了一个一开始大家并不反对的决定:高丽不臣,需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征辽之役,就此开始。

大业,是隋炀皇帝的年号,所以任何事业都要以“大手笔”出手,就是杨广表叔最鲜明的特色。

这也许并不是杨广的错。

从杨广的个性来说,他内向压抑过度,一旦失去老爹那个盖子以后反弹夸张了些,但是,紧紧在他身后不停为杨隋的崩溃提供加速度的各种因素中,他的个性仍旧没有占据太大的比例。从文帝时代开始囤积的国库财物,也许才是“大手笔”的鞭策者。

巨大的财富本身,就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一笔巨大的财富就那么囤积着悬置在那里,即不进入消费领域也不进入再生产流程,本身就会象一把高悬的利剑一样,时时威胁着拥有它的人们。因为你不把它们用出去,这些收集上来的财物就完全浪费了,消费和再生产的环节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整个经济会出现大面积断档不接,经济的链条被破坏,经济的规模开始萎缩。如果一直持续下来,下场自然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崩溃到无可救药,从头再来。

文帝杨坚以一种守财奴式的热诚开创了尽量为国库收集物资的传统,杨广除了比他父亲多三分文艺色彩以外,在囤积的这个方面上,始终未能脱去那一点点“土财主”的气质。他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囤积着,为此而修建出一个又一个闻名当代后世的大仓库。所以在炀帝的时代,财物的囤积应该已经超过了一个临界点,不得不用的临界点。杨广“超越”父亲的一点,恰恰正是他开始“大手大脚”的“乱花钱”。

可是攒钱难,其实花钱更难。

花钱容易吗?如果是一个个人,手握一笔巨额财富,你认为他可以随便怎么花都花得又妥贴又稳当吗?多少用来投资,多少用来储蓄,多少用来改善物质生活,多少用来改善精神生活,如何在投资和消费中不浪费,如何保证自己和家人真的从中得到幸福和快乐,如何防止被骗被盗被抢……容易吗?还是不容易呢?

所以花钱也是需要才能的,花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财富越多,责任越大。

就杨广来说,他的个性问题还在其次,关键的仍然是视野的狭窄、才能的不足和经验的缺乏。

对于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杨广并无清醒的认识,否则他不应该在父亲后面接着继续增加囤积的规模。

杨广上马的种种巨大工程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当他每每以上百万人的劳动力在一个极其广阔的地域开展一项事业的时候,交通的瓶颈和分配的困难几乎是这个时代难以克服的“距离的障碍”。账面上看来国家囤积的财物确实足以支撑相应的规模,可是如何把零散收集上来的物资再零散分化下去,却根本不是账面上那么简单的问题。

同时当时的物资囤积多以实物形式出现。那么分配囤积物资的难度更大,因为大规模实物远程运输的成本太高。如果这些财富本来分散在民间,能够通过货币一类的经济手段来调节,那么才能灵活地进行重新分配运输等等的工作。然而这本来是一个商品经济落后的时代,相应的灵巧手段根本没有实施的基础。于是把大量囤积的物资花出去的过程不仅不是一次财富的合理二次分配,反而成为对民间二次剥削和压榨。

可以说杨隋把这么多物资囤积起来本身就是一个严重失策,哪怕杨广的花钱能力更强一些,面对如此巨大的囤积也有他难以逾越的根本困难。比如杨广修筑大运河的举动,也有改善交通情况润滑再分配之运输环节的作用,然而依旧为他的时代所限,这样的作为不过是试图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严重错误。

所以,也可以说这一切确实是杨广的“错”。尽管他的个性在隋炀的崩溃因素里没有占据很大的比例,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催化剂,让其他各种重要的政策时代因素强烈地化合反应起来。

杨广个性内向,不过个人并不认为他在父亲在世时的深自压抑,是所谓对“欲望”的压抑。什么老爹一死了就要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啥的,对于杨广来说根本就不够档次。他确实有许多奢侈的举动,但也不过是放到“大建设”的背景里的修造和巡行而以。也许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杨广其实好色的黄色段子,可是实际上他做了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呢?无论父母活着还是死了,杨广的子女都集中在皇后和少数几个妃嫔那里,真要论“好色”,李家那老小几只个个都强过杨广不知道多少倍。其实客观地看,杨广的时代确实大肆征召女子充实后宫,可想想他急剧扩张的宫殿规模,这一事实反而是一种很中性的事件。

硬要说“欲望”的放纵也对,如果你把“雄心壮志”也看作一种大欲望的话。放开怀抱大干一番的光明前景感动了这位帝王自己,一段时间里应该也感动了他的许多臣子。而当时代的局限和技术的壁障以更强大的姿态要他重新压抑自己的时候,一个过度内向和曾经压抑太多的个性表现出没有弹性的缺陷,杨广终于走向了别扭的爆发和畸形。

在杨广埋头向内的驼背上压下去的第一个担子,是大业七年到八年首征高句丽的失败,和因此战役爆发的山东、河北叛乱。

叛乱的爆发,其实还在战前。经过整整一年准备,大业八年才得以出发的隋军规模空前:一百一十八万三千八百人的大军,馈运者倍之,军队出发就花了四十天,大军绵延至上千里。如此旷古之规模,所需物资的转运几乎是立刻的就在大业七年引发了接应前线、运输压力最大的山东河北地区的动荡。

天下“反王”第一人,名号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唱着“无向辽东浪死歌”,揭开了一场大乱的序幕。未来李世民最大的敌人之一,漳南窦建德也早早半被迫半自主地开始了他的“盗贼”生涯。说起来在隋末割据群雄里,窦建德也是领军人物式的老资格之一啊。

这个时候,李世民还不过是一个连初出茅庐都说不上的青涩少年。如果按现代人的说法,十四、五岁的他刚刚踏进对个人来说麻烦多多的青春叛逆期。然则古人却没有这样的意识,“十五而志于学”是夫子的教诲,对于关陇世族这样军事色彩浓厚的豪门子弟而言,十五岁则似乎正是他们开始到军中历练的年龄。

从北周延续到唐初的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役制度,北周的时候十八成丁,对兵户子弟尔言,也就是说从十八岁开始服兵役。到了隋代因统一战争结束,在文帝和炀帝时代分别提高服役下限,设定为二十二岁成丁。从这一点上来说,十五岁的李世民还该继续优哉游哉地过舒服日子才是。而按后代一种通常的想象,越是家境好的人家自然手段越多,想方设法都得拖延子弟服役的年龄。

若是如此,那么关陇集团或许就不成其为关陇集团了。

对这个军事贵族集团来说,军队本是他们的权力根基,让子弟早早就去军中任职是保障家族兴盛的必要手段。尽管史书没有对李氏家族子弟加入军队的年龄做明确的说明,但从他们这个家族的历史来看,只要有机会,颇有十五岁就从军出战的例子,同时保持的最低阵亡年限是十六岁。

不过这时候尽管杨表叔在做百万大军征高丽的壮举,李家的机会却似乎不多。李渊正在山西中部的楼烦郡做着他似乎永远做不完的郡守,尽管这个职位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可望不可即的高位,看来依旧很不合李渊的心意。把李渊当作一个“无大志的庸才”是错误的,简单一点说他是个“野心家”其实都没错。诸如“宇文泰和姨夫可以做到的,为什么我们李家人就做不到”的心思,也有似乎合理的成分。最初在贺拔岳手下的时候,宇文泰就比不上祖父李虎的地位,杨忠更是不知道在哪里呢。

窦夫人应该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怂恿她的丈夫保持雄心,或者说,野心。这和她是周武帝外甥女的身份有关,也和她高傲的性格里绝不能忍受一个碌碌无为的丈夫的骄傲有关。

早在李渊任岐州刺史 的末期,大约当时文帝已死炀帝方立,李渊有好几匹非常俊逸的好马,窦氏劝他“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就是说炀帝喜欢好马,你明明知道,这些骏马品质好到可以用来进献皇上,你如果留在家里不献给皇帝,别人说你什么就麻烦了。怂恿丈夫投皇帝所好拍马屁避祸求荣,窦夫人的城府心机由此可见一斑。

李渊拒绝了夫人的建议,这时候的他还是很有几分气盛的。为什么要这样去拍表弟皇上的马屁呢?他或者如此想着,难道我要靠这些手段来博取更高的权位吗?历来所论,骄傲和任性使气似乎是和李渊没有太大关系的。不过,看来他也是在屡经世事夹磨以后,才慢慢变成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谨慎小心的李老爹的吧。

这一次的气盛带给李渊的是一个很苦涩的后果,据说他由此遭到表弟杨广的斥责。尽管李渊的官职看不出被贬斥的痕迹,也许不让他再晋升干晾着就是一种惩罚吧?当李渊带着妻子和次子在荥阳、楼烦两地迁转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否有着一丝挥之不去的苦涩呢?

这样的郁郁不得志之感,未知是否也反映在了李渊的面容上。另外有一段故事提到,有一次宴会上,因为李渊面上多皱纹,杨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嘲讽他为“阿婆”,也就是说他脸上那皱皱的郁闷样子活象个老太婆。李渊回家以后沮丧之极,窦夫人用了一段很巧妙的话来安慰丈夫:“阿婆”就是“堂主”啊,我家的封爵是唐国公,那么“堂主”的谐音是“唐主”,岂非很吉利么?李渊听后大喜,也就释然了。

在那个年代里,“主”这个名词可不是随便说的,一般来说,只有帝王才可以被称之为“某主”。

窦夫人的安慰话真是相当露骨,还有听着大喜的李渊——若此故事为真,他们俩夫妇对大隋的忠诚心真是让人怀疑。窦夫人死在大业九年,那么上述故事必须发生在这之前,若说大业末年杨隋的统治崩溃以后李渊心怀异志倒也罢了,但在这个时候……李渊的野心,只怕比他肯承认的出现得更早。

不过在这时这些想法还是太渺茫了,李渊那满面的皱纹,是否正是且疑且惧且自叹的岁月蚀刻上的呢?渐渐的,大业初年那个还很有几分傲气傲骨的李渊大约在慢慢地消失,此时兄弟间最能感受到父亲变化的应该是十八、九,二十岁左右的长子建成吧,毕竟弟弟们的年龄还太小了些。

常常会想象,大业八年洛阳那一场“百万大军开拔”的盛大场面,李世民会不会去赶热闹看稀奇。虽然当时李渊人在楼烦,但当时李世民也已经十五岁,若有家人随从,到东都洛阳去住一段时间也很正常吧。李家这样的家族,在国之东都似乎亦当有别馆庄园宅第一类的。《感旧赋》里李世民自己回忆的少年生涯,正是在洛阳渡过的。

多年以后,已经做了皇帝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巡行,途经显仁宫,因当地官员进奉的食物有缺失而发了脾气,被魏徵夫子好好教育了一番——这番教育自不必多说,大家都猜得到是什么样子的——挨了批的皇帝陛下回头主动补充教育内容,对长孙无忌说道:当年我来洛阳路经此处,买饭吃租房住,今天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啊。

那么,大业八年的初春,十五岁的李世民是否也“买饭吃租房住”的这么去到洛阳?

花了整整四十天才开拔完毕的大军,在他眼中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惊叹?羡慕?目眩神移?整日里都和同伴朋友们谈论感慨不已?或者在私下里抱着一种这年龄里的少年人所特有的挑剔心理,在那里左右都要找别人的过失和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一支空前的百万大军,最后倒真是失败得真难看。

无论有多少兵力,在一个阵地上可以展开的部队始终是有限的,同时受时代技术条件限制的指挥距离也是有限的。百万大军并不意味着这一百万人能在一个战场上同时发挥作用,他们必然分布在一个十分广大的区域内,所以百万隋军绵延千里之广,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以当时的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不可能在千里的这个尺度上进行快速有效的统一指挥,那么如此巨大规模的军队协同作战,简直就是一个一场艰巨的任务。所以这成了隋军此次征辽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因素。

杨广其实很重视军队的协调作战,当年灭陈之战贺若弼不顾友军“先期决战”,虽然胜利了也受到他的惩罚,便是从此一角度考虑得。但过分要求诸军必须在主帅下达命令以后才能行动,本身就可能使军队动作失之呆板,而在这个百万的规模上也不适当放权,那么战争基本上已经很难进行下去。杨广严令诸军的任何行动必须先请旨,结果就是前锋军队屡屡贻误战机,白白错失大量战机不说,等圣旨从上千几百里外传回来,情况早就变得完全走样了。

失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在于后勤,百万人的后勤和绵延上千里的转运、分配路线,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后勤系统的混乱。当时为了简化后勤流程,命令每个士兵带上百日口粮,如此再加上相应的武器铠甲等等装备,据说一个人需要负担的重量超过三石。就算隋代度量衡比今天小点儿,也是两、三百斤的物资了。所以士兵们根本不可能携带得了,尽管也下了严令不准丢弃口粮,但就算未来会被饿死,士兵们还是想方设法丢掉了大部分口粮以减轻负担的重量。因此最后后勤的流程根本不可能简化,大量的浪费不说,也几乎很难持久运转。

隋军最后的失败,据说是在渡萨水时被高丽袭击后军。这一次袭击本身所造成的损失不大,却使得所有军队在那一瞬间全盘崩溃。这时候真的很难说究竟是谁打败隋军的,高句丽人的偷袭吗?或者根本就是隋军自己。就象寓言里所说的那样,百万隋军就象是一个泥足的巨人,只要再给它一点点小小的推力,巨人就被自己的重量给彻底压垮。

最后,从二月开始进军,到七月彻底失败,在这五个月里,渡过辽水进入真正的前线的军队依旧只有三十万多一点,剩下的七十多万人马,甚至没有进入战场。

宏大的事业,宏大的规模,宏大的失败,和最后,宏大的浪费。

去了洛阳看热闹也好,一直待在山西父亲的身边也好,这么“宏大”的一切,应当都听到了李世民的耳中。长辈们的悄悄议论,同辈们的嘀咕交流,大概都能让李世民对大军之运作产生树立非常鲜明的反面教材。他的未来将不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前车之鉴确实有其重要性,当然,也需要一颗敏锐的心灵来感知和察觉。

  不过,就连杨广自己也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吧?至少在一年以后的第二次征辽战役里,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大业九年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个人一直如此认为。这一年,真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
  第一,杨广第二次征高丽。
  第二,杨广第二次征高丽,李渊终于不用再做地方官,成为这场大战事的后勤官之一。
  第三,杨广第二次征高丽失败了,在天下已经盗贼蜂起的背景下,“深受国恩”的杨玄感竟然狠狠造了他一反。
  第四,杨广第二次征高丽失败了,李渊在杨玄感的叛乱中开始掌握重要的兵权,也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次有人来劝他造反。
  第五,杨广第二次征高丽失败了,李渊在杨玄感的叛乱中开始掌握重要的兵权,根据李渊回忆录,这靠了他终于听老婆的话使足力气大拍表弟皇上的马屁。可惜,他的妻子却看不到他加官晋位的这一天,因为窦夫人在涿郡过世。
  第六,李世民结婚了。
  左右考虑,李世民结婚这件事应该发生得较早,因为如果再晚一些他的母亲过世,大概就不再适合立刻成婚——或者他这个时候成婚,正是因为窦夫人自觉身体难以支撑,赶着想看到钟爱的次子成家立业?
  和李家联姻的是长孙家族,李世民所迎娶的小妻子是故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小女儿,这一年,这个女孩的虚岁十三,实岁不过十二。当然,她的丈夫也不过虚岁十六,实岁十五其实还不满,按今天的标准来说才只有十四岁呢。
  翻查史书,长孙氏的同胞哥哥长孙无忌,大约是我能找得到的唯一一个记载下来说——他和唐国公次子李世民是朋友——的人。“少与太宗友善”,史书的记载确实精简得可以。到底如何的友善法固然不可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认识是在两家联姻前还是联姻后也很模糊。
  然则,若从长孙氏嫁给李世民的前因后续来看,很可能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为友,确实应该在两家正式联姻之前。
  最先提出联姻的,按照史书的记载来看,应该是长孙兄妹的伯父长孙炽。
  长孙氏也是关陇旧家里的望族,作为北魏拓跋氏一脉,长孙家族在整个北朝后半期都显要叠出、贵盛无比。到了隋唐的年代,长孙兄妹的父亲故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则是家族新一辈里的传奇人物。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和所有的中国王朝一样,面临着来自北边草原民族的威胁。在这个时代,中国北边草原上有力量的游牧民族是突厥人。从北周到隋文时代,突厥的强大让为政者们很头痛,尤其是北齐灭亡以后,北周几乎是立刻的就和突厥陷入敌对状态。隋文时代的突厥问题更加严重,本来伐陈之战在开皇二、三年就要进行的,结果当时突厥南下,大大打乱了文帝的统一进程表。
  长孙晟正是在隋朝对付突厥的时候走到历史前台,他向文帝献策,认为突厥作为游牧民族的强大行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内部不稳定,部落仇恨和争权夺利太激烈。这位大臣姓长孙名晟,他的意见就是靠反间计来分化强大的突厥。长孙晟的意见被采纳了,他也被任命为出使突厥的使节,暗里搞破坏活动。长孙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物,他来到突厥,很能讨突厥人喜欢,却在背后干了很多“坏事”,成功地挑拨了突厥可汗的关系,并最终使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然后,长孙晟把隋的义成公主送到东突厥和亲,率领隋军帮助东突厥打败西突厥。这样,西突厥没有能力再威胁隋朝,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也向隋臣服。
  在为隋室取得这样一个对外的大成果的同时,长孙晟参与到文帝两子的皇位争夺中。长孙晟是站在杨广一方的,在仁寿四年(就是文帝死的那一年)那个嫌疑很重的夜晚,率领侍卫“守卫”仁寿宫的太子心腹中,就有长孙晟的身影。杨广即位后,长孙晟继续受到新帝的重用,不过,这时候他的年纪也不小了,终于在隋大业五年国力最盛时“幸福”地逝世。长孙晟的子女在他死后都得到皇帝大量的赏赐,但也不是全部,至少有一双子女,被完全隔离在长孙家的幸福和荣誉之外了。
  长孙晟四子和幼女,是他的后妻高氏所生。这一个高氏不是别的高氏,乃是曾经业显赫一时的北齐宗室之“高”。

北齐亡国后,一部分宗室被杀,另一部分则投降了北周。在投降的高姓家族中,有一个北齐的乐安郡王,名字叫做高励的,在北周和之后的隋任官。但高励晚年对抗吐谷浑不利受到处罚,他的子女也并不幸福。高励究竟有几个子女,历史上记载不详,日后著名的高励的那个儿子姓高名俭字士廉,这位据说“面貌如画”的公子,因为家族是亡国宗室这样敏感的地位,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在终南山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家闭门读书。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高俭参加隋的推举考试,以“甲第”(第一等)的优异成绩高中。不过高俭在隋的职务并不高,是一个低品级的闲职。
  高俭有一个妹妹,就嫁给长孙晟为继室,并至少育有一子一女。长孙晟的年龄比高家小姐大了至少二十多岁三十岁,当长孙晟死了以后,一个通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摆在高氏面前。长孙晟前妻所生的年长儿女,显然对高氏以及高氏所生的一双儿女没有好感。在这样的高门大族里,权力和利益斗争在兄弟姐妹中间尖锐化,倒不是什么新闻了。于是,长孙兄妹的一个哥哥长孙安业,把高氏和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应该都还不超过十岁)赶出了家门。高俭收留了被赶出来的妹妹和外甥。既然在这里花了这么多篇幅来记叙这个事件,那么毫无疑问,高氏和长孙晟所生的一子一女,正是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
  长孙晟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哥哥和他聊天,提到唐国公的夫人窦氏是一个多么美丽聪明睿智的女子,说“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云云,劝弟弟想法子和李家联姻。不过说这话的时候未必特指李世民和长孙晟幼女,就算长孙晟当时去和李渊就此事有所规划,两家当时所讨论的意向也未必十分落实。
  算来李世民之前只有一个长兄建成,或许长孙炽说起婚姻之事时李渊夫妇已为建成另外安排了婚约?不过建成的正妻在史书里一丁点儿痕迹也没有留下来,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们关陇集团里哪一家贵族的女儿。不过至少不应该是长孙氏吧,否则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后面的权力斗争中反而容易突显而被提及。
  李世民之后的两个弟弟则与他年龄相差不太大,那么,就算当时长孙家数过来只有幼女的年龄合适,在李家一时也难以做出决定。或待儿女们长大几岁再说,也是很有可能的。
  不过,长孙晟的过世和长孙兄妹寄居舅家,也许带给了这桩婚姻一大变数。这时候为这桩婚姻最后定板的,是已收养长孙兄妹两、三年的舅舅高俭高士廉。
  按照高士廉的传记,在把外甥女许配给李世民以前,他对这个少年人已颇有些了解,所以个人一直认为长孙无忌和李世民“友善”当在他们成为郎舅之前。两人家世本来相近,父母也有过来往和婚姻意向,于是子弟间成为朋友应该不是什么稀奇事。高士廉抚养外甥,从而对李家兄弟可能都是十分熟悉的。
  史书说高士廉很看重李世民,“见太宗潜龙时非常人也”,便和李家说定婚事。转过头一想,如果当时高士廉确实打定主意要按妹夫当初的约定来安排外甥女的婚姻大事,只怕他的选择确实有其必然性。无外乎世民、玄霸、元吉三兄弟而已,玄霸身体不好,元吉不仅还小长孙氏一岁其经历和个性也让人很不放心。当然,也可能因为长孙晟已死,还没有完全确定的婚约本可以无效,高士廉会有更多的选择可能。而他终究觉得就是李世民不错,至少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欣赏。
  当然,婚事对于李家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长孙家在关陇旧家里的地位不说,就算长孙兄妹此刻受到家族的排挤,高氏的门第也不可小窥。
  作为北齐宗室的高家,自称山东高门渤海高氏,但他们到底是真的渤海高还是冒认,学者也有争论。即使北齐宗室确实本源渤海高,到北齐高欢兴起的时候已经和这一山东高门非常疏远了。不过,随着北齐的几十年统治,作为宗室的高家亦俨然以山东大族自居。
  从高士廉早期的交游情况来看,当时的关东名士薛道衡、崔赜和他是忘年交,而劝他出仕的朋友则是有隋一代非常著名的“知人选士”的吏部侍郎高构。
  以“空梁落雁泥”一句传世的薛道衡是关东大族河东薛的人物。河东薛氏出于三国末年的蜀汉,国亡后迁居山西河东地区,在一开始并不受名门望族的看重。嘲笑式地称他们为“蜀薛”,说他们这个家族都是一群象野狐狸一样好斗无文的人。所以薛氏之兴,也源自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象野狐狸一样好斗”的薛氏族人在战争年代招揽流民、据堡自守,如此辗转到北魏时代,也俨然是一个高门了。北周、北齐对峙时山西河东成为一个主要的争夺焦点,于是薛氏家族也发生分化,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权。薛道衡一房支持的倒是北齐,但他这一房文化贵族化的程度最高,所以到后代反而更加知名,薛道衡本人就被评价为隋代艺术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之一,为一时名士,并且极受隋文帝的看重。
  薛道衡在隋炀的手中送了命,人们一般很喜欢提起杨广对薛道衡的妒嫉,据说薛道衡被杀时,杨表叔很冷酷和没品味地说过一句“看你还能做‘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句子么”。不过薛道衡的死因,更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以及薛某人自持名士不小心触动了皇帝的某些敏感神经。杨广那句恨话可能确实说过,他的个性里有缺乏弹性而不能容人的特点,但要说他真的是很嫉妒薛道衡的才情倒也未必,只是一句发泄愤恨的随口而言吧。薛道衡死于大业六年,杨广并未株连薛道衡的家人,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并不疯狂。
  崔赜字祖浚,出于博陵崔氏。当时山东崔氏主要有两家,就是清河崔和博陵崔,其中清河崔名望最高,被当时人看做山东第一高门。博陵崔则次之,说是“次之”,自然也是和第一高门相比的“次”,要和其他许多家族来比,可就不“次”了。炀帝时代编写了一部叫作《区宇图志》的地里书籍,这是地理著作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崔赜即是此书总编之一。
  至于高构,出于北海高氏,字孝基,据说颇有识人之明,比如初唐名相房玄龄就得到过他的极力夸赞。这里个人倒觉得不必以为高孝基真的眼光有多毒,不如说高孝基处在的关东名士的圈子里,这个圈子是关东集团的代表。只要关东集团的力量确实强大,那么未来在他们中间涌现出知名人士的概率当然很高。这个时代里关陇旧家是胜利者,但是关东集团的实力依旧十分雄厚,就算各名家子弟的官位一时不显,也始终有着莫大的本土号召力和潜势力。未来将这股势力收入囊中的人正是李世民,相关的一批人物都成为他的死党。
  不过高士廉的情况看来也有不妙之处。对于关东集团,关陇旧家一方面需要他们,另一方面又提防他们,甚至怀着某种嫉妒其文化高位的心理排斥他们。加上高士廉身为北齐宗室后裔的敏感性,使其十分低调不说,长孙兄妹的哥哥长孙安业竟然对后母如此不敬,怕也有几分有恃无恐,是对高家整体的一种轻蔑。高士廉对此亦无可奈何,从这一点来看若当时李家也一样不把高氏放在眼里悔婚,似乎也有可能发生。当然,我们知道这种没有品味的事,李家大约是不屑于去做的。

就李世民个人来说,颇有一些小说家言喜欢在诋毁长孙氏容貌的空口白话里极力渲染李世民对这桩婚姻的不满,却是一些完全没有根据的臆想。史书未曾记载过长孙氏的容貌高下,以为长孙氏容貌不好的“证据”,勉强要说就是日后长孙无忌和欧阳询互写嘲讽诗作乐,长孙无忌说瘦瘦的欧阳询象猿猴,而欧阳询反攻说长孙无忌“面团团”的长得很胖。慢说这两首嘲讽诗本就夸张,从兄推妹更未必准确,就是“面团团”又如何?唐人原以胖为美。
  长孙氏的个性则温婉柔和,且颇善察言观色,父亲长孙晟的身故和母亲所遭受的排挤,在这个女孩心里一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她应该比同年龄的女孩早熟。但这也不是一个维维诺诺、胆小懦弱的女子,其实应该很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同时长孙爱好书籍,梳妆时也手不释卷(当然……梳妆的工作是侍女在干哈),造次必循礼法而知识见识不凡。
  《新唐书》记述了一个很有几分耐人寻味的夫妻相处模式:李世民每每发怒要责罚宫中侍奉之人时,长孙氏故意也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将人带走宣称要严加处罚,等李世民脾气过了,才慢慢理清事因不另宫人平白受冤或惩罚过重。在这里我们即可以看到长孙氏的温婉,更进一步也可以看出她善察颜色的机心。个人并不认为长孙氏之为后仅仅是“贤”而已,“智”更是这个女子获得千古贤后之名的重要武器,她的聪明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深的城府。
  其实我从来不反对说长孙氏一生活得“压抑”。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事实。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恣意人生的单纯少女,对于人情世故也好、责任规矩也好,她都十分看重,或者确实太看重了。以她的童年经历来看,这样的个性发展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不管她的丈夫到底是谁,我都不认为她会变成另外一种性子,换一个所谓宠爱她不得了的男人,她就翻天覆地大变化了。认认真真说一句:李世民,或者说男人们还没有这种本事呢——当然女人们也没有这种本事——夫妻间无论谁想彻底改造谁,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说起来,还是一个可以接受她和欣赏她的丈夫,才是最重要的吧。
  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考虑与长孙无忌的友情的因素,以及长孙兄妹的遭遇。事实上如果长孙氏初嫁时李世民表现得不情不愿、怄气耍混,那才真叫可笑复可鄙了。以当时长孙兄妹的处境,任谁都会将这视作一种势利眼。不说别的,这么丢脸的事估计他还做不来。即使对李世民私人品德写下一段著名批评之词的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依旧说道“秦王……驰骋侠烈之气,荡其天性”,因此长孙氏之被斥舅家,反而应该容易让他产生一种温柔心情和侠义情怀。
  综合李世民一生所看重的女子考虑,温婉而不失坚强骄傲、聪明而多才多艺是他的心仪取向,长孙氏可以说正是这些性格和特点的一个典型。
  在上面所提到的夫妻相处中,我们看到长孙氏采用这样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权谋手段”的招数。但李世民并不是傻瓜,两三次以后他早就明白妻子的举止有何用意。长孙氏的这种处理方法也很容易被不满地指责为“阳奉阴违”甚至“欺骗”,如果两人没有感情的话。然而对李世民而言这仅仅是一个有意思的可爱之举。自己发怒和妻子陪自己假装发怒,对他来说成为一种感情宣泄的渠道,至于相关事务的处理则放心地任由妻子安排。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长孙氏这种所谓“手段”,不过是夫妻间一种默契和情趣的体现。
  当然史书对刚刚成婚的小夫妻的具体生活并无只言片语的描述,在当时的李家李渊新任的职位倒极可能更为要紧。
  大约在稍早一些时候,李渊结束了长期在地方官上转任的循环,平调为殿内少监,大业九年继续平调为卫尉少卿,是个管理宫廷车马武器的职位。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皇帝陛下下定决心要继续征讨高丽,而李渊就顶着卫尉少卿这个头衔,在靠近前线的辽东怀远镇督运粮草。
  这一次发兵的起点是涿郡,也就是今天位于河北北部的北京。炀帝以此为进攻高丽的准前线基地,召集四方军队和物资前来集结。但是这一次的出征阵容再没有了上次的“壮观”,总人数“锐减”为四十多万,其实这反而是一种进步才是,弄个一百万人来又如何?区区的高丽战场根本不得容纳如此大军。同时炀帝针对上次作战的失误,作出了两大改进:
  一、准许诸军“便宜从事”,这样一来,只要各军将领选择得当,便可以更灵活地在这个广阔的战场上选择战机。同时炀帝所任命的将领亦有可观之处,比如说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在上一次全军溃逃中就只有他率领的人马保持了良好的队形,所以这一次他得到了提升,同时被任命为前锋。
  二、更加注重后勤支持。二月炀帝下旨提到前次的失败为“兵粮不继,遂馅王师”,这一次他命杨玄感在河北和河南交界的黎阳地区负责粮草转运,这里有着建于开皇年间的著名仓库“黎阳仓”,又命李渊在怀远镇做后勤督运,一南一北,通过永济渠以涿郡作为转运中心。
  杨广确非无能之人,更不是不知道改进,然而在战役层面的改进,却不能改变政局这一大战略上的问题。因为再次筹集物资和人力大举进讨高丽,使得民间承受的压力更大。于是更多的盗贼蜂拥而起,星星之火也渐有燎原之势。
  有做贼的就有抓贼的,说来初起的盗贼多为孤苦无依的贫民,真正能够在未来得到一席之地的并不多,反倒是那些抓贼的手中因此拥有兵权,聚集起一批人物来。山东一个名为张须陀的名将因“讨贼”进入历史的记载,尽管他本人在辗转作战中送了性命,他的手下出了秦琼和罗士信这两个人。而他本人在当时也一度百战百胜,剿灭大大小小许多盗贼。
  张须陀出身似乎不高,从军功起家,在大业年间做到山东齐郡的郡丞。杨广的辽东战役和一场天灾使得齐郡出现了许多灾民。张须陀不等请命就打开官府仓库赈济,从而得到皇帝陛下的赞扬和奖赏。之后张须陀频频打败附近大小“盗贼”,被任命为“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为杨隋讨伐天下“盗贼”,战功卓越。
  秦琼字叔宝,山东历城人。正史上对他的祖先记载不多,今人考古发现的碑文里则显示他的家族在北齐时居官不低,那么实际上他的家族倒是一方豪强。史书中只提到,秦琼在隋之名将来护儿帐下时,来护儿对他最为看重,秦琼的母亲过世还特别差人吊唁,对秦琼的能力大大表扬一番。秦琼有能力固然,然在这个推重世族讲究家世的社会里,来护儿之特别亲重,亦未必没有家庭背景的影响。
  罗士信跟张须陀更早,他是在张须陀刚开始招兵讨贼时自告奋勇投军的。那时候罗士信才十四岁时,张须陀本不要他相从,以他如此年龄连穿甲胄都有问题,认定他没有上阵的能力。结果罗士信穿这两重重甲跃上马背,得到了张须陀的认同。这个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少年确实是个狠角色,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年纪小,杀起人来有好些“特别”的手段。他第一次上阵时将所杀敌人的首级抛到空中再用枪尖接住,让敌人愕然而恐惧。以后作战每杀一人都割下死人的鼻子揣在怀里,作为计算自己杀敌数目的标准。古代虽然确实有割敌人之耳计功的规矩,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流行。罗士信这些举动在当时被看作“特异”,连炀帝听说以后也让人把经过绘制成图给自己看新鲜。不过罗士信的家世似乎不高,当然史书上记载十分简略,甚至没有留下他的字。
  张须陀被认为是证明炀帝也有知人之明的典型之一,但黯于大局,这一点“知人之明”是没用的。就张须陀此人而言,他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不关大事的地方官员:也许忠诚,却没有谈论天下大势的能力和权力;也许善斗,却不可能改变隋的大战略失误。炀帝所“知”者到此为止,其他任何想改变他的“根本路线”的人,他就绝对不会再相知了。
  不过这个时候,有张须陀一类的地方官和大将镇压,满地蜂起的盗贼们作为一群乌合之众,一时似乎也翻不了大船。但形势恶化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出大事是必然的。对炀帝来说,大约他自己觉得老天爷很不公平的一点就是:就在调整了战役布局的第二次征辽要出成果的时候,杨玄感这个没良心的混蛋,居然造反了。

杨玄感不是一个“盗贼”,他是正正经经的故越国公杨素的长子,现任越国公、礼部尚书。
  从表面上来说,杨玄感一家“深受国恩”,他应该绝对不会背叛的人。杨玄感之父杨素是北周时由周武帝逐渐提拔上来的人,可后来在杨坚将要篡周时投靠杨坚,杨隋代周时的稳定战争、平陈战争、平定岭南叛乱、打击突厥作战里面,杨素都颇建功勋。杨坚带兵极其严酷,在战前就有事没事找借口杀人,两军初接的试探阶段更故意派小股士兵去送死,那些不死的士兵回来不论是非通通砍头。却因为其深得隋文信任,部下的战功再小也可以得到赏赐,不象其他将领那样有时候大功劳也可能落空,所以还是有许多人愿意跟着他作战。杨素的这份“残忍”当然可以从今天的道德观来大加批判,而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来看,说战争的残酷也许还泛泛了些,以此来看几百年乱世的余波,或者让人不能不一叹吧。
  当然,在当时来说更重要的是,杨素是那样地被文帝所信任,所以他成为隋炀夺位的关键人物。杨广为晋王时成功地拉拢杨素成为自己的党羽,杨素为杨广获得父亲好感出了很多力气,所以杨广登基后杨素一家愈发贵盛。
  可是,杨广对这个权势过重的臣子,已经生出戒备之心。史载杨素死时杨广对侍卫说“如果杨素不死,我早晚要灭他的族”,此话即使不真,杨素受到猜忌也有其必然之处。据说杨素也颇有察觉,所以患病不肯就医吃药,宁可就这么在荣华的顶点死了算了。可作为他的长子和继承人,杨玄感年纪还轻,总不能学父亲死掉了事。皇帝的这一份猜忌虽然随着杨素的死暂时平息,也不可能不给杨玄感留下不安的阴影。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杨玄感不是一个甘于平淡的人,其实他若从此以后老实享受富贵不多说话不多揽事,也未必不可以太太平平地活下去,但既然心有不甘,那么皇帝的忌讳就成为更大的一个问题。
  就这样,大业九年六月,杨玄感竟趁着杨广车驾在遥远辽东的机会,举兵反于自己督粮的大本营黎阳。
  杨玄感叛乱从某种程度来说,确实是个偶然事件,可也有其必然因素:杨广一系列政策导致流民盗贼遍野,皇帝本人和国家大军又远在境外,从而使杨玄感认为有可趁之机,那自然是一个因素;上次高丽之战的惨败情状,在很大程度上怕也引发了好些人对皇帝军事能力的藐视,也应该看作一个因素;三百多年乱世造成的不稳定,则是第三个因素。
  丧乱之末,整个社会构成、大众心理和思想教条等等都处于不够稳定的状态,当初杨隋能够如此轻易地代北周而起,靠的就是这种不稳定和上层贵族普遍的投机心理。实际上中国社会经过南北朝几百年变乱后,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期。所以杨隋若想自己的统治稳固,不仅需要一系列稳定的措施和工作来结束这种人心上的乱世余波,更要有远大的目光和深邃的视野来开创且稳固新一种形态的中国社会。然而杨隋在这一点所作的工作远远不够,杨广过分喧闹的种种事业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创举则局限于如同《区宇图志》、《长州玉镜》这些百科知识书籍,深度和广度固不足以立千秋规范。由此人们的心理依旧浮动不安,杨玄感的投机心理亦很容易得到发挥余地。

大约就在杨玄感叛乱左右,李渊之妻窦氏在涿郡过世,终年四十五岁。
  窦氏终于涿郡,说明她跟着丈夫一起来到准前线。炀帝的几次征伐中,后宫和百官家属往往也大批随行,常常成为倍受后世嘲讽的一个举动,作战就作战,拉上这一大票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不是白白增加前线和准前线的压力么?然而这很可能是北周以来的一个传统。当年宇文泰刚入关中不久,高欢时来大军进犯。宇文泰到同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大荔县御敌,这里靠近黄河岸边,就是一个准前线。宇文泰把这个准前线上的土地赏赐给手下大将,李虎和杨忠就把家安在了这里,在关陇旧家的阖门拼死抵抗里,成就了宇文氏稳固关中的战略意图。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杨广的回忆。原来北周灭北齐的战役中,杨坚随北周大军出山西入河北,杨广当时才八岁,也随军来到河北博陵也就是河北定州,由此可见这场大战中杨坚也是携家带口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一般来说农业民族的正规军是不会这样作战的,只有游牧民族才有如此风气,一旦远征,全族同行。北周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本有一种“倒退”回部族制的意味,北周一系的关陇旧家,确实还带有一种浓厚的胡风和武风。这种一上阵就全家动员,自然已经越来越不适合当时的环境,毕竟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试图长期保持游牧民族式的作战方式是会造成很大问题的。不过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关陇家族的子弟从小就熟悉军旅生涯,其剽悍善战亦可想见。
  即然窦夫人都跟到涿郡,李氏兄弟尤其是李世民随父母到河北涿郡的可能性也很高。在前面提到的李世民弹琵琶的故事里,他弹唱出来考群臣的曲子,据碑文说在许洛仁的故乡流传。碑文注明的许洛仁故乡是河北博陵,即今天的河北定州,正在河北中北部。李世民既拿这首曲子来考问大家,此曲在博陵之外很可能传播并不广泛。那么,他要学到这个曲子,就很可能是在河北本地学到的。查李世民一生经历,确切可知的去河北的时间,是武德四年到五年,他率大军前往河北平定刘黑闼之乱。但如果他是在那时学会此曲,当时跟在他身边的那一大票将军幕僚们就没有不知道的,也无所谓以后拿来考问大家取乐。
  所以,许洛仁碑中提到的琵琶曲,就极有可能是在大业九年里学的。这个时候,李世民还是一个除了亲戚朋友外没什么人认识的唐国公次子,年轻好动的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喜欢弹琵琶的爱好,到了一个新地方,听到一首新曲子,一时心喜学了下来,除了拿去和父亲、兄弟、朋友对弹对弹,别人自然不知道。
  个个人甚至认为他的新婚妻子也会跟着丈夫、公婆一起来涿郡,窦夫人都来了,她有什么不可以来的。还别说,窦夫人既然终于涿郡,出发的时候可能她的身体已经不太好。有媳妇跟着照料,诸事还要方便许多。
  在涿郡的这段日子,应该是到现在为止李世民离战争最近的一次体验。战争不仅仅在不远处的高丽前线进行,更在整个河北平原上由众多的“盗贼”引发。“盗贼”们此起彼伏的虽然混乱却没完没了的反抗,如许多人都提到过的那样,必然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供应前线大军所做的种种复杂后勤工作,亦必然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隋军在河北平原上四散而频繁的“剿匪”战斗,个人觉得以李世民“已经”十六岁的年龄,可能都颇有接触,从而带给他许多非常直观而是在的战斗经验。
  对这个初涉人世就一头扎进“鼎沸”环境的少年,其所受的震动和迷茫,是不是比已成年的人或还很幼小的人,都更加来得敏感深刻?
  然后,母亲就这样客死异乡,这对十六岁的李世民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变故。不过应该就是李家在一片悲痛和混乱中筹办丧事的时候,杨玄感的叛乱发生了。史书记载说杨玄感要叛乱时,李渊已有察觉,他在涿郡和老朋友宇文士及暗暗商量,尽管史书记载语焉不详,作为炀帝女婿的宇文士及竟似颇有怂恿李渊一起起哄造反的意图。李渊本来的任务是在怀远镇督运粮草,他突然离开职守来到涿郡,怕正是为妻子死了这样的大事告的假。
  宇文士及和李渊的密议,从记载来看,做父亲的连儿子们都没有告诉。这也不稀奇,毕竟所议太大,而这时候看来李渊并不认为杨隋的气数已终,贸然造反很容易失败吧,那全家人就都完蛋了。儿子们也都还年轻,长子建成这一年也才二十五岁,把这种还没边儿的“异志”告诉他们难免年轻人不够城府反而惹出事来。况且妻子刚死,那些孩子都在悲痛和茫然中,情绪也愈发不稳定。
  李渊做出的决定是暂时仍然向表弟尽忠,他把杨玄感的异常行动报告给杨广,这也为他赢得了一个出头的机会:皇帝陛下命令李渊立即赶往关陇,代元弘嗣为弘化郡太守,兼知关右诸军事,也就是说可以节度整个陇上的军队。原来元弘嗣的亲戚斛斯政是杨玄感一党,虽然元弘嗣本人尚无造反迹象,皇帝仍旧对他不放心。
  也就是说,这一刻,杨广对李渊还是放心的。

弘化郡在今天的甘肃庆阳,这个地方到唐初改名为庆州,武德七年在李唐政局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的“杨文干事变”的主角杨文干,当时所任即为庆州都督。关陇一体,从弘化郡/庆州一地南下,便可进入关中平原北部的泾水流域,然后穿过泾水河谷就到了离长安不远的咸阳地区——所以,无论是今时的杨玄感之乱,还是未来的杨文干事变,弘化郡/庆州的地理位置,实在相当重要。
  从河北北部到甘肃南部,李渊急驰而去,当时从北面山西借道,绕过杨玄感叛乱军横扫的中原地区。这时候他也不可能还带着家人慢慢行来,包括窦夫人的灵柩,大概都只能丢在脑后。
  其实杨玄感叛乱时,其谋主李密曾向他进献三策,上策是立刻率军北上占领涿郡,这样可以卡住隋之大军南下的道路,被堵在境外的隋军前不得进后为敌国,更被切断了后勤线,很容易全盘崩溃,那就是一劳永逸的法子。如果当时杨玄感听从了这个建议,也不知道未来的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杨玄感能不能成功姑且不论,李渊或者也正好被派去弘化郡先一步急急地赶着走了。那么李世民呢?他多半还留在涿郡,等局势稍微平静以后才好护送母亲的灵柩慢慢返回关中。杨玄感要前来进攻涿郡,他会否因此加入战斗?他会立下一些小小的战功吗?会成为俘虏吗?会战死吗?如果他就这么死在这里……
  所谓历史没有“如果”,杨玄感选择的策略也成为了后人给与许多诟病的“下策”。李密的中策是一口气向西攻入关中趁虚夺取长安,下策是在河南本地围攻东都洛阳。杨玄感在黎阳等地聚集起人马以后,便开始围攻起洛阳来。他的这个错误决策其实也有不得已之处,因为当时响应杨玄感的,倒多是关东豪强。
  杨玄感的家族,可以说是关陇旧家的行列,然而他起兵的地方,则为关东重镇。说起来也是让人不知道该笑该叹,杨坚杨广父子对关陇旧家心存疑虑,所以杨广即位后立刻大修东都洛阳,且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了关外地区。可是关东依旧和他不交心,天下之乱起于河北,民间的叛乱之巨亦在关外。即自外于关陇、又抓不住关东的杨广,看来确实没有这个资格成为新时代天下的主人。在他以后,李渊就把相关的政治平衡玩得很不错。至于李世民更是在一大批“东人”的鼎力支持下夺取政权,亦从未失去关陇集团的忠心,更兼得江南士人的支持,他的胜利绝非仅仅是玄武门前那一点“阴险狡猾狠毒”那么简单的事情。
  关东人士对杨玄感的响应,这里不想举太多例子,不过确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
  一个是房彦藻,山东齐郡人,从其姓氏和郡望来看,个人很怀疑和房玄龄有什么关系。因为房玄龄也是齐郡人,父亲的名字还偏偏叫房彦谦。或者两人是本家,恰好房彦藻和房玄龄之父同辈。不过亲戚关系应该很远,否则史书里应该提一提。此时的房彦藻虽然是隋朝的一个小官,却自视很高不满意自己的位置,所以跑来投靠杨玄感。后来杨玄感失败,房彦藻辗转流亡了一阵子继续跟随李密,深得李密信用,又多能说服河南河北山东一带的“诸盗”归附李密,可见是个本地区的豪强人物。
  另一个是孔颖达,河北翼州人,字仲达。此公是孔子后裔、关东大儒,对后世影响之巨倒远在杨、李等人之上。据说孔颖达自幼聪慧过人,经典学术的功力很深。大业初年的时候曾下令诸州推举通晓经书的贤良入京,孔颖达被本郡推选,在和诸儒论难中脱颖而出。可是这也使他遭了忌讳,据说竟有人想刺杀他。当时救了孔颖达一命的正是心怀大志刻意接纳天下俊秀的杨玄感,后来也是在杨玄感推荐下孔颖达补授太学助教。这个时候孔氏也跑来给杨玄感助威,算是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不过这一趟路孔颖达是跑错了,以后他还会继续错了又错。直到最后一次这位大儒者才终于站对位,以秦王府十八学士的资历走进大唐的贞观时代,那又是后话,暂且不提。
  关东人士的拥戴给了杨玄感力量,同时又限制了他的行动。杨玄感那么急切想要攻打洛阳,也因为洛阳长期作为关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具有相当重大的象征意义。反倒是急攻关中,让手下这批临时纠集起来的人离开本乡本土长途奔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可是洛阳经过杨广的大力修建,城池兼顾物资充足,一时半会儿很难攻得下来。这么一耽搁,杨广从高丽回师,更调动了各路人马围剿。此时的杨玄感见势不妙,又想绕过洛阳直入关中,可是这一走以后屡战屡败,以关东人为主的杨玄感军已失去斗志,集合起来的隋军又多次打击,终于把杨玄感彻底打败俘获。
  李渊则先一步赶回关中,在弘化郡顺利接替元弘嗣的位置并得到陇上所有军队的控制权力。这时候又有人跑出来和他嘀咕“天下事”,这一次的心急者是窦夫人的堂兄窦抗。窦抗的话相当直白:连杨玄感那样的人都可以造反,你们李家怎么反而落到人后了?
  李家落后啦?“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老话,其实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至少在这个时候李渊是不想“先发”做这个出头鸟的,说来这时候以他所处的地位,有可能亦能有所为。关中兵马大多东调前去剿灭杨玄感,李渊在陇上握有的军队如果突然南下长安,还真有可能就这么把关陇夺到手中。不过这么一来,炀帝尚在人心未散,“乱臣贼子”的名头背定了。又容易成为天下瞩目的焦点,炀帝如果能很快收拾掉杨玄感,坐镇东都发诏讨逆,李渊亦未必吃得消。
  不过要说李渊这时候一片忠心那就太假,窦抗敢来和他说这个话,说了以后他也不揭发,都可见李渊实际上是“包藏祸心”。同时李渊还在自己的辖区内大树恩义,收买人心。他的前任元弘嗣据记载是个著名的酷吏,如今本地区换了他这个好脾气性宽仁的长官,一下子就有许多人和他套起近乎来。天下动荡人心思变也是有关的因素,唐国公的李家自认陇西李也有许多年了,在关陇一带本有扎实的根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定杨玄感之乱的杨广对李渊起了疑心。杨广自然不会知道窦抗的话,可就从李渊的行为和如今他所处的地位等等来看,隐隐觉得这个表兄有鬼是有道理的。杨广召李渊前去见他,据说李渊病了一时无法成行,李渊的外甥女王氏这时候在宫里为妃嫔,杨广就问王氏“你舅舅为什么没来”,当王氏以李渊生病作答后,杨广据说是颇有些恶毒地问了一句“可得死否?”。
  说句实在话,就看李渊老爹在这次事变前后的种种鬼鬼祟祟的小动作,他也活该遭此一问。
  听到皇帝气话的李渊知道自己做过了火,大惊之下赶紧改弦易辙,成日里饮酒纳贿以自污,这也是历代臣子为避“嫌疑”经常采取的一种手段,往往亦能奏效。向皇帝表示“我没有能力造反”,比表示“我无心造反”更有用。
  李渊彻底地变成人们所熟悉的那个造反前的李老爹的形象,大概也就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史书记载说他后来受了挫折接受亡妻当年的建议,收罗了不少名马鹰犬献给杨广,算来也在此时。李渊这一韬晦就过去了一年多的时光,中间发生的好几件事情只怕让他更加心惊肉跳。

杨玄感之乱平定以后,充满强烈挫折感和愤怒感和恐惧的皇帝陛下,开始大肆诛杀。人们常常会谈到炀帝的暴虐和疯狂,然而仔细注意一下,杨广前期所造成的死亡,多是在各种大工程里服役劳作而死,并非他有心所为,其实他还很注意想法子为服劳役的百姓提供相对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当然这受限于技术条件和经济能力,杨广的努力成效有限。对于大臣,杨广也有对这个那个的不满,可总的来说他没有去任性杀人,不仅如此,许多看来“该杀”的他都加以原谅,比如那个造自己反的弟弟杨谅,亦不过将其幽闭而已。
  杨广第一次显示出没有理性的愤怒和疯狂,正是在杨玄感变乱之后,他在进入东都洛阳时说过一句“名言”成为“炀帝是暴君”的明证,那句话是这样说的:“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杨广说这话时的心情倒也可以想见,世事对他的讽刺是如此强烈,关陇旧家一伙心怀鬼胎的,关东高门一群总想捣乱的,在不稳定的转型期社会充满了动荡莫测的因子,“治大国如烹小鲜”,何况是治一个部稳定的大国。魄力和才力稍有不足之人,就会身陷局中不可自拔,经验有待总结,教训有待吸取,更多的智慧有待集合和条理。秦二世而亡,隋二世而亡,比起当年的秦二世来杨广或者要有才气些,但终于不足,其结局也就差不多了。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无情的东西。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飘橹。相关死者据说有三万多人,被牵连而流放的,也不计其数。
  在莫名其妙倒了霉的人里面,有一个正是长孙兄妹的舅舅高士廉。

杨玄感叛乱,与大将斛斯政互相勾结。偏偏高士廉和斛斯政有一些交往,就被贬为硃鸢主簿。硃鸢在现如今是越南的地方,就当时来说那也和化外天边差不了多少。高士廉甚至怀疑自己就要如此一去不复返,他担心自己的老母亲和被夫家赶出来的妹妹没有生活依靠,就把自家的大宅卖掉,用变现所得的财物买了一个小房子以后,把钱分作两份,一份留给妻子鲜于氏供养母亲,一份留给妹妹和外甥长孙无忌度日。如此把钱全部留给了家人,自己只轻装而去。这也是一时佳话,当然日后高士廉舅舅自有归家之日用武之地。
  说来长孙无忌和他母亲居家过日子的金钱问题,倒也未必会让他们十分操心。李世民之为人,散财的种种举止倒蛮有名,料想不会让自己这个大舅子兼好朋友的家里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当时象李氏这样的家族确实极其富有。高士廉被贬时可能李世民还没能回到关中,如果李世民之前确实随父母去了涿郡(很可能还包括他的新婚妻子长孙氏),变乱中要紧赶着扶灵上路不免危险,等杨玄感之乱平定后再走,也很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走得到的。
  杨玄感在大业九年的八月战败,九月里杨广即派自己信任的大臣裴矩去“安集陇右”,大概就有分夺李渊权限的意图。李渊开始深自韬晦,努力让自己显得无害。李世民若在这段时间前后回到关中,一定会有一番比在涿郡愈发强烈的物是人非的感触:母亲已经死了,父亲变得很有些不同,妻子的家人更遭遇重大的变故和不幸。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开了个头。
  大业十年,皇帝依旧一意孤行地进行第三次东征高丽。这一次高丽也顶不住了,向杨隋表现出投降的意思,这时候杨广没有趁胜追击灭掉高丽,满足于这个表面上的胜果,匆匆结束战争。结果这么一来,反而给了高丽喘息的机会,不久以后就继续我行我素,不听杨广的诏命使唤。说来杨广如此轻率地放了高丽一马,或许也有他不得已之处,本来就是强行出兵,军队和后方都不稳定。这时候天下的盗贼已经多如牛毛,光能在史册上露一脸的都可以数出十多拔来,那些更小的杂毛贼们就更不用说了。
  皇帝的脾气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日益恐怖,如果说往年进谏反对陛下的大政方针已经很危险,如今则更要被扣上“沽名钓誉”所以死了完全是活该的帽子。“我性不喜人谏”,杨广对自己的心腹臣子虞世基说到,“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是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杨广所言颇有道理,进谏为求名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甚至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都很多,这些是人之常情。不过天才长在杂草中,有用混于无用里,简单地叫大家闭嘴永远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同时,并非不吭声就能获得保全,有些人就什么也不做,名字叫得不好也不行。
  大业十一年的春天,郕国公李浑被满门抄斩,事情的直接原因有三条:一条是杨坚当年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洪水淹没都城,水中唯有一颗李树独立;一条是动荡的天下据说传诵开“李氏将兴”的谶语;一条是李浑和皇帝宠臣宇文述不和,宇文述诬告他。
  第三条也罢了,第一条和第二条未知是否真实,因为不排除李唐兴起以后为了给自家造天命,伪造前代故事的嫌疑。然而亦有可能为真,不过应该看到在当时的乱世中,应该是各种杂七杂八的谶言纬语满天乱飞,随便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大概都可以拎一个来吹吹牛。杨广特别地注意到了李浑一家,却是因为李浑的家族算来是“十二大将军家”之一,处于关陇旧家之核心重镇的地位,家世即盛,才能在乱七八糟的谣言里吸引眼球啊。据说恰恰李浑的名字就带三点水,侄儿李敏小名又叫“洪儿”,杨广愈发忌讳,故意说起父亲的噩梦来逼他们自杀。李敏终于没自杀,那么就只好被皇帝陛下他杀了。
  说起来,杨玄感造反时作他“谋主”的李密,是八柱国之一李弼的重孙。再说起来,八柱国里有两个姓李的,除了李弼还有一个李虎,而此时承袭唐国公爵位的李渊,名字里也有三点水。

个人其实蛮怀疑,李渊在大业九年底到十一年初这一段时间里,不光是饮酒纳贿韬晦韬晦。为了讨好他的表弟,大概他还做过其他许多见不得光的事。收罗骏马鹰犬献给皇帝陛下那是小事情,至于有没有伙着各位“奸臣”揣摩皇帝的心意整人害人,怕都要两说。因为尽管情况相似,但李渊的遭遇和倒霉的李浑大相径庭。就在李浑一家被抄斩以后不久,皇帝陛下到山西中部的汾阳宫避暑,李渊则被派到山西“黜陟讨捕”,得到关键的重要军权。
  说起来,汾阳宫在楼烦郡,大约是在李渊作该郡太守前后下旨修造的。演义小说里有杨广为了整李渊,让李渊在三个月里修造晋阳宫的段子。李渊为了赶造工期修了一片小巧精致的殿宇,虽然后来还是不免被人故意挑刺儿,在演义小说里靠着他家次子的灵机一动化险为夷。其实这个段子的原型是汾阳宫才对,此宫确实修得不太大,杨广在大业六年曾想扩建还有大臣张衡进谏他不要浪费人力物力。张衡为此也倒了霉,被贬职到最后赐死。
  但汾阳宫似乎真的因此没有扩建,到大业十一的夏天,随驾来到汾阳宫百官士卒都没有地方可住,在山野间结草搭棚居住,满山遍野望去,倒也颇为壮观。
  李渊就忙着在山西南北沿汾水河谷上下奔走,力图在皇帝表弟的眼皮子底下不出差错纰漏。
  按《大唐创业起居注》里的记录,李渊此时正式的官职名称应该是“太原道安抚大使”,对道内文武官员有“黜陟选补”的权限,从山西太原到河东地区的兵马都由他节制。李家开始“经纶王业”,当由此时算起。
  之前我们零零星星地看到一个生活优裕、聪明伶俐、活泼好动、外向开朗的豪门次子。可从相关的历史记载里,我们似乎又看到另一个李世民。这一个李世民是早熟的、心细如发的,许多同龄人甚至年长他不少的人,都远远没有他的见识深刻、思虑周到。未来大唐秦王纵横天下,每一战固然有许多传奇式的胜利场面,可反过来看每一战布局的谨慎和耐心,甚至有过于他的父亲。
  从九年到十一年、从涿郡到关中山西,虚岁十五到十八,实岁十三到十六,这短短三年原本是一个人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此时发生的一系列铺天盖地而来的剧烈变化,大概就是为李世民的“自我”意识注入另一种截然相反特色的根本原因吧。
  回到最开头的故事,按杜工部的诗句,那一次聚会时李世民有十八、九岁,唐人自然不会按西历算什么实岁,那么聚会的时间应该就在大业十一、十二年。
  王家夫人当真有那么厉害的“远见”吗,竟一眼看透未来?又或者此时的李世民如同演义小说里说的那样,头上有条龙乱翻,好像脸上都写满了“我是真名天子”几个大字?个人倒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慢说在场众人不会把王珪妻子的话当真,很可能王家夫人自己就不一定说得那么郑重。
  我们或可以从人情事故上来考虑。
  须知当时既然是名士云集,大家虽然仕途多不得意名头还是都有一些的。若对其中已经出名的某位成年长者赞美过分,不免引起别人的不服之心。可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大地夸赞一个尚未知名年纪最轻的少年人又是另一回事了。就象几家大人聚会,中间有一家的孩子也来凑热闹,大家很热心地说这小孩将来一定怎样怎样的好,即使话再过火也不妨事。正因为这孩子还完全没有名气,年纪又小,实际上是对大家最没有威胁的一个。另一方面来说,对已经成名的人赞美过度,不免被人视作阿谀奉承的丑态。反倒是对一个后学末进,不管怎么大力夸奖,都是“提携后辈、心胸宽广”的表现。
  所以实际上,王家夫人的一句话,可能根本是从一大段正常的社交话语里剪切下来的。话是真有,意思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闻的“这孩子,哎呀哎呀,长大了不得了”的变异版本,无所谓“远见”,当然也不是虚伪,只是社交场合里很正常的一种应酬方式而已。
  无论如何,当时的王珪和韦挺,都没有把被赞美的少年人放在心上。杜淹、杜如晦和房玄龄后来效忠于李世民,也没看出和这一场聚会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那一个一个的人物穿梭交谈,对于末座的少年,大家应当也不过是淡淡点头而过的一面之缘。
  不过王家夫人的这句话,亦未必全无所指。大业十一年的时候,天下之乱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尽管还没有走到全盘崩溃的最后一步,人们的心里充满了混乱不安是必然的,同时如王、韦、二杜、房等人,本也是胸怀大志却无缘一展的人物,将乱世视作机会也很有可能。这时候,出身八柱国家又有一个掌兵权之父亲的李氏兄弟,在众人里显出一种特别突出的地位,似也有迹可寻。若说王家夫人的一句话有什么玄机,亦当是与唐国公家族尤其是李渊的位置密切相关的。说不定两兄弟都在王家夫人的玄机所指之内,也可能确实因为李二更年轻可以说得更无顾忌所以表面上只提了李二一人,但不管形式如何,内容应该都更多地指向两兄弟的父亲和家族。
  大业十一年,是李世民第一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年份。按虚岁计算,他刚好十八岁,按实岁来考虑,则只有十六岁。不过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这时候的他,仅仅是一个“末座少年”而已。

第一章结语

  南北朝末年,经历了三、四百年大动乱的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新的稳态。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变乱冲击和外族入主,使得中国社会的形态发生了很多变化。承乱世之余重新统一天下的杨隋,面对的是一个尚未定型也不稳定的现实局面:
  此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贵族社会,地方上世族大家的势力是左右政权争夺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中坚力量。本来南北对峙天下二分,南方是学术文化优越的江南华族,北方是兼重文化和军事的关东高门,似乎未来的天下若要统一,也非此即彼而已。然而在北朝末年发生了“六镇之乱”,以宇文泰为首的一批六镇军阀进入被边缘化数百年的关中陇上地区,却一举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这样一个军事贵族集团。尽管成立时日很浅资历更是菲薄,但在意两代人中关陇集团之“西魏-北周-杨隋”,却成为了天下战场的胜利者。关东高门和江南华族,反而都变成了被统治的对象。
  在这个年代里,黄河流域仍旧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流域之经济崛起远在唐代以后。然而所谓之“地气东移”早已发生,即黄河中下游有着更加宽阔的平原和农业生产空间,所以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江南的文明尤昌来自于昔日“五胡乱华”时北方世族的南迁,但南迁之世族和长江流域的本地土著始终融合度有限,在天下统一之后江南华族的北归是十分迅速的。关中陇上据有黄河上游,地势四塞而狭促,本被边缘化了许久,经济文化都不算发达。但地理上适合军事攻防,再加上关陇集团的出现,遂使关陇旧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但关东的力量依旧十分强大,并且随着天下渐定,经济文化的作用日益突出,对于胜利者关陇集团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杨隋惩孤寡而兴,虽然靠着关陇旧家的力量得到天下,同时对昔日的同僚同辈又很有几分忌讳。杨坚一代雄主,为帝十分高明,并有许多开创之处。然为人之土财主性格过重,不仅新社会之建设做得还不够深度广度,又聚敛天下财富于国库府藏,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隐忧。杨广才智过人,却持仗国库充盈和国力的貌似强大,以宏大之规模和宏大之浪费所兴建的种种大业都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在一重剥削后又遭受二重、三重剥削,终于不堪重负盗贼四起。同时中上层社会的变乱之心未熄,杨氏即自外于关陇旧家,重视东都洛阳却仍旧得不到关东集团的真心认同,于是成就一个两面不讨好的局势。
  经历大乱世的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和未转型的十字路口徘徊,尽管战乱即将结束,社会已经充满了不稳定的因素。为此时代需要极富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和极具远见手腕的控制者,才智略输便可能身陷局中。其实杨广犯出种种错误甚至比较严重的政策失误也未必不可原谅。毕竟社会转型的时代,不,甚至在任何一个时期里,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什么绝世天才什么事儿都一干一个准。只是社会转型越大的时代,这个问题越显得突出。故智不可施、先王不可法的环境里,与其要求杨广去做一个无错无过的上帝,不如期待他有时刻调整自己的理智和柔韧。
  但是,杨广的个性却是在志气远大和聪明博学上,配了一个内向孤傲。从而使得他的行为表现为百折不变而缺乏弹性的刚愎自用,即使他对自己的一些局部措施有所调整,但一涉及到比较根本的问题他就变得十分顽固了。这最终使他成为陡然大乱的强烈催化剂,对此,人们可以鄙薄之、嘲讽之、谩骂之、憎恨之,再进而衍生到诸如“中国的封建制度XXXXX”这样的批判中去。最后,或者还是可以为之一叹息。
  在如此一个极盛极衰,大起大落的时代里,出身关陇八柱国家的唐国公次子李世民,在杨隋的黄金年代度过自己的童年,家族豪富、父母钟爱加上不错的外表和责任较少的次子身份,养成了他自信、骄傲、聪明、好动、好辩、贪玩、外向等等“生活在幸福之中的孩子”的特点。作为关陇旧家的子弟,他爱走马射猎,自己则箭术过人,有很好的军事技巧的训练。同时文化贵族的生活品味和优雅追求也渗透到关陇军事贵族的圈子里,李家富贵到了四代,李世民喜好围棋、书法、音乐、喧闹而有品味的饮宴、美丽温婉而多才艺的美女。
  然后,仿佛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下大乱、母亲过世、父亲用尽手段求取家族的平安和一席进身之位、刚刚成婚妻子的家里也遭遇重大不幸——如此种种,正好在他刚刚踏入青春期的时候兜头而来,在这个据说对人格和自我成型十分关键的时期里,巨大的反差和震荡必然将给他的性格带来另外一种印记。
  未来我们将看到“任性不羁”和“绵密审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点同时出现在李世民的身上。它们不是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的“中庸”对消,而是百分之一百和百分之一百的极致包容。乍一看这仿佛是人格分裂,可实际上却是自相矛盾的两个极端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微妙效果。正如“胡与汉、军事与文化”这两体四面的因素在他的一生中冲击和融合,最后都达到一种淋漓尽致的发挥。
  这是一个急剧冲击之后逐步融合走向定型的年代,这是一个新生的“新汉族”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这个年代里,在这个中国里,最后胜出的这一位年轻人,对组合出新时代、新民族的各方面因素将采取不偏不倚、兼收并蓄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并不是出于预设的中庸立场将各因素的锋芒磨去,而是以强大的包容性让它们共存,给予它们以锋芒毕露、积极发展的广阔空间。
  人们说,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是历史创造了英雄。或者确然,但是,说一句英雄“应时而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那,总是没错的吧。
  *          *          *          *
  最后,还是忍不住会偏过已经存在的历史去想,如果——
  歌中唱道,历史没有如果。
  可是,如果杨隋的天下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李世民的未来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或许用他自己的一个假想来回答这个问题最合适:
  “如果我在隋朝做官,最多做到三卫的职位,而且又懒惰又散漫,于时代也没有什么助益。”
  如果真是如此,又懒惰又散漫爱玩爱闹地度过一生,对于李世民的个人人生来说是否更加幸福呢?
  然而,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杨隋的天下终究是很快就要灭亡了。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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